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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疗技术，确立了新的精神病理概念系统，他在努力使精神病人得到人道主义治疗的总的历史进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皮内尔的开拓工作之后，除了埃斯基洛之外，还应提到美国费拉德尔费亚的本杰明·拉什，德国柏林的克里斯蒂安·雷伊，英国教友会教徒威廉·图克，特别是美国的多萝西娅·琳德·迪克斯，在为精神病人获得人道待遇，在对待精神病人从冷酷到仁爱的历史进程中，冒着巨大的风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我的“鲁迅研究”
？ 止 水
书的故事
鲁迅研究早已是一种高深的学问，有许多专家与学者在努力钻研。我虽然在三十年前，便不求甚解地通读过一回十卷本《鲁迅全集》，对于今天的鲁迅研究，仍然全不入门。故而这里所说的“研究”要打上引号——说白了，只不过是我对旧版鲁迅著作的搜求而已，僭自称为研究，在专家们眼里，大约不免要有点左道旁门的味儿的。
再说一句实话吧，对于“绍兴周氏兄弟”（斗胆借用一句专家们的术语）的著作，我在有志于藏书之后，首先发生兴趣的是周作人——当时觉得，鲁迅的书到处都有，而周作人的，自不会多。而且在绍兴的鲁迅纪念馆里，我买到的是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封面及书脊作“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从版权页）一九八○年十一月版的《知堂回想录》，不久又在南京古籍书店买到了一九○八年初版的《匈奴奇士录》，从《知堂回想录》知道署名的“周？”就是周作人，不由格外地兴奋。不过，当买到钱稻孙的《樱花国歌话》，读过周作人那篇不耻于国人的序言后，我对周作人的兴致顿时大冷，实在担心会再淘出什么让自己心寒的东西来。
这时也已经明白，鲁迅先生的著作，姑不论内容，单说版本的丰富吧，就足以成为一项雄视书林的专藏！而且更不是到处都有——我手中有浙江省立图书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九日编印的《鲁迅著作与鲁迅研究》，其中的“本馆未备鲁迅书目”就多达四十余种，而版本的短缺就更多，如二十卷《鲁迅全集》，该馆便只藏有一九四八年的第三版。在又过了数十年之后的今天，以个人之力，再想完整地搜集先生著作的各种版本，简直就没有可能。
当然我也不会甘心放弃。我既以民国旧版书作为自己的一项专藏，怎么可能缺少鲁迅先生的著作呢！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的变通办法，是不再奢望完整，只希望在每一类有代表性的版本中，我都能备有样本。夸张地说，这有点像考古学的办法，从一鳞半爪来复原出全貌，即不似亦不远矣。思路一开，书源也就开了。十余年来，我陆续搜集到的鲁迅先生著作零星旧版，竟也达数十册之多。比如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我便觅得了鲁迅全集出版社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普及本初版、一八三八年八月十五日普及本再版、一九四六年十月再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的零本二十余册；几可配全一部；且由此可知这几种版本的形式与区别。书籍版式上的某些特征，往往在未见原书之前，是无法想到的。比如此书每卷之中，多收数种著作，而在每两种著作之间，都留下一幅全空白双页，这一点在叙述版式甚详的《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中就没有提及。且上书在介绍本书的版次时；没有提到一九三八年的再版。实则一九四六年的“再版”；应是第三版了；在介绍第三版装帧时说“淡蓝布封面，报纸精装本。书名烫银字”。而我所得却另有大红布封面、书名银字烫于书脊上者；此处也应说明有两种色布封面。在介绍第三版版权页时，上书说“总经售兼印刷者作家书屋，上海中正路610号”肯定有误，应为“总经售兼印刷者：作家书屋，上海中正中路610号”。中正中路即今延安中路，“中”字不可少。各版定价亦有变化。此书初版印刷二次，初印一千五百部，同年八月再版印一千部，不知是否包括甲、乙两种纪念本的四百部；而三版和一九四六年十月再版均仅印一千部，于今存世数量可想而知。曾听苏州书友说苏州古旧书店有全套二十卷，售价仅五百元，急去看时，则全属子虚乌有。听说南京一位报人藏有一部带木箱的乙种纪念本，亦未能寓目。
十卷本《鲁迅全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九五六年十月至一九五八年十月间分卷出版，今虽不难得，但版别上亦有讲究。其中灰漆布面精装本与淡绿纸面、灰布书脊普精装本两种较多见；而灰布精装封面上压印凹凸鲁迅正面像、书脊压印红漆字书名、蓝色涂顶、天地头特宽广的重磅道林纸精印本则较少，我所得为其第五卷，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印五千册，三十余万字，定价四元七角，在当时的出版物中，要算是非常高的了。
与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密切相关的，是唐？先生所编、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全集补遗》和《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前者收鲁迅先生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的杂文、序跋、通信、译诗等共三十五篇，“备考”五件，附录七篇，访问记一篇，书末并附《鲁迅先生笔名补遗》、景宋《读唐？先生编全集补遗后》及唐？《编后记》。但其中误收了《艺文杂话》、《百草书屋札记》、《儿时》等三篇非鲁迅先生的作品。此书先后印过八版，总印数也不过一二五○○册，一九四六年十月的初版印了二千册，我所得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版平装本及一九五一年二月五版红布面精装本；均仅印一千册。重要的是后者，其中所收除零星散稿一○四篇和《小说备校》外，还收有迄今各版《鲁迅全集》均未收入的两种自然科学专著，即《中国矿产志》和《人生象羋》。《中国矿产志》系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与同学顾琅合著，另附有《中国矿产全图》，达到了当时中国科学的先进水平，曾得清政府农工商部认可，并得学部审核批准为“中学堂参考书”，自一九○六至一九一二年先后印行过四版。《人生象羋》是鲁迅先生一九○九年在杭州任教时编写油印的生理学讲义，未曾刊行过。该书一九五二年初版印三千册，次年六月再版增订本亦仅印三千册，据倪墨炎先生认为“早已绝版，恐怕连年轻的研究工作者都很难找到这两部专著了”，我却有幸得到了一部再版增订本。此书后且附有《鲁迅先生笔名补遗续》、《重订鲁迅著译书目》、唐？的《编校后记》、《关于编校的一点说明》、《再版题记》及《续编拾遗》五篇等，其中颇有鲁迅研究者所应重视的材料；如《域外小说集》的版本；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与唐？《晦庵书话》均只提及东京本与上海群益书社本，只有此书中说明群益书社本“后归中华书局重印”，重印时间则在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
在出版二十卷本《鲁迅全集》的同时，鲁迅全集出版社便着手将全集所收著述二十九种和翻译三十二种分别以单行本形式出版。《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述此甚详，但亦有失误处。如说鲁迅全集单行本版权页“上端横印‘鲁迅全集单行本’、‘著述之部×’，及书名，并钤鲁迅朱印白文版权证印花”，而我所藏《花边文学》单行本的版权页上端，就没有“著述之部×”字样。又如编者据《十月》单行本后《鲁迅全集单行本总目录》所载，以为“‘著述之部’29种，‘翻译之部’31种”，先是认定全集中收入的翻译作品亦为三十一种，其实全集中所收翻译作品系三十二种，只是编者在《鲁迅全集》条目后所附“本书总目录”中，漏载了第十七卷中的《文艺与批评》和《文艺政策》二种；后又认定“翻译之部”总数即为三十一种，其实《花边文学》单行本后所附《鲁迅全集单行本总目录》“翻译之部”，即明载为三十二种。编者且自述曾“查多种《鲁迅全集单行本总目录》”，不知为何仍有此误。随后在介绍第二张单行本预约单时，说到预约出书日期，“11月5日出版《彷徨》、《花边文学》，后文又说“据预约单所列单行本书名和已见的单行本初版，两者比较表明：一、预约单所载出书日期与版权页所印日期，除《呐喊》和《而已集》两书，比预约单所载日期提前外，余均相同。”而《花边文学》单行本初版日期即明标“民国二十八年十月廿日出版，”可见其立论之草率。
鲁迅全集单行本后有数种重庆重版本。解放后的版本当更多也更易得些。但也有一种值得一提的，便是华东人民出版社的重印本。我所得的一种为《集外集》，封面全白底色，仅中部竖印书名及作者名；扉页亦仅中部竖印书名，下标“杨霁云编”；版权页仍为长方形黑线框，但没有了鲁迅的版权证印花，原著者、编纂者、出版者仍同原版，发行者改为“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最左一栏分两行竖排“华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五月根据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全集》单行本印行二○○○册”字样；封底中部有鲁迅全集出版社标志。
鲁迅著作的毛边本，一向为藏书家所重视，因为据说鲁迅先生爱将初版做毛边本。但我所得的几种毛边本，似乎都不是初版。《华盖集续编》大约是鲁迅著作中版次最难考定的一种，因为从第一版至第四版均未标明版次，甚或无出版时间。我所得的一册，三十二开道林纸毛边本，原为“教育部图书馆藏书”，图书登记卡上写的是“1926年上海北新书局初版”，但封面下端没有“1926”字样，版权页花边长方框中，书名下是定价：“实价八角半”，后为“上海四马路中市北新书局发行”，或以为是1929年第三版；因版权证印花失落，更加难以确认。另一种是《准风月谈》，系上海联华书局一九三六年五月普及本，这虽是联华版的初版，但此前联华书局已用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