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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掘时，露出土层的完整的有骑士33、马36。这些骑士都无一例外地作垂臂、左手
提弓的姿势。出土的武器惟见铜剑、镞和弓弩，没有长柄兵器。而此时的剑，看来
也只是骑兵作为卫体的武器而已。这说明秦骑士的作战手段同赵武灵王时教国人穿
“胡服”，习“骑射”的情况是前后相承的。民国时期，洛阳金村曾出土过一面战
国铜镜，背面有骑士乘马握剑刺虎的图像，即证明了这一特征。由于剑仅限于击刺
的单纯动作，在驰驱如飞的骑兵手里是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的。也正是由于这诸多的
局限，才使骑兵无法充当作战的主力而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战国时期，秦国有兵
员100 多万，其中“带甲”（指步卒或作“奋击”）百万，战车兵数千乘，而骑兵
仅有1 万。包括后来发掘的秦涌三号坑，从出土的情况看，三坑中约有步兵涌6 千
多，战车140 余乘，骑兵俑116 骑。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提供的双重数字表明：
秦惠文王时，秦国的骑兵占军队总数的1 ％左右。到了秦始皇时，骑兵的比例已升
至2 ％，这时步兵仍是作战主力，车兵的地位仍然高于骑兵。即是骑兵使用率最大、
也最多的赵国，骑兵在军队中的比例也还是有限。战国晚期，赵国名将李牧在重新
整编部队时，依然是以车兵1300 乘为主，骑兵13000 匹为辅。而在军队的总数中，
骑兵所占的比例也不过是8 ％左右。况且这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七、八十
年的情况。
在其他诸侯国家中，骑兵的比例更少，不过1 ％左右。
骑兵在战国时期已初露锋芒，但迟迟没有形成战场主力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
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便是在骑兵史的改革进程中很小又极为重要的一个部件——
马蹬的产生和利用。从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来看，骑兵们不但既无马蹬，连踏蹬也
没有，由此可以断定骑兵们在上马时，是双手按住马背跳跃上去的。上马后的骑兵
抓紧缰索，贴附马背以防颠落。由于没有马蹬，在奔驰特别是作战时，就不能靠小
腿夹紧马腹来控制座骑，更谈不上腾出双手来全力挥斥武器与敌搏杀，在攻击力与
灵活性上都大受限制的情形中，也注定了不能使用长柄兵器更有效地杀伤敌人这一
时代局限和遗憾。
那么，作为极具重要性的小小马蹬是何时产生的？尽管众说不一，但长沙西晋
永宁二年（公元302 年）墓出土陶骑俑的马鞍左侧吊有一蹬，这是被多数学者认为
中国最旱的马蹬。但因为只有一只，有的学者便认为不是马蹬，而很可能是上马时
的踏蹬，两只脚分踩的马蹬，是十六国时期才出现的，这个推论来自北燕冯素弗墓
（冯死于公元415 年）出上的用铜片包着木芯的马蹬实物。如果事实真的如此，作
为一个小小的马蹬，在产生骑兵之后的近千年才发明创造出来，也真令后人有些不
可思议了。
在西汉茂陵大将军霍去病墓前有一石牛，牛背上有一蹬的雏形，这个蹬的雏形
又给了研究者一个新的启示？难道是西汉有骑牛的习惯？如果有这个习惯并有蹬产
生，对将古代骑兵发展到鼎兴时期的西汉军队来说，对出现马蹬不也是一个极大的
启示吗？那牛蹬不正是马蹬的另一种安排吗？如果看一下汉代骑兵的强大阵容和赫
赫业绩，就不难推断出，在那个时代产生马蹬或产生了马蹬的雏形并用于战场上的
骑兵部队是极有可能的。
众所周知的秦末汉初中原战争纷乱，给了远在北方的匈奴一个扩充自己骑兵部
队的机会，几年的时间，其骑兵总数便达到了30 余万。渐已强大的匈奴趁汉朝未
稳之时，便大举进兵南侵，并很快占居河套及北方的现在的伊克昭盟地区。匈奴铁
骑势如破竹，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 年），匈奴单于冒顿率部攻下马邑，并把
刘邦亲率的32 万汉兵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致使汉
高祖刘邦险些丧命。平城之战，使西汉统治者认识到：要战胜匈奴骑兵，只靠步兵
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
基于这样一种明智的选择，自汉文帝起就开始正式设立马政，加强全国的养马
事业，并很快见到成效。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 年），匈奴大举进入中原北部上
郡一带掠夺财物，汉朝廷命丞相婴率八万五千骑兵进击匈奴，取得初步胜利。到了
孝文十四年（公元前166 年），匈奴单于率十四万骑兵进入中原西北部的朝那，肖
关一带，孝文帝以中尉周舍、朗中令周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十万骑兵，驻守长安
一带，“以备胡寇”。与此同时，还封卢卿为上郡将军，魏仁为北地将军，周灶为
陇西将军，张相为大将军，董赤为将军，以车兵和骑兵大举反击匈奴，迫使匈奴再
度退出中原属地和西北边地。
当汉朝到了武帝时期（公元前140 年—前87 年）、骑兵部队发展到鼎盛，并
承担了抗击匈奴的主要使命。
汉武帝一登上皇帝宝座，就极为重视马政建设，下令繁殖军马，扩建骑兵。经
过六、七年的努力，已拥有甲马45 万匹，从而形成了一支精良的骑兵队伍。自元
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汉、匈双方在阴山和祁连
山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争夺战，汉朝每次出兵都在数万骑以上，最多的一次可达到18
万骑。公元前128 年，匈奴骑兵入侵雁门，杀死汉军千余入。汉朝大将军卫青率骑
兵3 万驰救，匈奴败退北还。次年，匈奴发兵攻上谷、渔阳郡（今北京以北地区），
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李息率精骑数万，采取大迂回战略，暂置上谷、渔阳于不顾，
而是西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迅速沿黄河向西，绕至朔方侧后，对河南地
区的匈奴楼烦王和白羊王进行袭击，一举歼敌5000 人，缴获牛羊百万余头，迫使
二王北遁。卫青率部一直追至高阙（今内蒙杭锦后旗西北），尽得秦时河南地，从
此，汉朝在此设立了朔方郡。河南之战，揭开了中国骑兵时代的序幕，从此，骑兵
作为一种成熟和庞大的军事阵容，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力量。
匈奴失却河南之地后，痛心疾首，闻之者未尝不哭。右贤王曾多次进攻朔方郡，
想夺回河南失地，又无不被汉军骑兵所击败。公元前121 年，汉军又发起了规模浩
大的“河西之战”。骤骑大将军霍去病率数万骑兵，西进河西走廊，奔袭两千余里、
共歼匈奴4 万余人，打通了西域通道。公元前119 年，叹武帝又派大将军卫青与霍
去病分率两个骑兵纵队约十万人，分别出定襄、代都，又发动了“漠北大决战”
（今蒙古库伦东南地区），共歼匈奴主力九万余人，使漠南的匈奴王庭从此绝迹。
这次战役，在反映了汉骑兵已出现第一个高峰的同时，也完成了独立的战术理论体
系。正是由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才使中国的骑兵达到了鼎盛时期，不
但在秦汉而且在中国千年长河的骑兵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秦俑坑焚毁的对话录
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十几年后的今天，有观光者来到秦俑博物馆，仍可见到
这支地下大军的无数将士倒卧在泥土中，有的四肢分离，有的粉身碎骨，有的脑壳
迸裂，似一场血战刚刚在这里发生，其凄惨之状目不忍睹。那用夯土筑成的土隔梁
上，到处遍布着一块块，一堆堆木炭遗迹，表明了俑坑曾遭到过大火的焚烧。面对
这文明的劫难，人们在扼腕叹息的同时，也自然地要发出种种疑问：劫难发生于何
时？谁是劫难的主要制造者？焚毁俑坑的目的又是什么？带着和观光者相同的心情，
在秦俑博物馆采访的日子，我分别和袁仲一，程学华，李鼎铉等几位对秦俑颇有研
究的考古人员进行了多次长谈，意在解开心中的疑窦。袁仲一先生（著名考古学家、
中国秦俑学研究会会长）：
我认为兵马俑坑是项羽军队焚毁的。在对一号俑坑的试掘和发掘中，我们发现
这样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一是文物的移位。如有的地方本来没有战车遗迹，却出土
了车上的铜钩件。有的陶马耳朵、尾巴、饰物也散落在本来没有陶马的长廊内。二
是文物不全，如俑坑内出土了许多铜剑鞘首，而不见剑的露面。在第七过洞的淤泥
中出土了一铜剑鞘首，里面残存着长约8 厘米的剑尖一段，但却怎么也找不到剑身。
在出土的长兵器中，有柄无首，有■无首的情况也很多，这说明坑内有些文物是被
人拿走了。
从发掘情况看，一号坑的全部和二号坑的一部分，都是因为被火焚烧后塌陷的。
火焚的原因是什么？前几年有人发表文章说是由于俑坑内的沼气而引起自焚。这种
观点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在发掘中没有发现俑坑内堆积大量腐植质的迹象，里面
放的尽是陶器和青铜器，坑内虽有淤泥，但泥质比较纯净。里面含有大量的细沙，
这些物质不具备产生沼气的条件，也就谈不到沼气自燃。
我认为项羽焚烧俑坑的理由，早在《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就作过
论述，现在需要再补充的几点是，后来在发掘中还有些值得注意的迹象。在一号坑
的第二次发掘中，曾发现了一座西汉合葬墓，墓中出土有“五株”钱币，钱币形制
属于汉武帝时期，这是整个俑坑发现时代最早的一座后期墓葬。它的发现说明俑坑
在汉武帝时期还不为所知，同时告诉我们俑坑焚毁的绝对时间至少在汉武帝以前。
一号坑的底部普遍盖有厚达10—44 厘米的淤泥，一般厚约20 厘米。而二号
坑的淤泥仅仅2 —5 厘米厚。同时在一号坑东端的长廊部分曾发现用极薄的竹皮织
成筛眼形的编织物炭迹一处。这些现象可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