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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都同样直接地影响着基督教的发展。公元324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战胜了东罗马皇帝李锡尼，从政治上统一了罗马帝国，然后立即着手进行基督教的统一，以便与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相适应，为帝国提供精神信仰的有力支撑。于是，在第二年，君土坦丁亲自出面召集近300名罗马帝国各地教会的主教，在尼西亚举行会议，来解决教义及教会体制争端，促使基督教走向规范化，为其成为国教铺平道路。这就是著名的尼西亚会议，它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同时也开启了由罗马皇帝来裁决教义争端的先例，这正是国教化对于基督教发展的负面影响：以皇权来压制、甚至剥夺教权，特别是对《圣经》的阐释权。
这次会议的焦点，就是如何理解圣父、圣灵、圣子这三位一体之中圣父与圣子的关系：是“父先于子，子为被造而次于父”呢，还是“父子同质，子为道成肉身”。争论的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后由罗马皇帝出面裁定将“父子同质，子为道成肉身”，而圣灵则“从父出来”，写入作为具有宗教权威性的基本信仰纲要——普世信经《尼西亚信经》——之中，与此同时，凡是持有异议者均被视为异端，遭到政治性的放逐。此外，这次会议肯定了主教制，并按照帝国行省的行政区划设立教区，以建立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确定每年春分后第一次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为复活节。
随着罗马帝国的政治大一统的形成，基督教的宗教大一统也在罗马皇帝的直接指挥之下最终完成。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以罗马帝国的名义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为了确保皇权对于教权的控制，从公元325年到787年，历代罗马皇帝一共召开了7次“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第七次会议又是在尼西亚召开的，由东罗马皇帝与皇太后来裁决所谓的“圣像破坏”，确认圣像是道成肉身的可见之像，应该对其表示恭敬，但它也不同于对上帝的崇拜，这对于宗教艺术的发展，乃至文艺复兴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然而，皇权对于教权的控制，导致了真假信徒难分，政论与教义难辨的混乱现象，阻碍了基督教本身的正常发展，出现了主要以东方的正教与西方的公教为代表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东正教与天主教的教会分裂。同时，这一教会的分裂更是罗马帝国政治分裂的直接后果：公元359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西罗马帝国以罗马为首都，因而罗马教会认为自己是使徒之首的彼得所创，加上罗马本为帝国首都，理应居于普世教会之首，罗马教会主教应以教皇的身份来统领所有的教会；而君士坦丁堡教会则随着东罗马帝国的出现，及君士坦丁堡由东都变为首都，也提出君士坦丁堡教会大主教应以普世牧首的身份来统领所有的教会。
除了教皇与普世牧首的长期之争甚至闹出互相开除教籍的笑话以外，两者在教义上的主要争端就是所谓的“和子句纠纷”：究竟圣灵是“从父出来”呢，还是圣灵“从父和子出来”。东西两方教会互不相让，同样也上演了一出出无聊的闹剧，直到最后发生彻底的决裂。公元1050年，罗马教会教皇通告立即废止意大利南部的拉丁教会所使用的希腊礼仪，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教会普世牧首却命令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会一律使用希腊礼仪，于是，1054年，东西双方教会又一次发生了互相开除教籍的可笑事件，从而最后正式分裂成为正教与公教，也就是东正教与天主教。
东正教后来成为拜占廷帝国的国教，以及许多东方民族国家的国教。天主教随着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的灭亡，在解除了国教化的约束之后，开始走上国家化的道路，到公元6世纪末，教皇已经集罗马教会主教与罗马行政长官于一身，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权力格局，并且在不断扩大教皇国的领地的同时，还通过为各国皇帝加冕的方式来体现君权神授的教权，使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由此，罗马教会逐渐地向着神权国家演变。
这种教会国家化的趋向，以其世俗化的鲜明特征不断地脱离世界宗教的轨道，特别是，天主教通过大量出售赎罪券的方式来搜刮财物，使众多基督教教徒认为这是完全违背基督耶稣所传达的上帝之道的，因为每一个信徒的得救，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需要通过天主教的神甫做为中介，就可以进行自我的忏悔，因而他们提出必须进行宗教改革，打破只有神甫才可以讲解《圣经》的垄断权，争取每一个信徒都有直接从《圣经》之中领悟上帝之道的权力。面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天主教开始进行反宗教改革的还击：1545年，罗马教皇决定必须惩罚异端，重申天主教的信条正确无误，坚持教皇为教会的唯一元首。
被视为天主教异端的各国“抗议者”，最后形成了基督教新教，并使新教成为继东正教与天主教之后的第三大基督教教派，根据在1555年明确提出的“教随国立”的宗教原则，新教以基督教的国教化来反对国家化，以便在皇权的保护之下逐渐恢复教会的宗教本质，促使教义的阐释能够充分地体现出上帝之道。
宗教改革运动之中最先出现的抗议者路德指出：“凡不以《圣经》为可靠启示、为根据的说法都只能算为意见，而没有相信的必要”；“教皇与主教都不是基督的代表，也永远不能代表基督”；“在平民信徒和神甫、贵族和主教，以及属灵的和属世的之间，确无差别”；“我们凡为基督徒的就都是祭司，都是君王”，总而言之，“大家都生活在唯一领袖基督之下”。
基督教如何才能回到世界宗教的本位上来，并不是一个纯属宗教的间题，紧接着第一次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所出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就提出了政教分离的响亮口号，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基督教将继续向着既要爱上帝更要爱人的上帝之道复归。
第八章 寿终正寝的千年预言
Ⅷ．36 进入历史的空间
在全能先知摩西之后，出现在《圣经·旧约》里面的大小先知，都不可能具备如同摩西那样的既是耶和华旨意的代言人，又是耶和华允诺的预言者，更是拥有对于摩西律法的绝对阐释权的全能功能。与此同时，这些先知所能够具备与发挥出来的功能，已越来越小，越来越转向预言者的角色扮演。不过，先知的预言者身份，仍然是建立在先知能否成为代言人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这一点则是由耶和华通过种种神迹来对先知进行确认。
因此，在所谓的大先知与小先知之间，出现在大先知身上的神迹，自然将比出现在小先知身上的神迹更多一些，分量也更重一些，因而先知的功能也就随之而增长，特别是在进行预言方面，更是如此。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先知的身份必须由耶和华来赋予，否则，就是假先知，因而先知的功能，即大小，也同样是由耶和华来决定的。这实际上表明了《圣经·旧约》里面的先知，无论其大小，都与通常所说的先见者与预卜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因为前者与神有着直接与间接的种种密切联系，而后者则与神无关，并且往往是在装神弄鬼之中来妄言休咎，走向前者的反面，即是伪先知。
在据说是《圣经·旧约》之中的四大先知里面，以出色的预言能力著名的是但以理。这不仅仅是由于但以理聪明过人，以至于出现了在犹太人的成语里面有“但以理的智慧”这样的说法；更是因为但以理是受到了耶和华的启迪，才开始他的先知生涯的，所以那一次，但以理能够机智地把苏珊娜从死亡的威胁中解脱出来，从而显示了耶和华的旨意。其实，在希伯莱语中，“但以理”三个字的意思就是“神之裁判”。但以理既然能够在体现神的旨意之中来进行裁判，也就自然地将在此前提之下来进行预言，因而但以理的先知形象一开始在《但以理书》中出现，就是与神迹的出现分不开的。
但以理这一先知形象出现的背景正是犹太人成为“巴比伦囚”的时期：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士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在这里，可以看到对于犹太人成为巴比伦囚的原因的宗教性改写，是“主”，也就是耶和华使犹大国灭亡，并使它的子民变成国虏，即使连自己的神器沦入异教之神的手中，也在所不惜，以此来显示耶和华对于犹太人违抗自己意志与权威的最高惩罚。
这样，但以理一出场，就是以囚虏的身份出现的：尼布甲尼撒命令太监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于是，一共选出了但以理等四个青年人，并重新给他们改了巴比伦名字，要求他们必须学会巴比伦人使用的语言，然后，“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显然，巴比伦王想采用软化的方法来使但以理等人成为自己忠实的奴仆。同时，实际上也是在暗示这将是耶和华对于但以理等人是否虔诚的一次严峻考验。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思，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的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饥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