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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系国的科幻小说《倾城之恋》里，时间甬道有时间警察把守，超速者要罚就地拘留若干年。这是将现有的空间交通观念移用到时间旅行领域。阿西莫夫在小小说《法律之争》中构想了另一种情况：嫌疑犯在作案后躲进了一架时间机器，使得警方在法律所规定的七年内都找不到他。法定期限一过，嫌疑犯虽然被抓住，警方对他也无可奈何，因为法官判定：“在时间内躲避拯救了斯台恩。”
科幻作家们还预计到：和星际移民、进入异元世界之类超空间旅行一样，超时间旅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文化适应问题。科幻作品中超时间旅行的取向，有未来、过去和平行时间三种基本情况。超越现在，进入未来，是科幻作品的常见话题之一。美国作家艾尔弗雷德·贝斯特所著的《星星——我们的归宿》里，主人公福伊尔的复仇行动，正以超越时代的航行为背景而展开。逆转时间，回到过去，是时间旅行的另一种取向。例如，德国作家契杰克将时间旅行的幻想和宫廷里争权夺利的古老传说糅在一起，创作了《国王与玩具商》。主人公是一对亲兄弟，弟弟为夺取王位而利用时间机器放逐了哥哥，而哥哥则同样利用时间机器重登王位。平行时间轨道之间的切换，是超时间旅行的又一种取向。比如，法国作家吉米·吉约所著科幻小说《粉碎时间霸主行动》采用了三条时间轨迹错位的手法来阐述正义和邪恶的斗争，主人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交错旅行。不论是将过去时代的人们拉到我们生活的时代来，还是我们跳过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到未来时代去，或者并行时间的居民由于轨道交错而进入了另一时区，都将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环境的问题。只要想想地球时差所造成的“喷气机滞呆症”、跨文化移民造成的“Shock”（震荡）等问题的严重性，就不难理解这种适应的困难，科幻作家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例如，苏联作家斯特鲁格特斯基科幻小说《正午：第二十二世纪》描写公元二○一七年出发的宇宙飞船越过光障，跨过了整整一个世纪，进入了二十二世纪的苏联社会。宇航员们来到这个十分美好的新世界中，重新学习，重新训练，才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若不是从旅行者而是从他们所抵达的新时区的居民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如何看待闯入自己的世界的不速之客，也是颇为复杂的。阿西莫夫《丑男孩》写科学家霍斯金斯所领导的实验室通过时空往返装置从尼安德特人中摄来一个男孩，他的相貌和当时的人们相差很远，以致大家都认为他很丑。由于担心他走出实验室会造成能量平衡的巨大变化，霍斯金斯不允许他离开自己的小房间，雇了护士福乐斯小姐照料他。她对这个男孩从厌恶到热爱，产生了母亲般的情感。当霍斯金斯决定将他送回原来的时代时，福尔斯小姐意识到他将无法再适应原来的生活，为了照料他，毅然和他一起前往尼安德特人所生活的时代。小男孩遇上福尔斯小姐这样的善心人自然是幸事，可是，当福尔斯小姐奋不顾身地跟着他到尼安德特人当中去时，人类的这些祖先又会如何对待这位“代沟”深似天堑的后裔呢？答案自然不令人乐观。
当然，与空间旅行相比，超时间旅行还有其特殊性，表现在自我定位和历史改写等方面。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果时间轨道不再是线性、单向的话，那么，人们所感叹的也许将是自我定位的困难了。这种困难不是在茫茫太空中的迷失方向，也不能靠GPS（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之类工具来解决。在美国作家罗伯特·西尔弗伯格的科幻小说《绝不通融》里，二十八世纪时空保卫局的首脑马勒毫不留情地将数千名时间偷渡者送到月球上去禁闭，以防止他们所携带的病菌作乱，因为这一时代已经消灭了疾病，人们也相应丧失了对于任何病菌的抵抗力。当时人们还不能够进行双向时空旅行，可是，有一天马勒却意外地发现一个偷渡者使用的是双向时间装置。他好奇地摆弄这个装置，结果被送到过去一个可怕的时代。他好不容易才利用同一装置回到二十八世纪，却被时空保卫局的自动追踪器盯上了，被送往局长室，而坐在局长位置上的正是马勒，这个“绝不通融”的人自然会把任何偷渡者送往月球。可这个轮回究竟是怎么开头的呢？成了偷渡者的马勒百思不得其解。就自我定位而言，读读美国作家罗伯特·海因莱恩发表于一九五九年的科幻小说《“你们这些回魂尸——”》是有益的。作者设想一九九三年位于美国洛基地下城的时空劳工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我”），利用美国制造的座标变换器来到一九七○年的纽约，结识了一个写忏悔故事的人，他二十五岁，本来是个双性人，当姑娘时的名字叫珍妮，未婚而有孕，生下的女婴被谎称为其叔的人偷走了，自己却动了手术变成男性。“我”答应帮助“未婚妈妈”找到玩弄过并抛弃了她（他）的男子。于是他们来到一九六四年的时空，“我”从医院的育婴室里偷走了婴儿，将她送到一九四五年的一家孤儿院。然后，“我”又到一九六三年的时空里找到了那个玩弄珍妮的男子，将他送到一九八五年的洛基地下城，要那儿的军士招募他参加工作。最后，“我”回到一九九三年的总部休息，说明“我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了”——原来，“我”就是珍妮！不仅如此，“我”也是一九四五年那家孤儿院里的婴儿、一九六三年那个未婚而受孕的姑娘、一九七○年那位写忏悔故事的男子。更有甚者，“我”同时是窃走婴儿的“叔叔”，是玩弄了珍妮的男子，是被押送到一九八五年的洛基的那个家伙。因此，在角色的意义上，我既是母亲、父亲，又是儿子、女儿。这些矛盾纠葛，都是在“我”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之间发生的。荒谬固然荒谬，但是，“我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了——可是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你们这些回魂尸？”加了着重点的引文，是作者借主人公之口的发问，答案自然是要由读者来作出的。
在时间中旅行的人，很可能会遇到以往的自己、将来的自己，作为第三者观看甚至干预以往的自己同周边环境的互动，或者作为第三者窥见甚至干预将来的自己和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这样做本身是否会影响到现在的自己呢？加拿大作家伏格特的科幻小说《实现愿望》接触到了这一问题。它描写了处于“未来”的一部超级计算机跟随其前身智脑返回“现在”。当双方处于对抗状态时，这部超级计算机曾想动用导弹来对付智脑，但它发现智脑与自己原是一体，只不过相距几千年而已。如果这时毁掉智脑，那么肯定也不可能有几千年后的自己。因此，它只好关掉原子弹头的保险装置，并将已经起飞的导弹引到荒山野岭之中。美国作家罗恩·克拉特的《逆时旅行寻根记》则描写莎蕾·坦布鲁克小姐租用时间机器人“螺蛳壳”，带上男友蒂姆，回到过去的时空里探宝。当他们发现了藏宝的地点之后，再回到现在的时空里来探寻。这些作品都肯定不同时代的自我相互影响的可能性。以上分析中所说的“自己”，也可以替换为“他”，换言之，我们同样可以进入过去或未来的时代旁观甚至参与当时的人们的生活，这样做本身会不会改变当事人的命运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在高度理性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充满务实精神的人来说，自然不成问题，因为它们目前根本不存在；但是，二十世纪高科技以及科幻小说所熏陶出来的新一代人，熟悉这类问题并且对它们津津乐道，就没有什么好奇怪了。刘兴诗《神秘的外套》写重庆的一个中学生披上时间飞行衣，回到过去的时代，救了岳飞，打败了金兀术；干预甲午海战，击败了日本鬼子；最后把飞行衣送给了一位失明的老奶奶，让她回到过去和自己海上遇险的孩子们见面。读了这样的作品，不管其中所描写的一切是否有可能办到，但是，人们总会体验到一种快感。时间旅行作为一种题材已经屡见不鲜，但南斯拉夫作家戈兰·赫德克的科幻推理小说《戒指》却是别具匠心的。作者回避了时间旅行的具体手段，却利用时间旅行的可能性构想了这样的情节：主人公“我”作为科学家，不仅拥有并能驾驶时间机器，而且利用新技术五分钟内就在计算机帮助下学会了古荷兰语，回到十七世纪，在调味品与黄金等值的阿姆斯特丹，以一品脱的干胡椒就换得了一枚钻石戒指，将它带回二十世纪。“我”不愿在寻找新的珠宝商这件事上费心思，于是总是去找同一位珠宝商，只不过每次都比前一次提早一小时，这样，对“我”来说，这位珠宝商自然是熟悉的老交情，而对珠宝商本人来说，来买戒指的“我”每次都是新顾客。而且，“我”每次来，都是买同一种（准确地说，是同一个）戒指，而同一个戒指居然可以售出多次！回到二十世纪之后，“我”同时销出了九十四个一模一样的钻石戒指，发了大财，而对此大感怀疑的检察官即使得知真相，也对“我”无可奈何。通过时间旅行来从事“投机”买卖，算是致富新方吧！
时间旅行至今还没有显露其现实可能性。尽管如此，提出这一观念是了不起的。总的说来，人类虽然还缺乏超时间旅行的实践，但却已经在幻想中畅游时间的长河，由此而产生的科幻作品就其内容而言是丰富多彩的。当然，从幻想到现实之间，毕竟还有很大距离。从哲学的角度看，超时间旅行的最大难题在于下述时移法则：任何旅行通常都需要一个主体（旅行者），而我们已知的任何主体都是一个过程（因为生命本身就有过程性）。换言之，旅行者本身存在于时空之中，并随着时空的改变而改变，如果旅行者超越自然时间的节拍而向未来世界运动，必然立即以相应的加速度趋于衰老，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