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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可以说，这是亚当援用随意为飞禽走兽起名字的惯例，自己称自己为男人，而称配偶为女人。但是，这种性别意识毕竟是蒙胧的，从一开始就被耶和华有意识地压制住了，因而夏娃只能是帮助亚当的配偶。因此，耶和华口里所说的配偶，并不具有婚姻关系上的夫妻之意，而不过是下属帮手的意思。因而亚当和夏娃，即使赤身露体，也并不羞耻，因为男女有别的羞耻之心，是以性别差异为生理基础的心理表现。
这样，当耶和华决定用生育之苦来惩罚亚当的配偶，也就是被亚当命名的女人之时，才明确地宣布了“那人”是丈夫，并且按照亚当为配偶所取的名字，宣称女人为妻子。经过耶和华这样的一番声色俱厉的教训，在恍然大悟之中，运用作为丈夫的权力，“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这一命名的确是名符其实的，夏娃一词的本来意思就是“生命之源”。然而，在耶和华看来，只有男人的亚当才是被创造出来的人，而女人夏娃不过是那人的配偶，也就是附属于男人的非人，因而在亚当与夏娃之间的夫妻关系上，也同样是丈夫凌驾于妻子之上，犹如神与人，耶和华与亚当，所以耶和华要对夏娃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至于丈夫对于妻子具有绝对权威的类似表达，在《古兰经》中真主是这样说的：“你们彼此是仇敌。若是我的引导能达至你们，那么谁遵从我的引导，谁便不致迷途，也不会忧愁。”在男女不平等的既成基础之上，虽然进行了具有理性色彩的相对调和，但仍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男尊女卑的已存状况，依然保持着丈夫就是独裁的家长这一家庭之中的地位，尽管妻子的角色扮演具有了某种选择的余地。
事实上，除了极少数的民族神话以外，绝大多数民族神话里面的男神都是凌驾于女神之上的，它折射出了父系氏族对于母系氏族的社会性替代。因为无论是民族宗教，还是世界宗教，基本上都是在父权社会中形成的，所以，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导向，不可避免地直接渗透到宗教之中：所有的唯一神，或者是主神，毫无例外地都具有着明显的男性文化特征。同时，上帝亦将由严厉的，甚至是独断专横的父亲形像，转换到仁慈的，乃至于平易近人的父亲形象。不过，父亲形象的权威性，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差异，因而这一权威性的最终丧失，也就被视为上帝父亲的死亡。
也许是为了挽救上帝父亲权威性的逐渐丧失，不仅上帝的父亲形象在转变，就是各个世界宗教中的天使们，也在不断地改变自身的形象：从基督教到佛教，这些天使们逐渐从男性形象向着女性形象过渡。在天使们的女性化过程中，基督教的天使们女性化比较彻底，无论是教堂的壁画与雕塑，还是家庭的油画与装饰，美丽优雅而天真纯洁的女性形象，鼓动着洁白而轻盈的双翼，飘飞在神圣的苍穹之中，漫游在温馨的房间之内，从而使上帝父亲在弥漫着柔美圣洁的女性氛围之间，在人们的心中显得格外的庄严与肃穆，从而达到神圣的崇高境界。
佛教绘画与浮雕之中的飞天形象，也同样具有渲染佛法无边的人间色彩。人们可以试着想一想，在神圣的殿堂里面，彩带逶迤、体态妙曼、容貌端庄、表情生动的少女身影，将人间的温馨充溢于秩序森严的空间，使神明的威严转化为神性的祥霭，从而引发人们来自心底的崇敬。可惜的是，这样诱人心动的美好情景，这样促人信仰的美好情愫，却被封闭在中国敦煌的荒漠之中！这究竟是满天漫卷的黄沙所造成的灾难，导致人们不得不失去了亲眼目睹的多少次机会？还是倾城倾国的祸水会酿成恐惧，促使人们不得不在人为压制之中来故意地忘却？
这也许更多的是出于故意的忘却。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之中，男尊女卑的始终存在，注定了男人与女人之间，将永远处于敌视的状态，对于这一点，连上帝也不予否认。这就在于，男人需要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势地位，因而也就必须坚持对于女人的那种非人的歧视，将女人视为延续男人生命的具有生殖功能的器具，在根本上无视女人作为人的起码权利，对其任意进行处置，仅仅当做一件玩意儿玩弄于男人的掌股之上。
当男人贫贱的时候，女人可以被男人当做东西来换取钱财，于是出现了买卖妻子，甚至出租妻子的交易现象；当男人富贵的时候，女人可以被男人当做礼物来换取权势，于是出现了转送侍女，甚至献上妓女的行贿现象；当男人失败的时候，女人可以被当做祸害的根源，于是出现了淫妇毁家，甚至荡妇祸国的祸水现象；当男人成功的时候，女人可以被当做荣耀的勋章，于是出现了妻妾成群，甚至后宫三千的独夫现象。
然而，所有这些现象在父权社会之中，并不是孤立地发生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实际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同样地出现在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在由家而国的扩展之中，在官员与平民之间，在君王与臣属之间，也照样会出现类似的现象。难道父母没有把子女当过钱财、礼物、祸害、勋章吗？难道官员没有把平民当过钱财、礼物、祸害、勋章吗？难道君王没有把臣属当过钱财、礼物、祸害、勋章吗？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所有那些从卖儿鬻女到望子成龙、从为民父母到为民请命、从奴才该死到齐呼圣明的现象，统统都在陈述着一个古老而尚未消失的文化命题：男人、父母、官员、君王都不过是父权的表象，而父亲则是父权这一绝对权威的总体象征。于是，既可以用皇权来对这种绝对权威加以社会性的命名，也可以用夫权来对这种绝对权威进行男女间的言说，从而形成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里所独具的绝对权威张力：人们在承受父母之命中来确认夫权，人们在跪拜父母青天之中来确认皇权。总而言之，从男人到父母，从官员到君王，一切的不平等关系，都通过历史的神化，来进入民族的神话，来渗入民族的宗教，来化入世界的宗教。
所以，在人的历史之中，只有男人的谱系。在中国的祠堂里，祖先的族谱是如此，没有儿子便无法承接香火；在各地的朝庭里，君主的王谱也是如此，没有嫡传便无法延续皇统。同样，在神的历史之中，也只有男神的谱系，在希腊神话里，宙斯的神谱是如此，老子之后是儿子登上宝座；在基督教里，上帝的圣谱还是如此，摩西过后是耶稣的再次出现。就这样，男人的世界幻化为男神的所在，因而也就难怪世界宗教的神们，总是给人们内心深处留下难以摆脱的父亲形象，同时又总是盼望父权的表象不要过于男人化，以免莫名的恐惧始终萦绕于心。
故意的忘却恰恰是不能忘却，除了紧锁在敦煌洞窟里的飞天被深埋在中国人的脑海之中，等待破门而出的那一天以外，人们在四处可见的庙宇之中，亦找到了忘却不了的具有女性化倾向的菩萨。而其中的集大成者，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俗称的观音菩萨。中国人眼中所见的观音菩萨，不仅慈眉善目，体态丰润，宝像端庄妩媚，而且慈航普渡，施恩众生，德行泽被四海，俨然一光明正大与和蔼可亲之女神。难怪人们在遭遇厄难之时，只要诵念其名号，“菩萨即时观其音声”，便会来进行拯救解脱，因而菩萨被中国人称作观世音。
到了中国的唐代，因为要避讳当时的皇帝李世民之名，聪明的中国人去掉一个世字，干脆叫做观音菩萨，毕竟一字之差，并不妨碍菩萨的慈悲为怀与解救苦难。无独有偶，也是在唐代的中国，来自印度的观世音菩萨，虽本是男神却逐渐呈现女相，这也许是中国人为菩萨不如皇帝的遭遇而感到内疚，从而做出的情感反应和补偿吧！当然，在中国的庙宇中，观音菩萨被塑为女相，并不是开始于唐代，早在他们的南北朝时候就已经开始，只不过到了唐代，观音菩萨的塑像就大多为女相，偶尔也有一些嘴巴上长出胡须的观音菩萨。至于在唐代以后，观音菩萨则被完全塑为女相，而观音大士图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因而中国人心中对于观音菩萨的崇敬与钟爱，一点也不亚于、甚至简直已超过基督徒眼中的美丽天使。
从那以后，中国人眼中的菩萨，方有男女之分，不过，口中常说的女菩萨，实际上并不是观音菩萨，因为这样的说法实在不够恭敬与虔诚。尽管有关女菩萨的说法，从女人的德行上看，应该是指遵守中国古代女人的基本道德标准——三从四德，并且一心向佛的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但是，中国人更多地是从女人的姿色上来进行评判的，因而往往用来称呼那些风华正茂，并且秀色可餐的窈窕淑女类型的女人。在中国的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只要一看见年轻漂亮的女子，哪怕是妖怪摇身一变而成的，都会在口中连声不停地喊着女菩萨，并且心里跳个不停地想着女菩萨，因而被认为是凡心未尽。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元明两代之时，女菩萨早已成为漂亮女人的代名词，在滥用之中，女菩萨的恭维之意也就难免被大打折扣了。不过，在《西游记》之中的猪八戒情难自禁而大喊女菩萨的时候，女菩萨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