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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继刚说完拍拍站在一边的弟弟：“走吧，跟我回军部，去见见方军长。”
目瞪口呆的孔连长看着蔡家兄弟俩走下阵地，他仔细端详着蔡继刚留下的手表，认出这是块“罗马”牌的瑞士表。孔连长大吼道：“麻老五，铁柱，都给老子滚过来，日他娘，你们这两个兔崽子违犯军纪，聚众斗殴，还他娘的打出奖励来啦……”
如果不身临其境，没有人能体会到衡阳守军在浴血厮杀、苦撑危局的深切感受，连蒋委员长也难以感受。因为最近从国际到国内发生的很多事情，让蒋委员长穷于应付，焦头烂额，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蒋委员长的实际能力。就衡阳之战而言，蒋介石即使作为最高统帅也难以驾驭，目前衡阳外围的军事态势似乎迷雾重重。
衡阳守军陷入苦战，度日如年。而衡阳外围不是没有部队，仅仅分布在浏阳、萍乡、醴陵一带隶属第九战区的部队就有整整6个军！如果再加上分布在湘江西岸地区隶属第四、六、七、九战区的部队共7个军，那么衡阳外围的广大地区共有13个军，三四十万人。这些部队如果指挥得当，将士用命，想解衡阳之围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可惜的是，这些部队目前也自身难保。蒋介石通过空中侦察得知，浏阳、萍乡、醴陵一带的国军第20军、26军、44军、72军、37军、58军等正规军团现在居然陷入游击战的境地。湘省的大部分水网及大小道路均为日军所控制，这些野战兵团全部被逼入大山之中，后勤保障无着落，部队进击奔袭全靠武功山、罗霄山等山脉中的小路去完成，辎重、火炮、粮弹等物资运输耗去了部队的大量战力，自身尚且难保，哪有能力去支援衡阳？
湘江西岸地区活动的是第74军、73军、79军、99军、100军、46军、62军。按照战役预案，它们应该是支持衡阳作战的主力部队，但在解围过程中，最高统帅部犯了逐次使用兵力的错误。当62军两个团竭尽全力突击到衡阳西南近郊时，本来应与62军协同作战的第79军却在蒸水以北按兵不动，未能起到夹攻的效果。在最高统帅部的一再严令催促下，第79军终于在费尽千辛万苦到达衡阳西侧时，第62军的两个团已经被日军打垮，所有日军打援部队一齐掉过头来对付第79军，倒霉的第79军立足未稳，立即遭到重创，仓皇后退。
7月27日，苦战中的衡阳守军连连告急，请求增援。从第四战区赶来的第46军全力突击到衡阳西北近郊的三塘附近时，由于缺乏两翼掩护，又成了深入之孤军，受到日军两面夹击，因伤亡惨重而败退。
第74军在国军的战斗序列中属最精锐的主力，在历次的会战中均有上乘表现。然而，这次参加衡阳解围作战时，74军独自在衡阳近郊鸡窝山一带与日军打援部队鏖战，也没有与其他援军联手进攻，当攻克鸡窝山阵地后又突然莫名其妙地撤离了。
在多路援军中，第62军可以说是最得力的援军，该军两次攻占衡阳郊区的雨母山，此地距离衡阳市中心仅12公里。当时的日军阻击部队是第40师团234联队，事后的情报证明，在国军第62军的拼死攻击下，日军234联队的防线几度被突破，日军官兵死伤惨重，连马夫和通讯兵等辅助兵员都进入一线阵地，在弹药用尽时用拼刺刀和投掷石块等方式继续战斗，可见战况之惨烈。令蒋介石捶胸顿足的是，当时第62军北侧衡宝公路60华里处就有第100军整整三个师的主力部队，但这两个军分属两个不同的战区，没有形成协同作战，致使这次最有希望的攻击化为泡影。
纵观湖南战场全局，国军对衡阳的各路增援部队并不是没有机会，但由于各路援军分属不同的指挥系统，令出多门，又没有一个临近战场的统一指挥部，因此在战役指挥方面出现极大的混乱。
不得不承认，1944年的中国军队及中国将领们，最最缺乏的是积极主动的战术意识，消极被动的作战方式已经成为这支军队深入骨髓的病毒。将领们都唯恐孤军深入，无人救援，反陷入日军重围之中，如此顾虑，其作战力度便可想而知。
第九战区本来就是由多个地方部队组成的混合体，但在抗战中一直还能有良好的配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并非无能之辈，作为战区主帅，他在此前的几次著名会战中居功甚伟，自创的“天炉战法”颇有独到之处。但此公在性格方面有严重缺陷，他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缺乏容人之量，处理下属关系时挟公带私，难以服众，缺乏一个军事统帅应有的威信和素养。特别是横山勇的第11军发动攻势以后，薛岳完全丧失了斗志，蒋介石命令他前往粤汉路和湘桂路相夹的粤湘桂三角地带，薛岳拒绝服从，他避开日军的攻击锋芒，带领九战区指挥机关撤往湘赣粤边界，离开了作战中心。如此一来，第九战区群龙无首，指导衡阳作战和衡阳解围的指挥机构陷入瘫痪状态。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更是难辞其咎。这位最高统帅的越级指挥是一以贯之的，其特点是朝令夕改，而且缺乏缜密的运作能力。第六战区王耀武集团军兵出湘西，其属下的第79军和第62军的作战任务、攻击方向尽管相同，却分属于不同战区，没有一个统一指挥的长官，而是直接听命于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和侍从室主任林蔚的指挥，因此这两个军各自为战，完全不能形成合力，直致溃败。
在1944年的湖南战场上，国军失利的另一个原因，是日军破译了国军的无线电密码，而国军最高统帅部却始终被蒙在鼓里，事情落到这一步，仗就没法打了。
无论国军各路援军怎样隐藏作战意图，却总在关键地域遭到日军的准确截击，在截击的同时，还能对国军救援部队的侧翼进行侧击，致使国军的攻势瞬间逆转而被迫放弃增援，日军凭情报之优势处处夺得战场先机，其行动迅速而有效。
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是个极为聪明的对手，他一眼就看透了国军的战略部署，因此坚持日军最初的战役预案。对衡阳攻势虽然一挫再挫，伤亡惨重，但他对负责攻城的第68、116两个师团只进行整补而并无增援，在目前阶段，横山勇不打算将其主力师团投入到攻城之战中，他在耐心地等待时机。
横山勇对大本营的解释是：“只要将敌人外围主力击破，衡阳守军得不到援军，在无补给的情况下，待其战力耗尽时，则不攻自破矣！”
果然，到了7月底，衡阳外围的日军各师团将湘江东岸的国军全部压迫至衡阳以南很远的地区后，横山勇立即抽调出三个师团的兵力投入衡阳攻城战。
1944年的中国战场，实在是中国军队的噩梦。
日军对衡阳的第三次总攻开始于8月3日午夜。日军97式轰炸机三个战队一批接一批地出动，对衡阳市区、西南两面的高地实施地毯式轰炸。对守军更为不利的是，日军已把湘江东岸的衡阳机场跑道修好，其作战飞机可以就近起降而不计油料和航程，每架飞机一天之内竟然能起降20次以上。
这场大轰炸从午夜一直持续到拂晓，飞机轰炸刚停，城外四周的日军炮群又开始了集火射击，四万多颗不同口径的炮弹在黎明前的天幕中划出密如蛛网的弹道，带着骇人的呼啸声落在城内建筑物和守军的阵地上，衡阳城被笼罩在烈火和硝烟中。
横山勇的意图是用饱和轰炸摧毁城内的工事和火力点，为步兵部队突入城区进行巷战作准备。
为这次攻城，横山勇重新作了兵力部署：命令第40师团南下，占领衡阳城西北角，阻击国军第六战区的援军；调第58师团加强北面的攻城力量；第13师团从耒阳北上，与68师团兵合一处攻打衡阳城南门；第3师团从茶陵转进耒阳，作为战役预备队，随时准备加入攻城作战；第116师团攻打衡阳城西门任务不变；其他各师团和第11军直属部队，在湘江两岸阻击来援的中国军队，使其不能接近衡阳。
横山勇为了完成对衡阳的最后一击，又增加了四个师团的兵力，加上原来攻城的第68、第116两个师团，进攻衡阳城的兵力达到六个师团。如果再加上炮兵部队、第5航空军的三个轰炸机战队和两个战斗机联队，其总兵力高达11万余人，各种口径火炮共计300余门。
如此强大的战力，仅仅为了对付一个伤亡过半、建制残破、即将弹尽粮绝的第10军，这是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绝无仅有的一次。
山田圭一是三天以前随着数千名补充士兵赶到衡阳的，因为参与攻城的第68、116师团伤亡惨重，横山勇不得不从其他师团大量抽调兵员补充攻城部队。山田圭一所在的第34师团几天前正在衡阳西北阻击国军的增援部队，以一个师团的兵力阻击两三个军的国军部队的轮番攻击，伤亡也不小。师团长伴健雄中将正在叫苦不迭时，却接到横山勇抽调兵员的命令，伴健雄知道衡阳战事不顺利，横山勇正在火头上，哪里敢拒绝？于是咬牙抽调了针谷一郎大佐的218联队开赴衡阳，配合116师团攻城，山田圭一就这样来到衡阳。
佟满堂、张宝旺等人的逃跑，险些给山田圭一带来灭顶之灾，他成了渡边少佐的重点怀疑对象。渡边不是傻子，他先是不动声色地勘查了满堂等人的逃跑路线，在仓库窗外的土地上发现了他们的脚印，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守备队肯定是出了内鬼，不然战俘怎么会进入守备队的院子？渡边又审问了醉酒的两个哨兵和两个炊事兵，诸多的疑点便集中到山田圭一身上。
山田圭一当然是咬死了不认账，他只承认自己醉酒违反了军纪，其余的一概不认，反正喝醉的又不是他一个，渡边总不能把这么多军官全抓起来吧？
渡边当然不相信山田圭一的解释，他只相信自己的推理和判断，这个内鬼肯定是山田圭一，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