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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 宋明炜著 台湾业强出版社1996年版）
《麓山雏唱》序
？ 罗成琰
前言后语
很久没有读旧体诗词，更没有写旧体诗词了。
记得在中学时代，我曾一度痴迷于旧体诗词，并尝试写作了一些根本称不上是旧体诗词的“旧体诗词”。那是大革一切文化的命的年代，唐诗宋词属于“砸烂”、“横扫”之列，我能读到的只有一本红灿灿的《毛泽东诗词》。正是它激发了我对旧体诗词的爱好，并成为我虔诚临摹的标本。我把它背得滚瓜烂熟，记得刻骨铭心，然后十分稚拙地写了一些所谓“七律”、“七绝”、“满江红”、“渔家傲”之类的习作，充溢其中的是当时泛滥成灾的政治热情和标语口号。稍后，总算有机会接触到了《唐诗三百首》及《三国演义》、《红楼梦》中的诗词，便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偷偷地将其抄在一个笔记本上，吟咏之，赏玩之，模仿之。人也似乎成熟了些，知道用诗词来感时忧国，喟叹人生，寄情山水，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少年感伤，写下了诸如“薄暮人迹稀，唯我登高行”、“忽话人生念归宿，茫向苍天思远征”、“盼春回大地，湖畔细看柳”之类的诗句。然而，诗词格律仍是不懂的，只会一些简单的押韵。
直到上大学，才真正进入了古典诗词的殿堂，才开始补上姗姗来迟的诗词发蒙课。但令人不解的是，当初那种怦然心动、陶然心醉的艺术感觉没有了，那种诗绪如潮、不吐不快的写作冲动也消失了，代之的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和考试的需要作机械的背诵和乏味的分析。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而众所周知，现代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建立在古典文学的废墟之上的，是将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视为“推倒”对象的。胡适们提出的“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绝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的观点，给我以深刻的影响。我也曾撰文，同样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告旧体诗词已经终结，认为它原本是低下的、封闭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是缓慢的、呆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在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它已经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这样，我便同旧体诗词由相恋到相弃，分道扬镳十余年。
这次有机会读到湖南师大中文系学生十年来诗词创作选辑，我的心被极大地触动，甚至可以说是震撼了。我没有料到，在流行音乐、卡拉OK、的士高、电子游戏机以及花样翻新、更迭迅速的第×代新诗风靡校园的时候，竟还有一群莘莘学子在默默地写作旧体诗词，在古典诗词的沃土中汲取营养；我更没有料到，我们中的一些人居然将旧体诗词写得如此精彩，如此娴熟，或言志，或抒情，或咏怀，或写景，或叙事，既有古典情趣，又有时代气息。读了他们的作品，我不仅为自己当年的少作汗颜，同时也为自己偏激和武断的旧体诗词观而羞赧。诚然，旧体诗词毕竟诞生于遥远的古代，它的一些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表现方法等的确同生活节奏快速、生存竞争激烈、人们心态躁动的现代社会相去甚远。但是，仍有一些永恒的主题需要吟咏，仍有一些漂泊的心灵需要安顿，仍有一些闲情逸致需要抒发，仍有亘古不变的大自然的美需要描绘，而这些有时恰恰只有运用旧体诗词的形式来表现才别有一种意味，别有一种情致，别有一种神韵。尤其是在当今人类面临着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危机的精神困扰，面临着现代文明逐渐成为一种对人异化的客观力量，反过来窒息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时候，旧体诗词所蕴含的一些传统文化的美质和美感就更具有诱人的魅力，它能使人精神返乡，灵魂归朴，心态趋静。因此，旧体诗词在现代社会中仍将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超越时空的。
不过，要真正写好旧体诗词并非易事，并不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便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横溢的才情，渊博的学识，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修养，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除此之外，至关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意识。须知我们面对的是浩如烟海、成就斐然的古典诗词，它们如同古希腊艺术一样，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一种艺术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艺术范本。这既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又是一座巨大的囚牢。置身于其中，常使我们感到难以突围的痛苦，常使我们处于“学语”甚至“失语”的尴尬状态。这也就是这本选辑中的不少作品在主题、情调、境界、意象、句式以及词汇等方面都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的原因之所在。所以，我们写作旧体诗词时，一定要有独创性，“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要写出自己的真性情、真感受、真见识。只有这样，庶几有望越“狱”成功。
顾炎武云：“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对此我十分赞同。不过，这次读了《麓山雏唱》集，颇多感触，便忍不住明知故犯，拉拉杂杂写下了这样一篇不像序的序。
（《麓山雏唱》即将由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
面对基督
？ 刘元举
前言后语
一个写书人在作后记时，大凡都要感谢一些人的。这样一来，后记这种文体差不多变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感谢信了。感谢还是必要的，但不能够也不应该掺杂着敷衍和应酬的成分。
原本是不打算写这篇后记的，但是，写完书后，连日来的疲劳一下子就找上来了。我瘫坐在沙发上，恍惚的目光在摆放杂乱的书柜上飘散着，却渐渐地凝聚到了一尊木质塑像上。这是基督的头像，是我从巴黎的圣心大教堂请回来的。这尊圣像很独特，充满了人情味儿，我第一眼看上去就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他凄楚哀惋，悲天怜人，好像人世上所有的苦难，都在那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皱褶里凝固了，再也无法流淌出来。
我不是基督徒，我万里迢迢把这尊圣像请到了我的书柜上并非出自宗教的信仰，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因为他有一张平易近人的面孔，那上面对于苦难的敏感度丝丝缕缕地牵动了我的心。就好像他在对我诉说着什么。教堂的光线是从那圆形的彩窗投下来的，这种光线本身就充满忧郁。在这种光线下端详这尊圣像，便唤起我许多慈悲。现在想来，或许正是缘于这种慈悲感，我觉得他与我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他在那一瞬间让我感到有些面熟，好像他就生活在我的身边似的。当我为这种奇特的感觉惊讶不已时，我终于明白了，他酷像我的一位朋友。
我的那位朋友也有着这样一张清瘦敏感的脸，那上面也蓄满忧郁和苦楚。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他也极不合群。有时候他会说出一些非常奇怪的话，比如，他曾经说过，他活不长，他还说过他不是凡人，他是耶稣。他说这些话时，我们谁也没当回事，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让我无法平静。
他比我起码要小六七岁，也就是说，他是在人生最好的年龄段上故去了。他死的那天是一年当中的最好季节，也是一天当中的最好时辰，他临睡前还在捧着一部圣经。那部精装本圣经倒扣在他的床头，我的朋友李小路也就这么扣着身子离开了人间。
他留下了一个五岁的儿子。五岁的儿子神经极其敏感。我始终没有搞明白神经过于敏感与聪明绝顶是不是一回事。人们不敢告诉儿子父亲去世了，只是哄骗他说，你爸爸去美国留学了。儿子疑惑地说：他英语一点不会说，还能到美国留学？
我得知噩耗已经是三天后的事情了，是他的父亲在送走了儿子，把一切善后的事情都处理妥当了，才打电话告诉我的。他说我是小路的朋友，不能不告诉我。我问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说怕给我添麻烦。我无话可说。我的悲伤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天的风特别大，把行人刮得东倒西歪，我就是这么东倒西歪地赶到了他们家。小路与父母住在一起。他离婚以后就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的母亲是报社的资深编辑，她的敬业精神可以得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从事文学创作的全省作家和作者们的衷心拥戴。她把她的热心和感情都奉献给了她所从事的事业，却忽略了她在家庭中应承担的责任，其主要的损失体现在唯一的儿子李小路身上。
李小路从小体弱多病，忧郁孤僻。一九七六年我去过他家。那时候他读小学。他不欢迎家去任何客人，当然他见了我也没话。他喜欢读书，但功课却不大好。他没有考取大学，就到了省图书馆上班。我与小路真正的交往，就是从他到图书馆上班时开始的。
图书馆与我们作家协会仅一墙之隔。早年是没有墙隔的；都是张大帅的府邸，我们住的是大青楼，他们图书馆是少帅府。少帅府的院子比我们的院子宽敞，房子也比我们的多，花草树木都还像那么回事，相形之下，我们作家协会就像个不怎么讲究的大杂院了。我每次去图书馆，都走地下室的一扇小小的后门。我每次去借书也都是通过李小路的关系“走后门”。我可以借出任何想借的书，别人借不出来的书我也保证能借出来，因为有李小路。我用不着办图书证，总是用李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