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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散骑顾问宫虞愿，恰好也在场，脱口而出：“那不是陛下的钱，那是多少平民百姓卖儿卖女、多少妻子女儿卖身的钱，佛陀如果有灵，会慈悲为怀，哭泣哀叹，罪恶高过佛塔，有什么功德？”
虽然真相如此，世人也皆已看透，但当着刘彧的面指出来，这种魄力到底没多少人拥有，甚至听别人说出来，也觉如坐针毡。
虞愿说完之后，在座的人全都脸色大变，刘彧也涨红了脸，当场让人把虞愿赶出殿外。
以刘彧的小爆脾气，虞愿能活下来实属不易。
别人就没这种待遇了。
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景文就一直活在恐惧之中。
王景文也就是王彧，是刘彧的大舅子，原本刘彧的名字还是从王彧那里找的灵感，但因刘彧当了皇帝，王彧的名字反倒犯了忌讳，不得不改成了王景文。
刘彧大开杀戒之后，王景文深感忧虑，尤其是妹妹当众得罪刘彧之后，王景文屡次辞让官职，急流勇退，可是刘彧照顾自己的声名，屡次拒绝其请求。
这并不代表刘彧就能放过他，包括长期在地方坐镇的孝昌侯张永，都是刘彧的肉中刺，虽尚未撕破脸皮，刘彧却已有了行动的准备，悄悄编写歌谣在民间散布：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
一士便是王，弓长即为张，刘彧还是很有才华的嘛。
王景文并没有煎熬太久，第二年3月7日，正在家里和客人下围棋，刘彧的使节到了，还送来一封诏书和一堆毒药，诏书上说：“我跟你多年老友，为了保全你王家一门，所以作此决定。”
这种结果对于王景文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心里更多的是放松，而非恐惧，所以当客人询问诏书的内容时，王景文如实奉告，脸上也没有丝毫异样。
可是客人显然震惊到了，力劝他寻机应变，岂能如此稀里糊涂地牺牲性命。
王景文苦笑道：“我知道你们的心，可我家中老幼男女有一百多口，他们不该为我的原因而受伤害。”
客人已无心继续棋局，王景文于是研墨书写奏章，回复刘彧的诏书，然后饮下毒药而死。
此时的刘彧已然病入膏肓，所以极力剪除他认定的一些对太子有威胁的大臣，因他死后，皇后王贞风势必临朝主政，王景文凭借国舅的威严和权势，非当宰相不可，而王氏家族强大，注定不为刘彧所容。
杀掉王景文不久，刘彧越发着了心魔，有天晚上梦到有人向他报告说豫章郡长刘愔谋反，半夜猛然惊醒，连夜派人前往郡城把刘愔诛杀。
到这种时候，刘彧身边真正值得依赖的人几乎杀尽了，地方上也清洗了一遍，对他来说，除了不能多活几年，其他再无遗憾。
4月17日，宫里同时发出数道诏书，任命江州督导官、桂阳王刘休范为最高监察长，政府右副行政长官褚渊为护军将军，中央禁军总监刘勉为政府右副行政长官，褚渊、刘勉、政府最高行政长官袁粲、荆州督导官蔡兴宗、郢州督导官沈攸之同时接受托孤遗命。
褚渊与萧道成的交情很深，所以特别把萧道成推荐给刘彧，刘彧于是再下诏任命萧道成为首都西区防卫司令官、兼皇城警卫区司令官，与袁粲共同参与朝廷机要。
就在当天晚上，刘宋明帝刘彧病逝，享年34岁。
第二天，10岁的太子刘昱即位，大赦天下，袁粲和褚渊共同主持朝廷政务。
袁褚二人本来打算革除积弊，力行节约，早日让国家经济复苏，但刘彧生前的亲信阮佃夫、王道隆等人，依然掌握权柄，背后的政治势力仍旧庞大，贪污受贿的污浊政治环境没能得到改善。
值此新旧交替之际，国内的暗流开始肆意涌动，一场大乱即将爆发。
蔡兴宗为人刚直不阿，王道隆等人不愿他一直扼守长江上游，于是用皇帝的名义下诏，调任他为立法院副总立法长，改任自己人沈攸之为荆襄等八州军区司令长官、荆州督导官。
新皇年幼，无论中央还是地方，人人都知局势必有变化，多数都在暗中观察，等待机会谋求更高的富贵，蔡兴宗突然接到调职的诏书，断定是有人别有用心，自然不肯轻易就范，推辞不肯就职。
而沈攸之却很喜欢这次的任命，一向自负的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做番大事业，把郢州的战士战马，以及精良武器，全都带到新的任所荆州，然后借口讨伐境内蛮族，动员全州人力招兵买马，加强战斗训练，经常戒备得好像大敌已至，还加重人民的田赋捐税，制造武器铠甲，原来应向朝廷缴纳的军用物资，则一律留下上，没多久便积存战马二千多匹、船舰几近一千艘、粮食钱库都十分充实。
许多读书人和旅客商人经过荆州时，沈攸之下令把他们扣留不放，各地流氓无赖和亡命之徒，有投奔荆州的，则敞开胸怀接纳，大量储存人力资源，为将来起事做足准备。
然而沈攸之性情过于凶暴，动辄对手下的人鞭子相向，又对境内的蛮族各部落过分勒索，禁止五溪蛮捕鱼贩盐，不得人心，无论汉人还是蛮人，都对他颇有怨言。
汉人部属不敢拿自己的仕途冒险，蛮族们没那么多顾忌，纷纷起兵叛乱，在当地大肆抢掠，一直推进到武陵城下。
武陵郡长萧嶷，是萧道成的次子，派卫队长张英儿率军击破蛮族各部落军，勉强平定了蛮族叛乱，但荆州的局势已然动荡，整个刘宋国内更是处在剑拔弩张的境地，未来究竟会如何演变，时间会给出圆满答复。
（本章完）
第415章 明帝之死（）
沈攸之还没找到时机出手，另一个人抢先蠢蠢欲动起来。
刘彧眼中的那个傻乎乎的弟弟刘休范，一般人看来也是无毒无公害的，毕竟像那种性格木讷、吐词不清的人，无论身份贵贱，都很难引起旁人的注意，社会舆论对刘休范的评价也很差。
所谓傻人有傻福，刘休范凭借自身过硬的傻愣本事，终于在刘彧的屠刀下幸存。
但刘休范却又不是真的没有一点脑子，他发现此时的刘宋王朝，许多传统意义上的豪门子弟和有才干的皇室贵胄，都已死掉了，朝廷不得不找来刘道怜的孙子刘秉那种庸才来充当皇室门面，寒门出身的官员主持朝政，刘彧昔日的亲信侍从掌握大权，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自己好歹也是堂堂皇叔，而且是亲皇叔，地位之尊贵，当朝无人能比，怎么着也应该出任宰相。
然而智商是硬伤，刘休范声名在外，朝野上下没人把他放在眼里，朝廷有那么多空座位，当权派也从未考虑过刘休范的位置。
这让刘休范极为愤怒——对权力的渴望当真连傻子都不能置身事外。
典签许公舆是刘休范的智囊，发觉主子有了野心，便劝他礼贤下士，大量结交英雄豪杰，先把人员壮大，然后大量制造武器，为将来起事做准备。
刘休范因为皇家身份，做这些事比沈攸之的效率还要高很多。
沈攸之离开郢州后，郢州督导官一职便出了缺，4岁的晋熙王刘燮走马上任。当然他不是独立到职，建康方面同时派出了亲信人员、禁宫侍从长王奂担任秘书长、兼总部行政官，配备雄厚的军事物资和兵力，镇守夏口。王奂是王景文的侄子。
夏口还在寻阳上游，王奂担心刘燮被刘休范强行羁留，于是带着小长官一同绕过寻阳，沿小道前去。
刘休范接到报告后，大怒若狂，虽然自己的阴谋已不是什么秘密，但当被人当众戳穿，还是感觉很不爽，于是听从许公舆的建议，上疏朝廷要求整修城池，背地里却把很多筑城用的木板储藏起来。
473年的刘宋王朝勉强维持了和平的局面，但远不足以恢复往日的繁荣，加上内外战争、官场腐败等各种问题的叠加，完全可以用千疮百孔来形容，进入474年，终于彻底崩溃。
474年5月12日，桂阳王、江州督导官刘休范，正式起兵反抗朝廷，大肆掠夺民间船只，调查各军各队所需要的数量，发给他们木板，依照规格装配，几天时间便宣告完成。
5月16日，刘休范亲自率步兵二万人、骑兵五百人，从寻阳出发，昼夜不停地向建康推进，半道上写信给朝廷的当权官员，宣称杨运长和王道隆蛊惑先帝，以致建安王（刘休仁）和巴陵王（刘休若）二位亲王无罪被杀，此次起兵便是要诛杀这两个混蛋，以告慰天上的冤魂。
历来政变都打着类似的旗号，没人真的关心旗号上写的什么，因为大家很清楚，矛盾的焦点本在权力的归属上面。
5月20日，大雷驻军司令乘快船东下，向建康报告这项紧急军情，朝廷大为惶恐，军事总监褚渊、征北将军张永、中央禁军总监刘勉、政府副行政长官刘秉、骁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立法院立法官孙千龄、员外散骑侍从官杨运长等一批权贵们，在立法院紧急集会，商讨对策。
袁粲因为为母守孝，哭得太厉害而伤了身体，未能及时参与这项集会。
然而这些人多数都是政客，军事行动并不擅长，只有张永和刘勉在战场的经验还算丰富，但一时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在此危急时刻，萧道成挺身而出，分析说：“以前凡是长江上游发动的叛变，都因行动迟缓而招来失败，刘休范一定会记取前人的教训，率轻装部队急流东下，给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所以最好的应变策略是不派军出征，因为只要一支军队被击败，军心就会沮丧，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应主守新亭，坚守宫城、东府、石头，坐等贼寇攻击。
他们一支孤军，千里而来，粮秣供应无以为继，求战不得，自然瓦解。
我愿驻防新亭，首先抵挡叛军的前锋，张永驻防白下，刘勉驻防宣阳门，同时指挥各军应敌，其余尊贵官员请安坐金銮殿中，不要争着出来，我一定可以击破贼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