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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税赋收取，其实质是一种包税制法，中央政府将每地应收多少钱提前估好，然后将数额任务下放到下一级政府，下一级政府再按同样的方法向再下一级政府规定好任务，而下一层政府要怎么收税，收多少税，上面却是一概不管。这也是为什么明朝中央政府明明定了很低的税率，可到百姓头上却成了很大负担的原因。
“税务清单，是户部依各地情况而定的，不存在任务与清单脱节的情况。此不过诡辨而已。”
陈渊直接揭了那官员的短，让其顿时无地自容，马上羞红着脸坐了回去。
场面又一度陷入安静，陈渊见众人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显得有些生气，微怒道：“苛捐杂税，自是会产生一些多的银两，你们既然说不清为何要多收这些钱，那其中肯定是有猫腻了，难道说各位为了肥硕自己的腰包，才铤而走险，不惜违抗圣令？”
“大人，”这时一直未曾发言的任育民终于是坐不坐了，立马站起执言：“话到这里，看来有些事我不得不讲了。”
陈渊盯着他，见其胸膛起伏，胡须微抖，显然是有愤言，于是便说：“任大人有什么话可直说，不必隐隐藏藏。”
“那总督大人就别怪下官莽撞了。大人深在宇内，常伴御前，远离事俗，可能有些东西您并不了解。如今官场之风气，可以说是处处用钱，官官爱钱。
一个州、县每年在上交国家正税之外多收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每年应向上司分几次进献多少馈赠，办理某一事务要送有关部门多少钱，都有惯例数字。
京官比较‘清贫’，因而进京的地方官照例要对在京的同乡、同年、同门、亲友馈赠一番；京城的高级官员还有义务在三大节等重大节日向低级官员的同乡、门生、故旧例行馈赠。刚刚释褐的进士因为还没来得及捞钱，通常都要在回籍的路上，甚至绕道去拜访有同乡或是门谊的地方官，实际上就是去讨要馈赠，美曰名号‘打抽丰’。
每年进京朝觐，京城的御史、给事们号称‘开市’，这一项又要花费巨大。
如今说到害民，都归咎于我们这些地方官员不知廉洁，我们怎么能廉洁呢！我们的俸薪有多少，上司想方设法勒索，过往官绅要打抽丰，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这些钱不能从天而降，我们不是只能在税赋上下功夫了吗？”
此话一说，马上就引来了众官的附和，任育民完全是说出了大家苦命的心声。
任育民所讲的事还真的是一大问题。在明代，官僚俸禄是相当低的，一个普通知县月俸只有老米7石5斗，按市价合银不到十两。即使官至最高级别的正二品的尚书，一月的俸禄也不过61石米。但一个官员的开支却是很大的，除了养家糊口之外，还要有大量的上下应酬，要雇用幕僚、跟班甚至轿夫，要在各种场合摆出应有的排场，更不要说奢侈挥霍以及在家乡置办田地房产了。可以说，一个不贪污不受贿又没有大量家底资产的官僚，跟本就活不下去。其实上，如果陈渊没有盛广泉的支持，他在京城也很难生活。
既然朝廷的制度实际等于默许官僚贪污受贿，甚至是要求官僚贪污受贿，因而200多年来官场的贪污受贿有制度化的趋势。
对于绝大多数官僚来说，贪污受贿不仅仅是为了维持起码的正常的开支，而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发横财。制度化的贪污受贿为常例以外的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从来没有成文规定，“合理”的贪污受贿和“不合理”的贪污受贿根本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果严格依照法律，“合理”的常例也全是违法，按照洪武时定下的条例，“入人十贯”就应判绞刑；但在举国上下贿赂公行的情况下，就是超出常格了，官场上的人们也宁愿视而不见。这就使得利欲熏心者有了大得其手的机会，特别是了天启，崇祯时期，严重的政治混乱造成了大部分官员都是醉生梦死，能捞就捞，贪贿之风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崇祯初年的时候，雄心满满的崇祯帝也曾想过整治一下贪污腐败的问题，曾有一御史韩一良直接向崇祯帝点出了其中门道，甚至献身说法，“大破情面”，但当吏部尚书王永光要求其指出朝中贪污之人时，他又畏首畏尾，只纠出了周应秋、阎鸣泰等几个已经被打倒的著名阉党分子交差，让崇祯帝大为恼火，最后这事只能不了了之。
本章完
第52章 江南复社（）
官场腐败之风，是明朝百年所形成的。陈渊之前虽有过了解，也有心想打压打压，但这种风气存在时间之久，已深入大明根基，光凭陈渊一人，跟本改变不了什么。
腐败之源来自京官，京官向地方索贿，地方便只能在赋税上下功夫。陈渊无力改变腐败风气，也就清不掉苛捐杂税的问题，一时之间，他又陷入了死胡同中了。
“必须得想办法对抗京中官僚才行。”陈渊到现在才意识道自己的力量薄弱，有了想培养自己在朝中势力的想法。
京中官员大都抱团结党，把控朝廷舆论，左右朝廷政策。在新政刚刚施行时，陈渊就见识过他们的威力，群起攻之，不死不休，若不是依靠崇祯的信任，新政很可能要腹死胎中。
但从另一方面讲，陈渊之所以能得到崇祯帝的信任，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陈渊在朝中无朋党，可现在陈渊想培养自己的朋党对付朝中贪吏，崇祯还会那么信任他吗？
所以说这个问题还真是无解！有得必有失，陈渊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几日后，陈渊已大致与扬州各官场人物都会了面，基本了解了本地赋税情况，于是便准备想方设法开始解决一些问题了。
一日，陈渊正与扬州知府任育民洽谈新政，忽然陈岩跑来报告，说衙门外有一群文人士子想要求见。
“文人士子？都是些谁啊？”陈渊问道。
“不知，他们只是说自己为复社成员。”
“复社！”任育民马上跳了起来，一幅如临大敌的模样。
“任大人这是怎么了，区区复社就吓得你直跳脚？”陈渊有些好笑地问道。
“大人深在北地，对复社之威当然是有所不知，这复社都是些未出仕学人组成的社团，他们名为八股制艺，却专喜议论时政，比之东林亦在其之上，东林之力在于朝堂，复社之力却在民间。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若是得罪了这些人，恐怕祸至不远矣！”
陈渊好奇，又问：“既然复社妄乱朝纲，朝中大夫们就放任他们肆意吗？”
任育民苦笑，说：“那能怎么办？复社之流与朝中大员本身就有亲密关系，侯荀侯尚书之子侯方域便是复社四才子之一，其它诸如黄尊素之子黄宗羲、魏大中之子魏学濂、周顺昌之子周茂兰等，更是东林一脉的子弟。
再说复社的宗旨，‘复古文之经典，尊圣贤之道义，’本来就被一些官员所推崇，所以有些人便有意保护复社，最后让它更加难管了。”
陈渊惊异，以前他倒只听说东林党，浙党，楚党怎么怎么厉害，想不到复社一个民间团体也有这等威力。
其实话说起来，像复社这样的民间社团能够兴起，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是有很大关系的。
明朝中后期，各地的士人都有一种结社的风气。最初结社无非是为了论文与交友两个目的。论文就是讨论八股文章的做法，以便应付科举考试；交友的目的则是要扩大社会关系网，仍然是为了科场的顺利，鹏程万里。所以总起来说，结社是士子们为了走向官宦之途所做的一种准备工作。
由于当时的士阶层实际上是把做官当成生命归宿和出发点的特殊职业集团，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内容和赖以实现自我的基本手段，这个结社就有了无比重大的意义。在天启到崇祯年间，各省几乎无处不社，文明繁华之地的社团更是接州连邑，数不胜数。
结社多了，就渐渐出现了专门吃结社饭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社团活动家。在天启崇祯年间，最著名也是最有活动成效的社团活动家就是太仓的张溥。
张溥字天如，出身于世家，伯父张翊之做过工部尚书。但他是婢女所生，子以母贱，在家里没有什么地位。小时候，伯父的家奴经常欺负他，他恨恨地咬破手指在墙上写了“不报仇奴，非人子也”八个大字。那家奴见了，却嘲笑他说：“塌蒲屦儿何能为？”他只能泣而含恨，发愤读书，昼夜不辍。但书读了许多，科举功名上却一直没有什么进步，年近30岁了仍然只是一个秀才。
于是自天启年间起他便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结社活动方面，先是与同乡好友张采和常熟杨彝等人在苏州拂水山房的基础上办起了一个应社，而后又在崇祯二年，把江南有影响的云间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的社团，取名复社，意为复兴天下。复社由此而来。
复社自成立后，广交社会名流。张溥本人就是一个活动家，在他麾下又有几个特别善于奔走的人物，几人奔走于大江南北，结交学者名流，高官显贵，为复社扩大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这些活动家们的大力活动下，复社的影响日增，队伍日大，松江的几社、河南的端社、浙西的闻社、浙东的超社、江北的南社，江西的则社、湖广的质社、山东的邑社，还有一些名目繁多的小社，都汇聚到复社中来，才子名士多成了复社的社友。
张溥不愧是个领袖之才，人员多了，地域又分散广大，他就以州县为单位分别设立支部，指定社长，负责发展组织、指挥行动、通讯联络。又分选社员文章作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