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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利三世首次进行宗教改革时，清教徒曾提出将天主教所有节日废除（甚至包括圣诞节和复活节），只过两个节日：斋戒节和感恩节。前者是在重大灾难发生后响应上帝的惩戒；后者则是在重大喜事发生后感恩上帝的赐予。亨利三世去世后，天主教势力卷土重来，这种激进改革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在此期间移民美国的清教徒，很可能只是将他们的理念付诸实施而已。
后来，感恩节流传得越来越广，并被新建立的美国政府确定了日期、宣布为正式节日，成为现代感恩节。
至于英国本土，虽然新教取得最终胜利，但并不如清教徒想象的那样，而是一种同天主教妥协后的中庸教派。尽管如此，它对世俗上的影响仍然深远。
说到社会救济制度，绝对绕不开宗教。在中国，救难济贫的责任者和主导者一直都是政府；在欧洲中世纪则一直是教会。
天主教掌握着上帝的话语权，他们说“向教会捐赠累积善业死后能上天堂”，自会有富贵人带着钱财上门，并不担心救济款来源。而新教主张“因信称义”，只要心中有上帝就能上天堂，换言之这跟你捐多少钱没关系——结果可想而知。
十六世纪30、40年代，英国几乎解散了全国所有天主教基层组织，没收了大部分财产，本就捉襟见肘的社会救济系统也随之陷入全面瘫痪。对于因圈地运动而出现的大量失地农民来说，这简直是雪上加霜。
这促使英国转向政府主导型救济政策。
救济制度出现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由原先的“只要贫穷就救济”，转变为有选择性的救济，强制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进行劳动；二是救济款项由财政支出，并一度强制征收济贫税。（后世管这叫“国民收入再分配”。）
经过几十年的尝试摸索，英国颁布了在社会救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是的，名字指的就是那位女王）。现代救济制度的雏形已经完备。
对于陈旧落后的法国救济系统而言，它的借鉴意义不言自明。
固然，后世的救助理念比此时英国更先进、更高效，但要切合当前实际，却不容易。
光是登记人员信息这一步，就有很□□烦。后世很容易找到受过教育的工作人员，又有电脑辅助管理，储存分类汇总相当容易实现。
此时呢？能雇佣到的人大部分目不识丁，救济院只有五个人识字——三个修女，两个助理神父；在开始登记的头几天，因为得从零开始，他们要给每一个救济对象登记。
要一个一个面对面询问，而对方可能是任何人，包括记性不好的老人、还没晓事的孩子、脑袋不大灵光的障碍人士，或者极度不合作、故意答非所问的顽固分子，等等；效率可想而知。
到了发放救济的时间，排队等待登记的人更是骚动不已，鼓噪着要求快一点，甚至破口大骂——以往他们只要报个名字就能领到食物的。每天领取食物的有两三百人，集中在发放时间涌入，要是等待过久，场面会变得怎样混乱，玛丽几乎不敢想——不排除发生暴力事件。
但又不能给没登记过的人发放食物了事——这么做只会让他们参与登记的积极性更低。
幸好玛丽早有准备。
预计登记忙的问题只会在头一周内出现，为此出高价花精力找寻能写字的书记员不划算，她的办法就是借人——从修道院。修道院里有不少贵族子女（他们恐怕不肯来跟这些平民打交道），但同时也有中产阶级家庭出身、或者被修道院收养的孤儿。王储妃的名头挺好使，借一两个人的要求也不过分，问了五家院长，他们都好声好气地答应了。
人手增加，效率提高，但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为了鼓励登记且最大限度减少重复登记，每个登记的人都获得一个编号。再次领取救济时，报上编号的人可以优先领取。如此一来，既能引导大家接受登记，又不至于让人没有饭吃。
为防止出乱子，玛丽当天亲自坐镇救济院——当然没有露面，想也知道那会使场面更混乱。
一些意外状况还是不能避免。
比如修女修士习惯用罗马数字登记编号，玛丽发现后，要求用阿拉伯数字。理由很简单，平常当然会刻意加点或空格，但现在要赶时间啊，匆忙之间写个viiv，你能分辨这是6和4还是7和5或者别的什么吗？那些写花体字的也请打住。简单明了易分辨，是文书工作的最基本要求。
再如，不少受登记者不是对这串字母数字的五位组合不上心，就是想记也记不住，结果第二天还是来排队登记。如果在社会普遍数字化的后世，这种情况不会这么频繁的发生。
好在这都是小状况，只要及时应对，就不至于扩大。
到了第三天，需要登记的人已经大幅度减少；到第七天时，就只剩零星了。
这一关总算顺利度过；玛丽少不得举办一场小型舞会，犒赏所有工作人员。他们中不少是人生中第一次到这样的场合，竟然就受到王储妃的招待，几乎欣喜若狂。维耶尔神父提醒她，礼服会是一笔不菲的花费，于是玛丽干脆自掏腰包，为他们每人定做了一套。
她知道这场舞会会引来宫廷人士的一些批评——假如她只邀请修女修士，到不至于会这样，但连那些“卑贱的”女工也请去？这简直是自降身价。
不过她觉得值当。千金买骨的故事，她难道只是说说而已？改革不过才迈出了微小的一步，今后要用人的地方还多着呢。
第112章 贫民习艺所（）
玛侬先前苦求不放的劲头立刻没了，浑身僵硬，埋头缩背，不敢抬头看一眼。这可是王储妃，听说会是未来的王后，她恨不得把自己的呼吸都给停了，生怕惊扰了大人物。
一旁的女工暗自发笑。自己第一次见王储妃时，也是这副样子。
卫兵没有报出玛丽的头衔，是以只有工作人员知道她的身份。理论上他们应该行礼，但她有言在先，如果不报头衔，就是不希望惊动任何人。
女工不小心喊出声，只有玛侬听见。幸好玛侬紧张得忘了行礼，不然又是麻烦。
忽然一阵花木的淡香，玛侬眼前出现了天蓝色纱裙。惊地抬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王储妃竟然走到了面前。
玛丽冲她点点头，同女工打招呼：“米莉，今天看来脸色不错。一切还顺利吧？”
米莉快活地笑：“都好的。您呢？”
“一言难尽啊。这位女士是来接受服务的吗？”
“是的呢。”
主啊！玛侬耳朵嗡嗡响。王储妃竟然称她为“女士”？她哪儿配得起这样的高尚的称呼？
“已经登记过了吧？女士，您记住自己的号码了吗？”
玛侬满面通红：“什……什么？号码？”
米莉提醒：“就是刚刚修女给你念的编号。”
“……我……”仔细想想，是有那么一串，可她根本没留意，“忘、忘记了。”
“应该提醒她这很重要，也能省去你们今后的麻烦。”
米莉低头应了一声。
如果放在后世，印一张大字的注意事项，架在玻璃上，也比现在一次一次说效率高；可惜放这个时代不行——玛丽是真恨不得成年识字率马上达到90％。
话又说回来，在法国扫盲，比在中国容易得多。只有26个字母，读音又和拼写挂钩，看着单词就基本上能读出来。这一点上甚至比英语还要容易——英语的发音规则变化多，又大量引进外来词（法语最多），发音常常既不全照原语言又不全按英语规则来，搞得人头痛不已。法语发音基本照规则来，变化少，所见既所读。
所以为什么法国人鄙视英语来着。
扫盲是一定会纳入玛丽的规划中的，眼下饭还得一口一口吃。
“没关系，很快我们会给每一个登记人员发卡片，卡片上有编号，只要给这儿的修女看，她就知道你的号码了。”
玛侬望着对方发怔。那干净得像牛奶一样的皮肤，淡雅好看的衣服——她真不知还能怎么夸她；相比之下，自己简直是一只泥沼里滚出来的□□。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堂堂王储妃会这么亲切地同她讲话。她不断点头，根本再说不出半个词。
米莉要活泼大胆得多：“您不知道，她刚刚还问我怎么才能在这儿工作呢。”
“哦？只要依靠救济，就算是什么也不干，你也不会饿死。为什么还想要工作？”
玛侬手指绞着灰扑扑的裙边，没法撒谎，也不想撒谎：“为了我的孩子。我不想让他只能吃饱而已。我想攒点钱……至少可以让他学点什么，不要像我这样……”
玛丽不置可否。
“你觉得，跟别的救济院相比，这里的人是不是有点少？”
“确实是这样。”这是玛侬早就存着的疑惑了。就算把病人都安置在别的地方，剩下的人也不该这么少。
玛丽轻轻一笑：“米莉，你可以告诉她关于习艺所的事么？顺便告诉她，很快女子习艺所也会开设。”
一位叫保罗·斯莱克的学者在他关于英国早期救济制度的论文中这么说：英格兰对欧洲福利政策的首要贡献不是征收全国性的济贫税，而是贫民习艺所。
《雾都孤儿》描写过贫民习艺所；主人公在这里受尽了压迫和磨难，因不堪忍受而逃离。
严格地说，按照后来的观点来看，贫民习艺所相当不人道。它的英文名动改造所”，是把没有工作、居无定所的流民，当做囚犯来管理。“习艺所”这个词，则是在清末年间，终于开始睁眼看世界的官员、学者在西方考察游历时，隔着一层模糊的玫瑰眼镜看到它，而做的翻译。
然而，后世看不人道，不代表在当时就不先进，否则它也不会使得清末有识之士纷纷游说建议、甚至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