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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道教的当家人物寇谦之，就是拓跋焘的座上宾，也是重要幕僚之一。
441年底，寇谦之向拓跋焘呈献了一项颇有建设性的意见：“陛下以真君之体，统御天下，建立净轮天宫大法，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这种盛况，应该登台接受符箓，用以彰显圣明的恩德。”
没人会拒绝炫耀自己的机会，拓跋焘欣然接受。
442年正月7日，拓跋焘乘坐法驾，登上了新建的道教神坛，正式接受符箓，旗帜一律用青色。
从此时开始，北魏新皇帝登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符箓，成为一项传统仪式。
寇谦之接着又奏请兴筑静轮宫，而且宫殿要足够高，高到听不见人间的鸡犬之声，用以接近上界的天神。
宰相崔浩对这件事也很感兴趣，于是拓跋焘批准了这个项目，交由崔浩亲自监工。
可是受到当时生产力的限制，想要做到听不见鸡犬之声，难度极大，人工和钱财耗费数以万计，仍旧不能完成。
没过多久，太子拓跋晃劝说父亲：“上天与人间道路不同，卑贱与高贵，也注定有很大分别，二者不可能结合在一起，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如今白白浪费国库资源，使人民穷困疲惫，而且还看不到完成的日子，对国家能有什么好处？
如果非要采纳寇谦之的建议，那不如借用东山的万丈高度，工程还能容易些。”
在高山上建高楼，高度肯定没得说，相比平地，更容易达成“不闻鸡犬声”。
但拓跋焘认为那样就不虔诚了，执意要平地起高楼。
当然这座静轮宫终究成了烂尾工程，对北魏来说，可谓百害而无一利。
442年一整年的时间，拓跋焘都在密切关注着静轮宫的建设，可惜一年过去了，仍旧没有什么进展，内心的热情劲便逐步消退，转而把精力重新放回开疆拓土上面。
443年9月6日，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拓跋焘再度讨伐柔然，让乐安王拓跋范、建宁王拓跋崇，率15个将领走东路，乐平王拓跋丕，率15个将领走西路，拓跋焘亲率大军走中路，中山王拓跋辰，率15个将领作为后备。
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刘絜，长期主管朝廷机要，仗着皇帝的宠信，做事专断独行，且尤其喜欢和崔浩争锋。
魏军此次北伐，崔浩表示全力支持，刘絜则竭力劝阻说：“蠕蠕习惯东迁西移，没有长性，上次讨伐就劳而无功，不如推广农耕，积蓄粮秣，等他们自己来送死。”
拓跋焘最终听从了崔浩，刘絜感觉很没面子，认为是奇耻大辱，打算想办法让本国失败，以显示自己的神机妙算。
这种逻辑固然荒唐，对国家产生的危害也更严重。
拓跋焘抵达鹿浑谷时，恰好与柔然敕连可汗郁久闾吴提遭遇，拓跋晃进言道：“盗贼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们大军会从天而降，瞧其阵势，分明已吓破了胆，应该趁机急速进击。”
刘絜坚决劝阻，认为柔然军中尘土飞扬，人数一定很多，一旦在敌人土地上轻易交战，恐怕反被包围，不如等各军集结完毕，再行出击。
拓跋晃争辩说：“尘土之所以飞扬，是因为他们的士卒惊慌恐惧，奔跑骚动引起的，一个平静营区的上空，怎么会有尘土？”
拓跋焘不敢冒险，而且料想各路人马即将到来，想等会师之后再发动总攻。
然而拓跋焘怎么也想不到，刘絜早就假传圣旨，更改了会师日期，所以拓跋焘在鹿浑谷等了六天之久，各路人马迟迟未到。
吴提就趁着这六天的时间，率众飞速逃窜，拓跋焘进退两难之下，已然错失了围剿敌人的良机，被迫班师。
班师途中也不顺利，魏军穿过翰海沙漠时，因为耽误了行程，而且大军补给跟不上，粮食吃尽，又饿死了许多士卒。
以前虽也有空手而回的遭遇，但拓跋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愤怒和绝望。
刘絜的计划进行得有条不紊，在这时还不忘煽风点火，力劝拓跋焘先轻装回师，免得被柔然杀个回枪。
拓跋晃坚持柔然绝无力回击，拓跋焘也是为了稳定军心，最终没有同意提前撤退。
没几天，魏军俘虏了柔然的巡查兵，拓跋焘才确信柔然的部众果如拓跋晃所分析的那样，根本已吓得魂飞魄散。
拓跋焘大为后悔，但另一方面也喜得太子之才，自此军国大事都听取拓跋晃的意见。
（本章完）
第372章 刘絜事件（）
443年11月27日，拓跋焘南下抵达朔方，也不等到平城，迫不及待地下诏授权太子：辅佐皇帝总管全国事务，统御文武百官。
诏书上还提到：“各功臣勤劳辛苦太久，一律保持原来的封爵，从官位上退休的，仍可出席朝廷会议，参加宫廷宴会，谈论治国之道，贡献良策，只是不再担任繁琐艰巨的职务，另外重新推举贤能人才，补充缺额。”
次年正月6日，拓跋晃正式总管全国文武百官，拓跋焘特别选派高级咨询官、立法院副总立法长穆寿，宰相崔浩，高级咨询官张黎、古弼，一起辅佐太子裁决民政，上书给太子时，一律称臣，用臣属的礼仪。
这几人都是北魏的肱骨之臣，足见拓跋焘对太子的厚望。
其中的古弼，为人忠厚谨慎，工作和生活都异常低调，但也有一次轰动全国，成了朝野上下的焦点。
因为游牧的传统，北魏对猎园一直有很大需求，上谷的皇家园林面积尤其广大，随着时代进步，严重妨碍国家发展，古弼打算削减一半赏赐给贫民，因而入宫晋见拓跋焘，准备当面奏请此事。
当时拓跋焘正与皇家稽查官刘树，全神贯注地下围棋，古弼一时不好打扰，就在帝边坐着等候，可是过了很久，棋局丝毫不结束，古弼几次欲言又止，郁闷到了极点，忽然大发脾气，跳起来抓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到床下，揪着他的耳朵，敲打他的后背，怒喊道：“朝政之所以不上轨道，都是你的罪过！”
事发突然，在场的侍女、太监和护卫们都懵了，拓跋焘也愣了一会儿，等回过神来，赶紧推开棋盘，制止他说：“不听报告，是我的错，刘树有何罪，快放了他！”
古弼余恨未消，气呼呼地说明来意，拓跋焘当即批准，古弼老脸一红，略带歉意地说：“为人臣属，竟无礼到这种程度，罪过太大。”
拓跋焘一笑置之，让他不必介怀，但古弼出宫后，越想越不对劲，还是赤着脚前往公车门，脱下冠帽，请求处分。
拓跋焘听说之后，赶紧召他入宫，当面宽慰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利，方便人民的事，应竭尽全力去做，不可有什么顾虑，快穿鞋戴帽，忙你的事。”
经此一事，古弼变得举国皆知，成了全民偶像，但他仍旧低调谦恭，深受拓跋焘的信赖，拓跋晃当然也很欣赏这样的人物。
诸如崔浩、古弼这些人，对拓跋晃的成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拓跋晃本身在为政方面也颇有天分，所以进步很快，在北魏太子群里，算得上是佼佼者，为了督促农民耕种，稳定国家根基，特别规定：“没有牛的农家，可以向有牛的农家借牛耕种，然后替有牛的农家耕田，作为回报，凡自耕22亩，就为牛主人代耕7亩，大概以这种比例计算；让农民在地头标出姓名，借以考察他们的勤惰，同时禁止人民饮酒和游戏。”
禁酒禁娱难免有扼杀天性之祸，但这些举措却让北魏的耕地面积爆涨数倍，粮食产量也翻了几番，总体而言利大于弊。
虽然北伐无功，但能注意到太子的潜力，似乎也是件好事，只是相比之下，恶事的影响更宽大一些。
拓跋焘这些年来已习惯了胜利，这一次讨伐柔然虽也算不上失败，但毕竟是和胜利完全扯不上边的，这对拓跋焘而言无疑是沉痛一击，拓跋焘在愤怒之下做了许多冲动的决定。
444年正月12日，拓跋焘下诏：“王公以下直到平民，凡私自在家供养佛教僧侣，或男女巫师，应全体送交官府，正月25日后，如果仍留家中，僧侣巫师处死，主人全家斩首。”
过了两天又下诏：“王公部长级官员以及国务官级官员的儿子，一律送到国立大学读书，工匠商人的儿子，应继承父兄的行业，不能私自设立学校读书，凡有违背者，教师处死，当事人全家斩首。”
这两项处罚措施可谓凶残之极，即便在噬杀的乱世环境下，都让人闻之色变。
受到崔浩的影响，拓跋焘对佛教没有半点好感，又听闻后赵时的种种，更对佛教产生抵触，但因此对佛教赶尽杀绝，似乎有些因咽废食的意味，佛教之所以在北方昌盛，与其教义等方方面面都脱不了干系，不能对其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无视其对社会的贡献。
可惜拓跋焘这种非彼即此的逻辑，不存在任何中庸的机会，怎么也解决不了宗教信仰这个复杂问题。
当然佛教旺盛的生命力，并没有因为拓跋焘的灭佛政策而完全消失，民间信佛的人仍旧不可胜数，长江以南则更加兴盛，未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壮观场面，更是把佛教推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比本土的儒教和道教还更灿烂。
除了残酷地屠杀异己和强行划分阶级，拓跋焘还下令彻查北伐失利的缘由，最后确定是因为中山王拓跋辰、京畿及全国部族总监薛辨、政府行政官奚眷等八个将领，未能按预定时间抵达目的地，才使得魏军丧失了剿灭柔然的良机，才使得大批官兵死于非命。
常言说罚不责众，但拓跋焘可不管那么多，把这八个将领全都绑到平城南郊斩首。
可是他发现并不解气，反而让心里更加堵得厉害，尤其当听说刘絜的作为，更让他怒火中烧，且悔恨不已。
眼见八个将领在自己的设计下死于旦夕，刘絜再接再厉，紧抓机会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