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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沦》里，“忧郁症”缠身的中国学子先是偷看房东少女洗浴，后来在野地里无意中窥听少男少女野合，然后昏昏懵懵撞进一家兼做皮肉生意的酒店，清白的身体遭到了破坏，之后痛不欲生，投进了大海，临终前还对“祖国”发出“你快强大起来吧”的呼唤。郁达夫写小说一向不讲结构，率性而为，其实这些小说于散漫中仍有一种情节上的因果关系，承担这种“结构功能”的，不是别的，正是主人公的“性苦闷”与东瀛色情风土的互相牵引：《南迁》里，美丽妖冶的房东女儿M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中国学子勾引到手，玩弄和利用一番之后又与别的日本房客发生关系，由此引发了中国学子严重的身心危机，不得不远走房州海滨以疗心头之伤，引发另一轮伤感的遭遇；在《风铃》里，中国学子在汤山温泉胜地与一位良家妙龄少女邂逅，露天温泉里的共浴、风雨大作之夜颇具传奇色彩的一夜同眠，使中国学子心猿意马、想入非非，直到遇见少女的表哥，发现对方一切都在自己之上，便以“败劣地悲哀”突然离开了汤山温泉。这个令人沮丧的记忆，成为这篇散文式小说的“文眼”。
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文学熏陶的中国学子，郁达夫十分愿意将自己的小说上升到“灵与肉”冲突的高度，在《〈沉沦〉自序》里，作者就称此作“叙带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这种说法后来受到留法女作家苏雪林的痛击，苏氏认为《沉沦》只充满了“肉”的臭味，丝毫嗅不见“灵”的馨香。苏雪林这样分析：“郁氏原来意旨是想描写灵肉冲突，无奈对于心理学太无研究，自己一向作着肉的奴隶，对于灵的意义原也没有体会过，写作的技巧又幼稚拙劣得非常，所以成了这本非马非驴的作品。”（《郁达夫论》）话虽刻薄，却不是无的放矢。难怪连郁达夫的“创造社”伙伴成仿吾也不肯附和郁的这种自说，认为“《沉沦》于描写肉的要求之外，丝毫没有提及灵的要求，什么是灵的要求，也丝毫没有说及”。
其实，郁达夫的所谓“灵肉冲突”，就是“情”与“欲”冲突，也就是说，亢奋的“欲”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无法自然、正当地得到宣泄，升级为“爱”，主人公为此而苦闷焦虑；在“欲”的茫茫苦海中，“爱”的海市蜃楼显得越发迷人，诱使主人公更加疯狂地追求，尴尬于是不得不出现：在“欲”与“爱”这种互相依存、提升的关系中，“欲”由于过于旺盛，使主人公动辄受诱惑，掉入“淫妇”的圈套，永远没有升华的希望。陷于困境的主人公，自然而然就把责任推向自己的“祖国”。
欲望这种东西不刺激则已，一刺激便意味着压抑；欲望膨胀得越大，压抑就越厉害，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东瀛这样一个“人情”异常发达的国度，不受刺激又怎么可能呢？尤其是对于长期受封建道学束缚、性心理不正常的中国学子更是如此。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中国人大多数读书人几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见女字便会眼角挂落，现出兽相，这正是讲道学的结果。”（《“半春”》）这未尝不是一种经验之谈。据周作人晚年的回忆：1906年秋他第一次到日本，刚进房间，就被下女乾荣子的一双光脚吸引，陷于兴奋与迷乱。赤足这种再平常不过的东瀛日常生活景观，竟能对中国学子产生这么大的震撼，至于铭记终身，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微妙差异、中国人对日本文化宿命性的误读，极具象征地包含在周作人的这第一瞥中。
在自传体文章《雪夜》里，郁达夫这样啼血坦陈：“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从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的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异，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似黄花等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磁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是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所以谙习了日本言语习风，谋得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揖别了血族相连的亲戚弟兄，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于旅舍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郁达夫对日本女子的这种赞美，显然已超越了正常的理性，带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味道。在他的笔下，日本女人的眼睛总是又大又黑又亮，体形丰硕完美、极富性感。而事实上，大部分日本女人眼睛都是细而小，身材小巧玲珑，并不见得那么性感。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里就这样形容日本女人的身体：“说得严重一点，她们几乎没有肉体……像纸一样薄的乳房，贴在平板的胸脯上，腹部缩小得比胸脯还要细，从背脊到腰身到臀部都是笔直的一条，没有任何凹凸，整个身躯和脸庞以及手脚相比，瘦弱得不成比例，一点没有厚度，使人感到这不是肉体，而是一根上下一般粗的木棒。”这与郁达夫的观察简直有云泥之别。然而，本土大师老到的眼光终究比异国学子饥渴的目光更加可靠，看来，还是郁达夫的眼睛出了偏差，亢奋的情欲使他专注于那些“肥硕完美”的女子而不及其余，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东瀛女子特有的扬长避短、化腐朽为神奇的装饰才能骗过了郁达夫的眼睛。
郁达夫的眼光中无疑掺进了西方近代“两性解放”的价值和观念，惟其如此，日本女子才显得如此“肥硕完美”，并且高贵起来。比较一下《留东外史》就更清楚了。在《留东外史》里，日本女人被描写得“淫”而“贱”，显然是作者陈腐的封建道学与“华尊夷卑”观念作怪的结果。衮衮诸公一方面在肉体感官上疯狂迷恋东瀛女子，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极其蔑视她们，呈现一种严重的人格分裂。这方面，郁达夫无疑比平江不肖生要先进得多。在他的笔下，日本女子的地位大大升级，从肉体到精神都散发着难以抵挡的魅力和不可冒犯的尊严，成为东瀛“人情的世界”无可争议的王者。这就是郁达夫受了日本女子的气，也无法恨她们，而是把怒气撒向自己“祖国”的原因。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使《沉沦》的主人公极其夸张地喊出——
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地爱我，我也是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事实上，郁达夫在日本的生活并不像他作品描写的那样阴暗惨淡，即使是在写《沉沦》各篇时，作者也过着比较逍遥自在的日子，“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也不愿意用功……”（《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据文学史家研究，郁达夫留日期间曾与多位日本女子发生过恋爱关系，“他在名古屋曾邂逅一位名叫后藤隆子的日本女子，‘相逢道左，一往情深’，两人有较密切的交往；后来又和一位叫雪儿的日本妇女相遇于东京，两人时断时续地同居一年；此外，他对名古屋大松旅馆的侍女梅野，对京都旅舍的一侍女玉儿，也都曾献出自己的热情，并以诗相赠”（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同样，在《沉沦》中作者轻易地将主人公送进了大海，临终还对祖国发出埋怨，而在实际生活中，郁达夫并没有自杀，而是从妓院出来后，冒着雪直接坐车回家，途中思绪翻腾，有一种“全身的骨肉都完全换了”的感觉，并且发出这样的慨叹：“沉，素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那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雪夜》）这种“高于生活”的艺术夸张，当然是“反封”的时代精神和“弱国子民”的屈辱双重激发的结果，但从根底上制约这一切的，仍是那个无所不在的“人情的世界”。难怪在归国的途中，受尽“东洋罪”的郁达夫冒着毒辣辣的三伏太阳，在门司登岸，来到艺妓一条街，对“日本最美的春景”作最后一次“饱看”。作者以悲怆的笔调这样写道：“幸町是三弦酒肉的巢窟，是红粉胭脂的堆栈，今天正好像是大扫除的日子，那些调和性欲、忠诚于她们天职的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