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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指挥官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通过收买纽约市议会议员和控制股票的办法取得了纽约—哈莱姆铁路线的控制权。他后来建立了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发行掺水股票，发了财。他曾经说过：“法律有什么值得我关切的？我难道不是得到了权力了吗？”①丹尼尔·德鲁享有据说是第一个从事于后来被称之为“掺水股票”事业的荣誉。他用他在内战服役期间获得的一笔服役费购买了一群牛。他在把牛运到市场出售之前让牛吃盐，使它们口渴，然后尽量让它们喝水，这样在市场上出售的牛的分量大大增加，从而获得了一大笔利润。德鲁同杰伊·古尔德和吉姆·菲斯克一起转向铁路业，并且很快就使伊利铁路公司在丹尼尔·麦卡勒姆离开之后的日子里因管理不善而闻名。西部铁路老板特别坏，他们以科利斯·亨廷顿为首，并且在利兰·斯坦福的帮助下收买了议员，因为这些议员能批准他们免费获得政府土地，给他们以特权以及通过授与权力的法律。有一年，为了使国会通过一项法案，亨廷顿花了二十万美元。他后来抱怨说，国会一个季度的开支达五十万美元，并且还悲伤地说，“恐怕这个该死的国会将毁了我们。”②①马修·约瑟夫森：《残酷无情的大亨》，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公司，1934年，第72页。
②出处同上书，第357页。
并不是所有的“大亨”都是铁路主。约翰· D·洛克菲勒在建立他的南方改良公司和美孚石油帝国时表现出他具有冒险和狡猾的双重性格。通过与铁路合作，他可以少付运货费，并且向他的买主索取石油运费回扣。③安德鲁·卡内基一度拥有或控制了美国年轻的钢铁工业的三分之二。霍姆斯特德的罢工活动使卡内基在报界名誉扫地，因为他当时动用了克顿侦探事务所（被雇用来保护工厂的）警卫力量来对付工会的行动，而罢工工人用石头痛击并殴打了他们，后来，州的军队开进了工厂，并且确保工厂的全体雇员均为非工会会员。在此过程中，有14人死亡，163 人受伤。上面这些人是―至少在约瑟夫森看来是―美国企业主中最令人讨厌的像伙。
③出处同上书，第115…119页。另见文达·塔贝尔所著《美孚石油公司史》一书。纽约，哈珀…罗公司出版，1905年。
①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波士顿，贝科恩出版社，1954年，第4页。
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有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对企业界说来，达尔文主义可能只不过是为旧思想找出了一个新的装饰词而已”。②他声称，商人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需要法则时就制定法则，他们没有读过或听到过达尔文或者亚当·斯密的著作，对于抽象的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也不大关心。另一位历史学家很同意他的观点并说：“认为这种竞争的坚定决心是以达尔文的论据为基础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①很少有人对达尔文有充分的了解并能够“把生物学用来进行自我辩护”。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商人的思想和实践的影响能作出什么结论呢？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处于高潮时期，人们可以看到商人们和其他一些人设法通过联营、农会运动和工会等的协会的努力来避免竞争，而并没有让自然法则来自行起作用。商人们都是讲求实际的，人们从未看到过他们对知识界提出的社会理论表现出兴趣；因此这一次，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并未起什么作用。此外，企业家们所具有的众所周知的虔诚信教的本性―至少在星期日是这样―也是对那些倡导这种观点者的一个打击，而达尔文的思想对他们这样的人是否会有吸引力是令人怀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能使某些做法合理化，但是断定它就是占支配地位的哲学，是站不住脚的。
②爱德华·柯克兰：《企业界的梦想和思想，1860——1900》，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14页。另一个持这种实用观点的人是彼得·A·琼斯，《重访残酷无情的大亨》，波士顿，D·C·希思公司，1968年，第5…6页。
①雷蒙·J·威尔逊：《达尔文主义和美国知识界》，伊利诺斯州，霍姆伍德，多尔西出版社，1967年，第93页。
就十九世纪的道德价值观来说，企业和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大亨们”没有良心呢，还是他们为社会带来了某些好处呢？企业界人士的善心就象企业本身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包括艺术和文学的赞助人、社会工程的资金提供者、教会施舍者以及教育设施的资助者等。任何人都不会对发迹的人使用他们的一部分或全部财产的权利提出质问，毕竟这是他们的钱，他们愿意怎么处理就可以怎么处理。但是有限公司这个新事物的情况如何呢？它能否会有良心呢？它的管理人员和董事能不能拿出公司的一部分利润来支持与企业无关的事业呢？或者说，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是否只为公司所有者―股东的利益工作呢？由于在1883年英国的赫顿对韦斯特科克铁路公司的案件中创造了一个先例，公司兴办慈善事业的法律问题被搞得模糊不清了。在上述案件中，法院的裁决认为公司完全是作为一个获取利润的企业而存在的，其目的是为了向其所有者―股东平等分配收入。鉴于有了这个先例，公司负责人在向其他提出要求的人捐赠款项时就表现出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担心股东会提出诉讼。
虽然公司兴办的慈善事业可能会受到疑难，但是个人从事慈善事业是不会受到阻碍的。个人的善行可能是表示十九世纪企业家的社会良心的一种手段。这里只能提及一部分伟大的慈善家商人。埃兹拉·科内尔首先办起了电报事业，后来在西部联合公司中发了财，他拿出一些钱创办了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院（在纽约州的伊萨卡）；威廉·科尔盖特由于制造了肥皂而使人们更加神圣，他和他的继承人向一所学院提供了许多资金，因而该学院改而以他的名字命名；塞谬尔·斯莱特的合伙者摩西斯·布朗在普罗维登斯创办了罗得岛学院（1770年），该学院于1804年改名为布朗大学；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创始人约翰斯·霍布金斯也在巴尔的摩创办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大学；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海军指挥官）1873年留下一大笔遗产，后来用它把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所卫理公会的神学院改办成一所著名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
此外还有：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他捐赠了10万美元，使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所工商学院；爱德华·塔克（Edward Tuck ）―他为纪念他父亲，向达特茅斯大学捐赠了30万美元，创办了阿莫斯·塔克管理和财政学院（1899年）；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他创办了一所大学以纪念他的儿子（1891年）；约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他为一所技术学院提供资金（1870年）；詹姆斯·B·杜克（James B。 Duke）―他建立了信托基金会以创办三一学院（后来以杜克家族命名）。并不是盼望有一名慈善家支持的所有大学都会福星高照的。如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 ）曾拿出一张25万美元的期票捐赠给新泽西州麦迪逊的一所卫理公会神学院。该神学院后来开始办学，但是丹尼尔·德鲁破产了，根本无法交付许诺的那笔钱。①不过，这所神学院还是被命名为德鲁大学。
①见前引约瑟夫森所著一书，第20页。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慈善家：洛克菲勒在1896年向芝加哥大学捐赠了一笔款子，并通过一个普及教育基金会提供了几百万美元来教育南方的黑人，同时他在1937年去世时，还给以他的家族命名的这个基金会捐赠了5 亿美元的一笔款项供今后使用。卡内基在他1919年去世前的一生中共捐赠了3 亿5 千万美元，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就象进入这个世界时一样，分文全无。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大学和基金会是他所主张的“财富管理员”哲学的不朽的纪念碑。尽管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如此慷慨，但是，1915年国会劳资关系委员会仍然指责他们为社会的威胁。②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侵犯了政府的权限，这反映出人们担心商业界兴办慈善事业可能会加强商业界对社会的控制。
②引自克拉伦斯·沃尔顿所著《公司的社会责任》一书，加利福尼亚州，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出版公司，1967年，第41…42页。
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所得税和继承税使人们很难象十九世纪企业家那样积累那么多的财富，公司兴办慈善事业的法律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我们下面将谈到这个问题），公众对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所抱的期望也改变了。但是，我们今天却享受着十九世纪美国建设者兴办的慈善事业所带来的好处。
政治环境：从亚当·斯密到二十世纪1776年间问世的两个文献敲响了重商主义的丧钟，它们是美国独立宣言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美国继承的经济遗产主要是重商主义，但是，要求摆脱英国政策控制的压力却十分强大。在美国独立宣言公布的同时，斯密的著作在英国也出版了，它是一项经济独立宣言。
在1776… 1787年这段时间内，美国企业家和政界领导人广泛阅读和探讨了亚当·斯密的主张。斯密的著作与美国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中反对政府在经济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的那些人的哲学思想是相吻合的。斯密主张的放任主义倾向是宪法制定者可以接受的。第一条第八项授与国会赋课、征税、借贷款项、铸造货币、规定度量衡标准、惩办伪造货币者、颁发专利权以及“规定合众国与外国及各州之通商”条款等的权力。除了这些权力外，政府显然要对经济事务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而政府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