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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郑天挺教授，当年在北大中文系上学，一面和其他北京各大学学生在校求学；一面又到姚华先生的“弗堂”听讲学。听毕，还集体整理、油印出《弗堂弟子记》散发。京华美专的“弗堂”弟子，更是桃李满天下，不胜枚举。
姚华先生在古文字学的高深造诣，主要体现在《弗堂类稿》和后人为其编辑成一册的《书适》《黔语》《小学问答》等著述上。一九一三年，姚华先生与鲁迅先生等学者同受聘为全国读音统一会，足见功名不是泛泛之辈。史学家张舜徽在其《清人文集别录》一书中，就曾十分推崇姚华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所学甚博，而尤精于许氏《说文》，一生肆力于文字诂训，可谓专精。”民初古文字学家丁佛言请姚华先生为其《说文古籀补补考》一书撰写序言，姚华先生的古文字学观点竟随丁佛言的这本论著一起风行。
《中国戏曲曲艺词典》收有姚华先生词条，定为近代戏曲理论家。列其戏曲论著《元刊杂剧三十种校正》《翯猗室曲话》《盲词考》三种；另有与刘师培、王国维等合著的《原戏》，内收姚华先生的论文《说戏》。姚华先生在戏曲界公认为有影响的另一部戏曲理论专著是与《翯猗室曲话》同时成书的《曲海一勺》。《曲海一勺》最早连载于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由于姚华先生深得戏曲学理三昧，京昆声腔、花面钩脸亦能深发其秘，当时北京戏曲界大家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很是敬重姚华先生，均拜他为师。而姚华先生与之交往也甚密，并经常互相切磋戏曲表演艺术，对清末民初京剧、昆曲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倡导地位。
概念准确，定义具有典范性，再加用词简练、精要，《汉语大词典》从姚华先生的文论集《曲海一勺》《论文后编》两书中，摘录文论作书证的有二百多条，其中不少还是孤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近代文论选》，亦将姚华先生的这两部文论著作编入。其文学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钱基博所著《中国文学史》，将姚华先生视为民初曲学家和散曲作家，可与王国维同列齐名。解放初期去世的戏曲理论家卢前，对姚华先生的曲学和散曲小令，更是推崇备至：“曲海寂寥，幽光斯显，足备一代之征，岂仅为黔学增重已耶？”据姚华先生考证，明代有关诗词论著，普遍忽视曲这一艺术形式的存在。他认为明人此见不符事实，遂将搜集的汲古阁刊的多种版本精心校勘、订正、铨释，得出“曲发生于词，并发展了词”的论断，并将曲的生成、发展概括为通俗易懂的四个字：“翻词入曲”。
值得看重的另外一点，就是姚华先生所写的这两部曲话著作，并不是只为曲而曲，而是目睹辛亥革命后，“中国旧籍，渐传异域，东邻估客，时至京师，百家之书，靡不捆载，至于词曲，尤投嗜好”之风，很是悲愤，治曲的心情以忧喜各半可述。
姚华先生最早是以诗人之名闯入文坛的。因以反封建的“秋草诗”而流布，故有“秋草诗人”的称号。姚华先生的诗集收在《弗堂类稿》中的共有十卷。前期的诗集《藜峨小草》、留日前后的《芦雪樱云》诗名不大，大盛则在一九一一年流寓旧京莲花寺所著《记事抒情诗》三卷与《金石题咏》《前人遗迹题咏》《题近人画》《自题画诗》及《题官私录印自注》前后。民初供职于教育部的桂诗成，曾在一篇文章中，为我们留下了当时旧京文坛争传姚华先生诗篇的这一故实：“当辛亥之际，海内外争传秋草诗人茫父先生，读其诗著，欲识一面而不得，以为怅。”叶恭绰、徐志摩等名流大家，对姚华先生的五言古诗亦深感敬佩，曾分别撰文赞赏有加。更有趣的是，徐志摩在致蹇季常的一封信中如此写到：“得先艾函，又迟五、六月奉姚茫老诗卷，闻名已久，奉读喜慰可知，容为写序一篇。《新月》印行，卷前或摄附茫老稿迹，以示珍异。如此转译为前所未闻。昔畏庐不识蟹文，仅凭口传译散文已奇，今茫老更从白话译折成五言古句，真词林佳话，可传不朽也，乞为致敬意。”姚华先生将泰戈尔的《飞鸟集》译为五言古诗，已是佳话；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如此激赏旧体诗人姚华，何尝不是文坛佳话中的佳话。
姚华先生的诗作自然是以文人诗居多，但也有流传到市井百姓的事典。一九二三年，志同道合的密友陈师曾溘然逝世后，姚华先生不断为亡友遗画题诗。从当年十二月起，一直延续到一九二六年。这期间，姚华先生集中为陈师曾的两本册页题诗。这两本册页，一是“石帚词题师曾山水册页”；一是“京俗词题师曾京俗图册页”。陈师曾画、姚华题诗的这两本册页，解放前曾多次印刷，深受社会各界人士欢迎。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六年经李一氓建议，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京俗词图”（书名出版时改为《北京风俗图》，较原刊本少第二十四图及题诗）后，姚华先生的诗作和书艺才在新时期又露峥嵘，艺林佳宝也得以重现。
姚华先生的书法更是了得。八十年代中期，刘海粟先生在为《姚茫父书画集》所作的序言中，品评绍介姚华先生的书法艺术为：“作书如大匠造殿堂，以欧、颜为梁柱，六朝象赞为砖瓦，晋人行草为门窗帘幕，《石门颂》为匾额，高起高落，内敛郁郁之气，得金文倒薤法，笔先顿而后曳，方圆相济，笔情刀味如名流高座，意气慑人。”原美专学生刘寄踪在给姚华先生孙女姚伊的一封信中，为姚华先生书法作品的不朽，提供了另一层面的识见：“记得每到姚师上课的那天，同学们老早就准备好纸张、笔砚，渴望能获得姚师一帧墨迹。有些同学在上课之前，就伫候在教室门口，争先迎接姚老师到来。姚师常有求必应，不惮其烦，在课时之内，手不停挥，给每个提出请求的同学，各写一帖，决不使我们失望；姚师书法有：行、草、楷、篆各体，隶书少见。他用笔有神，转折绵密，结构谨严，自成一家。不论纸张形式，纸质优劣，从不预作规划，总是高屋建瓴，胸有成竹。一面写，才一面将纸卷逐渐展开，都能一气呵成，布局适当。”清末民初，书法界受包世臣、康有为“学碑成楷”的影响极盛，姚华先生虽“信而好古”，但却能以“述而不作”之法，求得自成一家而独立于书坛，真乃通人也！姚华先生的楷书，郑天挺教授称其为是“以隶运平原（颜真卿），方中有圆，体韵丕变，酷似北碑”；老友陈师曾则谓“兼冬心、完白之长”。邓见宽先生撰文更进一步指出：姚华先生“实际上是用其家乡前辈书家莫友芝以隶入楷的方法，而又自出新意，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姚华先生对唐碑的看法，也与康有为不同。他认为“中唐碑刻，笔迹宛然，北海（李邕）之流，且以书家而兼石师，刻笔之精，自得奥舕”。所以他好用短颖健毫作书，下笔有如刀刻，古拙浑朴，意趣盎然。别人写篆书，历来是以李斯、李阳冰为最，姚华先生却参以金文及“汉三颂”书之，其作有如铸金契石，字体则疏密相成，庄重雍容。也难怪，六十多年过去了，国内外有识之士仍在四处收寻姚华先生的墨宝。据北京宝古斋黄玉兰、陈岩两位经理说，法国使馆一官员收买了姚华先生的大量字画，后来他调到日本任职，还回到北京专门收集姚华先生的作品。
姚华先生作画亦是一奇。四十岁以前还无此雅好，但自从他“与周印昆、陈叔通登泰岱，游曲阜，访邓蔚、灵岩，泛西湖，扬帆海上，名山在胸”之后，恣意作画竟情不尽，笔不止。此时的姚华先生，用郑天挺教授的话说：“姚先生以文章名海内三十年，向学之士莫不知有弗堂先生。晚年潜翳古寺，出其余绪以为书画，见者惊为瑰宝，而文名反为所掩。”姚华先生的画究竟有多好？请看刘海粟先生的一番自白：“读茫父书画，化身为梅林舞鹤，云海翔鹰，幅无大小，无不开阔，斯时斯地，吾土吾民之情，横溢画外，虽经百劫，甲子重周，展卷犹湿，若甫竣稿。窃谓读书之暇，得一小轩，一椅而外，不容他物，壁上挂茫父佳作一帧，煮茗焚香，日坐二小时，相对忘机，于愿足矣！”大师可挂姚华先生的佳作鉴赏，一般的爱画者若能得姚华先生的一幅半缣，视为珍宝，亦是不易。
旧京画坛，先以姜颖生、林畏庐两人为巨擘。民国初，陶宝泉殊有画名。至民国五、六年之后，陈师曾以其笔力高古和为人温雅且有特行而凸起，与其最数往还的有姚华、王梦白、陈半丁、齐白石。至抗日战争前，凡谈及国画大家，必曰陈师曾、姚茫父、王梦白、齐白石那是肯定的。陈师曾病殁金陵后，画坛主将是谁，因分歧较大，不宜考辨，但代表艺坛发言的却是姚华，恐无可非议。一九二八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创办《艺林旬刊》，在创刊号上，唯一的祝辞就是姚华先生的一首祝诗。诗云：“绘画由来清净土，近来恶道转嚣尘。一幢高树人须见，待救诸天七返身。”从这首诗中，也可看出陈师曾逝世后，画坛风云流散，画派争纷别斗，姚华先生甚为痛心的境况。此后，《艺林旬刊》及北大造形美术研究会创办的《造形美术》，这两个在当时极有影响的艺术杂志，就成为姚华先生经常发表艺术论著的阵地。正因为姚华先生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当时画坛无人企及的地位，所以友朋星聚，门生众多，也就不足为奇。仅举梅兰芳先生回忆文章一例：“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泰戈尔夜车赴太原，那天中午，我和梁启超、姚茫父等为泰翁饯行……泰戈尔问我：‘听说梅先生对绘画曾下过工夫。’我告诉他：‘那天出席的画家如齐白石、陈半丁、姚茫父都是我的老师’。我指着茫父先生说：‘我爱画人物、佛像，曾画过如来、文殊、观音、罗汉像，就得到姚先生的指导’”。最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