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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对鲁学或周学，如果用“猜笨谜”的方法去“考证”与“研究”，就比胡适、俞平伯诸先生落后得太多了，为什么现在又有大复兴的样子呢？这种考证，考证一半天，尽是些橡皮钉子，一个也钉不死，有什么用呢？这又要扯回到胡适了。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本是很正确的，科学发明往往就是走的这条路，并不是“胡说”（可是被批得死去活来；这就为“大跃进”准备了舆论环境）。可是，这若干年来在红学与鲁学上都有不少“大胆的假设，大胆的（指粗疏的或不相干的）求证，大胆的做结论（即武断）”，这就走不通了。
我看王小波
？ 陈 坪
现在才来谈论王小波有点马后炮的意思了。他在世时发在报刊上的文章我就零零星星地读过，自然很是喜欢。人死了以后，我又将买到的他的杂文集《思维的乐趣》和《我的精神家园》再三品读，集中享受了一下这个文坛怪才无与伦比的运思行文给人带来的种种绝妙乐趣，会心之处，惊喜莫名，俱妙不可言。我想，面对好文章，一下子患了失语症，只顾浸淫其中，口中赞叹不绝，以致得意忘形，也许是表达对作者的由衷敬意的最佳方式了。
写到黔驴技穷之际，这篇文章本可不作。但读了一些论述王小波杂文意义的文章后我改变了初衷，觉得有些话还值得一说。
有一种观点认为，王小波杂文所代表的疏离“主流”的民间立场，对新一代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启示，具有榜样的力量。这是对王小波的肯定。但是在我看，这种肯定过于笼统粗疏，反倒有可能模糊“王小波现象”对当今文化论坛的启示。
说到“民间立场”，不能不先来界定一下“民间”一词的含义。据《现代汉语词典》解，“民间”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人民中间”，其二是指“非官方的”。即使两层含义都挎上，所谓“民间立场”也未必就一定是个值得赞赏的褒义词。要知道王小波写《迷信与邪门书》《生命科学与骗术》等文，恰恰就是反对某些持“民间立场”的异端邪说的——这些异端邪说迎合的正是“人民中间”的愚昧心理，所宣扬的东西与官方倡导的迥然不同，而王小波的科学观点官方倒是赞成的。可见“民间立场”之说本身就有含混不清之处。我想，上述“民间立场”之说，怕是特指“民间”的第二层含义而言，且特别强调其对峙和对立的意思。如上所说，王小波的立场并不就以官方与非官方的分野简单划线，所以这种评价，是把王小波人为地划入一个思考兴趣和精神视野都受到局限的特殊营垒。只是这一来，这个王小波还是不是那个有着超常心智水平的王小波就很成问题，因而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
不错，王小波是不入流的，但他与某些已成时髦的“不入流”者也同样格格不入。我认为，王小波对下述两种特殊性质的“主流”的疏离是容易被人忽视的。首先，王小波的立场与狭义的政治态度及其倾向无关。他尤其不是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者形象出现，他与后者是有区别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者无法把王小波引为同道，因为前者有两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即庙堂意识和广场意识，王小波都没有。他无意成为任何意义上的中心，更无意抖出一面“正义”和“真理”的旗帜聚集涓滴以求成势，形成一种所谓“民间”“主流”。其次，正是王小波而不是别人，对知识界中那些好以“社会责任感”自圣、专司替天行道角色的人充满了辛辣的嘲讽。他说中国的话语圈子向来有“在使用话语时总想交税的强迫症”的传统。什么是“总想交税的强迫症”？就是“说话的人往往有种输捐纳税的意识，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口头上”，“做秀”（Show）惯了，很自觉，即使没人逼迫，也总想说些“应该”说的、同时又很“正确”很“凛然”的话——这种人正是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自序》中嘲讽的那类惯“能明辨是非的人”。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写道：“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交纳税金，作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难听的说法。好听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他说他如今“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交纳税金的责任感，假设我真是这么想，大家就会见到一个最大的废话篓子。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导因于对矫情的话语世界的“某种厌恶之情”。
有人在评价王小波时谈到了他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理解王小波及其杂文意义的关键所在。但要想弄清什么是“自由主义立场”，必先弄清什么是“自由主义”，否则意思不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自由主义”一条的解释，先声明了“不适宜作出简单的定义”，因为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者没有固定不变的立场，他们“对社会问题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处理方法”。但这并不等于说不能对其信奉的精神原则给出基本的轮廓。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恰恰是“反对使个人自由受到威胁的权力集中”，自由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重视人的个性的意识，把人从对集体的完全屈从中解放出来，从俗习、法律和权威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作为一个个人，人的解放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独特成就。……自由主义从广义说，就是旨在保护个人不受无理的外界限制”。自由主义“发展了个人权利的学说，其中包括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引文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9卷580、581页）。自由主义思想中的灵活的“实用主义”，正好说明它的价值取舍是以是否有利于维护和发展“个人的”自由为标准，舍此之外没有更高的精神原则——比如超出个人、个性的所谓集体和社会的原则——需要承担。这种特点就决定了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态度必然是超然的、不受约束的和逍遥自在的，他不隶属于任何集团、阶层和党派。与满怀救世情结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总是鄙夷真正个人化的独处和自守，总要把个人纳入一个更大的价值体系中才能为自己找到生存的意义、获得人生的归属感不同，为了维护个人至高无上的自由，自由主义者更习惯于孤军奋战，厌恶所有拉帮成伙的倾向，无论对意识形态上的左派还是右派，他都持冷静的批判态度和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这就使他看上去似乎显得并无明确的立场可言。可以说，自由主义者是当今市场社会中唯一清醒的“个人”，他没有理想主义者的狂热和激情，拒绝整齐划一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他率性而为，独往独来，因而无须刻意去打动人心，对自己进行商业性的包装和推销，而是在卖大力丸的各种喧嚣声中静静地固守着个人精神上的那份独立和自由，不但耻于为那些蛊惑人心、自我标榜、假充正经的东西鼓噪卖力，反而伺机对其冷嘲热讽。这种嘲讽常常又带有戏弄的色彩，是淋漓尽致的，也是毁灭性的。总之，所谓的自由主义立场，正是那种懒得“交纳税金”的立场。王小波通过他的杂文写作力图向我们表明，在那个纳税的媚俗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超尘拔俗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借用周国平先生的话说，就是不看重事功，与时代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却“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关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尽管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心态是平静的，但“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会对社会进程发生有益的制衡作用”；“这样的人多了，时代的精神文化水准自然会提高。遗憾的是，我们拥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信仰呼唤者、精神呐喊者和文化讨论者，少的是宗教、哲学、艺术上的真信徒甚至真虚无主义者。”（《救世和自救》）让我把话说回来。王小波杂文的社会责任感不是借助信仰、勇气和激情作基础，以“明辨是非”的强拗对立或对抗来显示自身的存在，而是以极富张力的洞察性的智慧和极度从容、意趣奇崛的幽默做武器来瓦解“一切”威胁个人自由、有辱人性尊严的假恶丑的东西，使其显得是那么荒谬可笑和无地自容来得以体现。它不是伦理上的“庄严肃穆”，而是心智上的游刃有余。有了这种心智的存在，那些极力想扮演时代精英形象的人物应该会有一丝不太自在的感觉，应该会因其预期的庄重之舞台效果突然向滑稽可笑逆转而品尝到什么是尴尬的滋味。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总结王小波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必要的，但最好能顾及到他“这个人”的全部丰富性，以避免将他简化为一种类型，在误解的基础上作为某种精神楷模予以推销。王小波认为，知识分子的不幸，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方面的“狂信”。他说：“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知识分子的不幸》）王小波对此很反感。在价值观、伦理准则和生活方式上，他推崇罗素关于幸福的本源是“参差多态”的说法。王小波对信念的看法是，人生在世，只要不断地学习、追求，自会形成信念，特别是知识分子；所以最好不要轻易提倡什么，尤其是在知识界。他本人就表示“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自序》中还说过，如果“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那“就不如不活”——可问题是不能保证一个人死后就一定不被“提倡”。“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试图把某种“普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