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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亮肤色来提升家庭地位。一个肤色白皙的人会尽量断绝他与那些黑人的社会关系，黑人家庭里的较黑的家庭成员会鼓励帮助肤色很白的亲戚成为白人，这种家庭内部关系的行为方式为肤色偏见的公开显示奠定了基础。
我的家人也不能幸免于此。戴西的丈夫肤色比她浅，对此她格外地骄傲。但是，反过来，对于她本人，人们也持同样的偏见，“戴西很美丽，你知道， ”她的婆婆会说，“但她太黑了。”
我母亲的一位亲戚（我叫她琼姨妈）也十分崇拜肤色象征。她“长得很白，肤色淡。”但是，她的丈夫在牙买加被称为“印第安人”——一个肤色黝黑，直黑发的男人，他们的女儿和他们的父亲一样黑。她的丈夫去世后，她乘火车前往女儿家探望，她在火车上遇见一个肤色很淡的男青年，并对他产生好感。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琼阿姨说在几年后只对我的母亲说过，她觉得非常羞愧。当走下火车，她走在女儿的右边。因为她的女儿没有继承她的肤色基因，她不想一个如此可爱的白人男青年知道她生了个这么黑的女儿。
20世纪60年代，我的母亲写了一本关于她人生经历的书，书名为《棕色面孔，大主人》。“棕色面孔”是指她自己，“大主人”在牙买加方言中是指上帝的意思。有一次，她写到她和我父亲到伦敦生活，那是他们刚结婚不久，我的大哥还是一个婴儿。他们正在找公寓，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后来我的父亲在伦敦郊区找到一所公寓。但是，就在他们搬进来的第二天，房东太太命令他们搬走。“你没有告诉我，你的妻子是牙买加人。”她很愤怒地对我的父亲说。
在书中，我的母亲描述了她长期与这种侮辱进行的思想斗争，以便使她的经历与她的信仰协调。最后，她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愤怒不是解决办法。作为一个有色人种的牙买加人，一个种族阶级世代传承的家庭，她几乎无法再责备他人按肤色划分人的地位高低：
我向上帝抱怨很多：“我是黑人，我一直为获得自由而追求，为获得与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白人相同的地位而奋斗，但我深受伤害！”上帝像和我开玩笑似的，我的祈祷也没有获得他的认可。我就继续尝试。然后，上帝说：“你没有做同样的事情吗？记住，如果你仅仅因为人们的外在与他人不同而轻视他或避开他，或是不象对待别人那样对待他，那么你与他们划分界线是可耻的。你会不会因为你没有比现在更黑而感到高兴？感谢自己不是黑人？”我对那个房东太太的愤怒和仇恨消融了。我和她一样，不比她好……我们在自我尊严、自豪感和对他人的排斥方面都有罪，我们使自己与一些人区分开来。
诚实地承认我们来自哪里并不容易。而永远称乔·弗洛姆为大律师似乎更容易些，即使他的个人成就与他的族裔、他当时的时代、制衣业的特殊性，以及对市中心律师事务所特有的偏见等等因素是那么不可想象地纠结在一起。比尔·盖茨可以接受世人冠以他天才的称号，并让这个称号一直放在他的身上。当他回头看他的生活并说“我很幸运”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谦虚。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湖边学校学院的母亲俱乐部1968年“给他”买了一台电脑。就这件事而言，对于一名曲棍球运动员，或者是比尔·乔伊，或者是罗伯特·奥本海默，或其他任何一名佼佼者而言，让他们从高贵的地位上放下姿态并坦率地说：“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这是不可能的。超级律师、数学天才和软件企业家或许会对他们是该领域的局外人感到羞愧，但是，这些人不会。他们是历史、社会、机遇和祖辈传承的产物。他们的成功不是例外的，也不神秘。它是植根于一个优势和祖辈传承的网络，有些人当之无愧，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赚到钱，有些人只是单凭运气——但所有这些对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很关键。那些佼佼者，到最后，都不再算是佼佼者了。
我的曾曾曾曾祖母是被人在鳄鱼塘的奴隶市场买来的，而这一行为，反过来，给予了她的儿子约翰·福特肤色的特权，使他没有过奴役的生活。戴西·福特接纳了这种通过西印第安特殊社会结构传承下来的文化；并代表她的女儿聪明地利用了这种文化。而我母亲的教育得益于1937年的社会动乱及“关键先生”的勤劳。这些都是历史给予我家庭的馈赠——如果没有当时杂货店的资助、社会动乱的结果、那种文化中受教育可能性，以及肤色的特权没有扩延到其他地方，那么现在，我们又怎能住在山腰的美丽房子里，享受富足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