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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文化学习要暂时中断一段时间——好吧，是一两年——吗？
当然不，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别的不说，现在部队中大大加强的炮兵，哪个不是高小毕业？
“一年多的时间呢，我每天学五个字，等到了抗日前线，我就能认识2000字，听我们的文化教员说，这就基本够当炮兵了。到时候，我就可以真正的鸟枪换炮了，扛着一人扛大炮上前线，那玩意儿多带劲儿啊。”战士眼中满是热切。
于是，魏承恭就暂时充当了这个连队的文化教员。
看着周围这些求知欲旺盛的战士，魏承恭细心讲解的同时，也不由得感到一阵阵脸红：当初他读书的时候倒也算刻苦，起五更睡半夜什么的也是常事。但那都是为了自己，为了将来毕业后能有个好工作。而这些战士们，在如此艰难，朝不保夕的环境下，依然如此热衷学习，而他们学习的目的，却是为了能更好地操作威力更大的武器，能够更好地出生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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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书走路，队列就难免走得不齐了，而且这种情况还在不断向后“传染”（走在魏承恭的前方的战士们还好，不回头，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但是走在魏承恭身后的战士们，看见前面的战友们都拿出课本，开始读书学习，虽然还有些不明白是个什么情况（魏承恭的行程有几万里的话，最多往后传五六排，再远就听不到了），不过也都有样学样起来）。很快，总理从后方赶了上来。
“周副主席。”看到总理过来，正伸出手指凌空一笔一划地复习刚学会的“日本法西斯的特点”几个字的战士急忙招呼——行军中，不用敬礼。
“没事，继续学习吧，我来找你的老师的。”总理先向这个战士答复，然后才转向魏承恭：“我一猜就是你这里出的幺蛾子。怎么？觉得行军没意思，又捡起你的老本行了？”
“不是……”魏承恭急忙要辩白，不过想一想这些战士之所以会想要在行军路途中学习，也是因为自己说的，长征行程将达到几万里之遥，于是辩白的想法也就没有了，低垂下头：“是，总理，是我莽撞了。”
“咦，怎么一上来就做检讨啊？”总理并不明白事情的原委，不知道魏承恭已经透露了“军事机密”，听他承认错误，来了兴趣：“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魏承恭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说了一遍。末了，又道：“我不该乱说的。”
长征这种事情，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贸贸然说出来，很容易会造成军心动摇。所以虽然相比与原来的历史，中央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长征的最终目的地（原来的历史上，长征的目的是一直在变化的，一开始的设想无非就是突围，去与贺帅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等到发现这个设想行不通之后，又想要到贵州一带开辟黔西革命根据地；等到发现贵州地瘠民贫，面临川军，桂军，中央军几面围攻，根本无法支持战争之后，又想要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全川，建立四川革命根据地；等到被郭勋祺打了一闷棍，意识到四川不那么好进之后，又提出沿川、康边界逶迤北上，和四方面军会师，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策略；然而这个策略又因为张国焘的关系不得不再一次调整。如果不是在这里通过报纸得知陕北还有一块红色根据地，中央红军还不知道要走多久。而以当时中央红军的状态，真的很难想象他们还能向什么方向开进——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和他创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却也没有对部队公布，只是含糊地说成是“北上抗日”。
“你确实莽撞了，这些事情确实不该随意给战士们提起的……”总理沉吟了一会儿，又展颜笑了起来：“不过，看起来我们的战士经受住了考验，他们并没有出现情绪波动，所以，也就无需在意了。”
回过头，看着周围几个战士——他们应该听到了魏承恭和那个战士的对话：“同志们，这个该怪我们，一开始没有给同志们讲清楚。就像这位傅先生说的，我们中国的地方大得很，而我们这一次北上抗日，要绕行大半个中国，所以我们要走的路，长得很。”
顿了顿，总理又道：“可是，这样做是有价值的。大家知道，我们红军，是依靠着工人农民的支持，才能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取得胜利，没有发动起来的民众，就没有我们红军的生存发展壮大。”
“可是，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比常凯申要强得多。面对这么强的敌人，仅仅发动江西福建地区的民众是不够的。想要跟日本人对抗，并最后战而胜之，我们就必须动员起更多的，乃至是全国的人民群众。我们绕行这大半个中国，就是为了更多地发动民众，把我们红军的主张，向全国的老百姓宣传、说明，让更多的人都起来抗日，只有这样发动起全国的老百姓，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他说到高昂处，挥舞起了拳头，“所以我们这支军队，在这一次的转移中，不单要行军、要打仗，而且还要做好宣传工作——这同样是战斗的任务，是在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我们不再只是一支军队，我们还是一支工作队，宣传队，我们要让抗日的呼声，唱响整个中国！”
五 长征开始12（）
部队经受住了“考验”。当天晚上，总理把这一情况向中央做了报告，同时提议，把这种自发的学习行为组织规范起来。一天后，中央做出了决议：要“利用长征的机会，大力提高部队的文化素养，争取人人都成为宣传员。力争在到达陕北之际，建立起一支全中国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部队。”
（常凯申的中央教导师兵员至少都是高小毕业，目前正在组建中）
组织学习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甚至，这件事的复杂程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首先，这不是学生们在春游，这是一支军队在长途行军，侦查警戒等任务都不能放松。要合理安排各部的任务，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其次，师资力量也不足，而且是严重不足。红军虽然设有文化教员，但是过去都是在部队驻扎下来的时候才展开教学工作，这种时候一个人负责一个连队的教学——这已经很吃力了，部队不同于在校学生，随时都能找老师请教；战士们在学习中如果有了疑问，只能在休息时间去找教员，这就导致教员给战士们解答问题的时间异常集中。而眼下是在行军中，别说一次给一个连队一百多人讲课，就是一个排一个班，也是做不到的，顶多像魏承恭那样，给自己身边的两三个人讲解。
还有一个行军队列以及路途的问题。以这时候中国南方的交通条件，行军纵队一般只能排成两列，一旦进入山道，就只能排成单列（而且爬山的时候是肯定顾不上教学的^…^），只有在某些“通州大衢”的时候才能排成四路纵队——目前已知的任何教学形式，都不能适应这种条件。
最后，还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课本。
现有的、根据地发行的课本不是不能用。不过一来携带者不多（这个是限于根据地的生产能力。教育始终是面向下一代的，所以学校要保证充足供应，至于数量逾十万的红军部队，只能是尽可能满足要求了。有很多年龄较小的红军战士根本就是带着他们在列宁小学获得的识字课本参军的），二来这种课本不适合行军路上看——字体较小，走路的时候稍微一晃动就看不清了，伤眼睛。这要是到了陕北，几万红军都成了近视眼……
“问题是不少啊。”主席笑呵呵地，“不过我相信，只要我们发动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就一定能克服这些困难。”
于是不久之后，各个连队就纷纷出现了很多教学高招：利用短时间的驻扎（吃饭，宿营等）见缝插针地展开教学工作，在第二天的行军路上，战士们各自温习；互教互学，互帮互助；课本不够，就把一本课本拆开了用，沿途收集纸张书本，编订新的课本；利用汉语拼音，把识字课本——或者说识字卡片——挂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之上自学；还有在行军路上写标语，通过标语来识字……等等招数纷纷出炉，让魏承恭这后世来的人大开眼界，同时也更深刻地理解了那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当然，这都是魏承恭下一次来，才发现的事情了。
（注：红军在长征路上，依然没有放松文化学习，详细情形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似文中的描写，都只是地效的臆测——写出来以后，地效又翻看了一下曾经红军战士们的回忆，发现跟地效设想的居然没多大差，只是缺了写标语这一条。
在那样的环境下依然能坚持学习，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再次向长征，向长征的红军战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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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先生，这两个字怎么念？”
“这两个字，念‘建设’……咦，你只问这两个字，其它的都会吗？”
“嗯，这句话是‘我们将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吧？”
魏承恭笑笑，非常正确。
战士仔细看了一会儿“建设”两个字，然后收好课本，伸出手，在空中比划着，嘴里还念念有词：“一横折，二横，三横，四横，五……横（不确定是不是要写这么多横，不过看到魏承恭鼓励的笑后，坚定了信心），六竖，七横撇，八横撇，九捺。”
写完一个字，战士笑了，看向身边的魏承恭。魏承恭点头，微笑。
“建”字写完，接下来是“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