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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来，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是中央军委，按照我军的建军原则应该是党指挥枪，那么党中央的政治局应该是最高决策机关了，但是且慢，现在又出现个中央“*”小组，一切政策性的批示均来自这个“小组”。它的权威似乎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中央政治局哪儿去了？是撤销了还是解散了？没人告诉你它的合法性是否还存在，同时也没任何文件表明中央“*”小组算是最高权力机关。偌大的一个中国谁能闹清楚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别说李云龙稀里糊涂，当时的中国没几个人能说清楚，谁要是傻乎乎地拿着本《宪法》说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这是宪法规定的，那么大家肯定以为这家伙神经不正常，在说胡话呢。宪法是给外国人看的，拿到国际上意思意思就成了，谁会抠着宪法较劲？
李云龙昏沉沉犹如一盆浆子的脑子里突然裂开了一道细细的裂缝，一道理性的微光隐隐约约地透过缝隙射了进来？他似乎有点儿明白了，不能钻进事物组成的乱麻里去考虑问题，你要跳出乱麻置身事外去考虑问题，别纠缠在表面的小事上。听谁的，不听谁的，什么是最高权力机关，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革命谁反革命，这统统不重要，关键是谁拥有了评判权和解释权，斯大林那句话说得可谓精辟：“胜利者是不该受到责备的。”想到这里，李云龙算是明白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原本很简单，是政治家们故弄玄虚，把原本简单的事弄得复杂化了。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光喊喊口号，写写大字报，革革文化的命，那么谁愿意革命就革命好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问题是这两个造反派头头已经不满足于革文化的命了，他们要搞武装革命，而且动静越闹越大，要动用坦克大炮了。这就触犯了大多数原本想过安分日子的老百姓的利益了。革命了一辈子的李云龙终于对“革命”这个字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制止这种胡闹式的革命，尽管这样做要承担极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李云龙盯着对面的马天生，突然觉得这家伙挺可怜。他想，就算我李云龙文化低，可我学会了思考，可你狗日的倒是一肚子的学问，讲起革命和理论来头头是道，可那是你思考的结果吗？你顶多是个学舌的鹦鹉罢了。你那些理论哪个是你自己思考出来的？他真的可怜起马天生来了。
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和风细雨地说：“老马，咱们应该商量一下，武斗一定要制止，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城市就完了，不知要死多少人呢。你看是否可以这样办，第一，马上和省军区联络，消除对立，联合制止武斗。都是解放军嘛，怎么能自相残杀呢？第二，确保军事禁区、军事机关、军火库的安全。宣布如有冲击上述目标者，格杀勿论。第三，和省军区协同行动，宣布军队不介入地方派性争端，共同收缴两派的武器，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
马天生认为今天李云龙提出的几点建议很不像话，他好歹是个军级干部，怎么连原则都不讲了？这已经不是和马天生个人的矛盾了，这是直接对抗中央“*”的行为，难怪毛主席说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呢，军内也一样，这个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的牢骚可不少，分明就是那个司令部的人，此人太不识时务，早晚要倒霉。
马天生拿出一份《解放日报》说：“李军长，这是篇重要社论，题目是《“文攻武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我觉得我有必要给你念一段，算是咱们共同学习社论吧。你看，社论指出：对于阶级敌人挑起的武斗，我们一是反对，二是不怕。我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文攻武卫’，我们一方面文攻，摆事实，讲道理，从政治上揭露、孤立、批判、打倒敌人，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方面武卫，当一小撮反动家伙拿起棍棒刀枪向我们扑过来时，我们就给予坚决反击，直到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粉碎其猖狂进攻……好，咱们就学到这里。老李，我认为你刚才的几点建议是极端错误的，是和中央‘*’小组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不同意。第一，省军区一些负责人属于隐藏在军内的走资派，他们公开支持反动组织‘井冈山兵团’，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并派出作战参谋指挥武斗，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他们的行为已经走向了反面，这笔账早晚是要和他们清算的。第二，有消息表明，近日中央‘*’小组要对本市的问题进行表态，将宣布‘红革联’为革命左派，支持革命左派是我们野战军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左派遭到反革命组织的进攻和屠杀时，如果我们坐视不管，那还要我们解放军干什么？第三，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付‘井冈山兵团’这样的反动组织，应毫不手软地进行反击，绝不可有妇人之仁。城市打平了是小事，将来可以重建，我们不可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现在死几个人是值得的，如果反革命分子得逞，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红色江山就要改变颜色……”
李云龙终于按捺不住了，他猛地一掌拍在桌上，吼道：“马天生，你少他娘的卖狗皮膏药，这些狗屁话我听得多了，用不着你来上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中央‘*’小组说了算，不管是哪派，只要我李云龙一天在这个位子上，谁敢冲击军事禁区，抢夺武器，谁想毁了这座城市，我就坚决镇压，绝不客气……”他扫了马天生一眼，两眼射出寒光，用鼻子哼了一声，“我先把丑话说在前边，哪个狗娘养的想吃里爬外，挑动武斗，想靠这个找台阶向上爬，拿国家财产、军队的荣誉、老百姓的生命当自己晋升的台阶，不管是谁，老子就像宰鸡一样宰了他。”
就算马天生再有涵养，也被李云龙粗鲁蛮横的态度深深激怒了，他猛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地说：“李云龙，你不要太狂妄了，就凭你刚才说过的话，就可以定你个现行反革命，你对抗中央‘*’小组，对抗‘文化大革命’，绝没有好下场。”
李云龙傲慢地把双臂抱在胸前冷笑道：“老子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出的话就没有打算收回去，这条命反正是捡来的，已经白赚了二十多年了，这个脑袋子弹都不怕，还怕你的帽子？你这话也就是吓唬墙窟窿里的耗子。值班参谋！”他大吼道。
一个值班参谋进来，立正敬礼，听候指示。
李云龙命令道：“通知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今后不管是哪派组织，谁敢冲击军事机关、军事禁区，抢夺武器，一律开枪射击，格杀勿论。我负责任，去执行吧。”
“是！”值班参谋转身就走。
“回来！”马天生站了起来，正色道，“除了中央‘*’小组，谁也无权下达这种命令，我宣布，这个命令无效。”
李云龙像没听见一样，正用打火机点烟，这是老习惯了，他的命令一经下达，就绝不重复第二遍。
值班参谋向马天生敬个礼说：“对不起，马政委，按照我军条令，我只能执行1号首长的命令，请原谅。”参谋再次敬礼转身退下。
马天生觉得自己的血压在迅速升高，太阳穴附近的血管被血液冲击得嘣嘣跳动，他脸色发白，手指哆嗦着指着李云龙说：“李云龙，你不要一意孤行，你无权下达这种命令。我要直接向中央‘*’小组汇报，你这是拥兵自重，对抗中央，这绝没有好下场！”
李云龙戴上军帽冷冷地说了句：“请便吧！”
〔第三十七章〕（）
出乎李云龙的意料，马天生自从上次和他大吵了一架后，似乎并没记仇，每天见面还总是和颜悦色地打招呼，显得很有涵养，好像他俩之间从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相比之下，李云龙就做得差多了，他是个不会掩饰内心活动的人，心里若是不愉快，便一定要表现出来。以前的老政委孙泰安是个老好人，脾气好，没野心，凡事总顺着李云龙，还处处维护李云龙的威信，所以两人之间从没发生过争吵，彼此相安无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云龙是被孙泰安“惯”坏了。
而马天生就不同了，他认为自己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凡属于自己分内的工作，他绝不允许别人插手，有什么需要拍板的事，也绝不征求李云龙的意见，自己做主就是。他和李云龙第一次见面时曾很客气地称李云龙为老同志，希望多多帮助，听得李云龙心里还挺受用，可日子长了，李云龙发现马天生当初的话只不过是客气一下罢了，他根本没什么需要李云龙“帮助”的，只是把李云龙当成一个平级干部相处，既不显得疏远，也不特别尊敬。甚至也不像开始那样称他为“李军长”，而是很随便地称“老李”。这种缺乏礼貌的行为使李云龙很不满意，总在心里嘀咕：老李？那是你叫的吗？娘的，一个小小的少校如今也和老子平起平坐啦。这他娘的到哪儿去说理？
马天生成天忙得很，他的工作很烦琐，比如组织*思想讲用会，连队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着重培养一些基层连队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组织部队帮助农民搞春种秋收，抗旱抗洪。据基层干部反映，马政委在助民劳动中的确身先士卒，有一次竟累得昏倒在田头。他自律精神很强，烟酒不沾，没有任何个人嗜好，除了重大场合，他平时总穿着一身补着补丁的旧军装。他调来的时间不长，就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基层连队，在战士们眼里，他像个和蔼可亲的连队指导员，和战士们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亲自把病号饭端到生病战士的床前，感动得那个战士流着泪一遍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还有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战士曾接到家里的来信，声称接到了汇款，家庭困难已解决，希望安心服役云云。那些家庭受到帮助的战士都认为，汇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