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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论述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国民性”这一词语，也没有专门针对“国民性”进行批评。他使用的词语是“国性”，而“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
总体来看，严复对于中国国民的“程度”持一种较悲观的看法，这导致他在1905年与孙中山的辩论中声称“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他认为只有从教育着手，逐渐变革或许有望，而孙中山则立即答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如果说，从事教育还是从事革命还只是渐进或急进的路径之争，对专制的依赖却是一个思想的死结。一方面，严复对欧洲自由主义有着精深研究，完全明了自由、民主和法制的真意。中国人为什么看起来比西方人“自私”？严复在《〈法意〉按语》中明确指出中国人自私的根源正在于专制体制下“小人”没有机会参与国家和社会之事，管理混乱在于缺少地方自治之规，而法律优待外族，“自抑其民”，伤害了民众的爱国情感；另一方面，理论上认识到制度根源却没有改变严复对已然如此的现实的悲观，对“国民程度如此”的深刻怀疑使得他在实践中反过来相信“天下仍须定于专制”，相信“圣主”和“天子”的力量，认为时人反对袁世凯是一大错误。严复甚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在书信中写道，“所绝不敢信者，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立”。这样，严复的思维率先陷入了现代中国思想中的一个极大的悖论——要改变旧的专制所带来的弊病，只能依靠新的专制，然专制既是病根，又何以为药方？
三
中国人当中比较集中地探讨自身国民特性问题始自梁启超，而其间强烈的感情和理性之交织也由梁氏肇始。
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所著的《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梁启超开始把国家的衰弱归因于人民。他说：“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认为愚是中国民族内在固有的，因为“欧西四五百年前”也曾“守旧愚弱甚矣”，但由于政府发展教育，鼓励创新，情况得以改观。梁启超此刻的着眼点在于教育和启蒙，主张以开学校、译书、开报馆救中国之弊。梁氏强调，“中国人之聪明本不让欧西”，只可惜聪明被数千年来的愚民政策所抑遏。梁启超这一时期对中国人基本持积极乐观态度。他于1898年在东京创办《清议报》，其宗旨中有“激发国民正气，增长国人学识”之句，同年在致他人的一封书信中断言：“中国人种特长，必不致灭亡。”
中国人的“奴性”，在《戊戌政变记》中已有论及，但梁启超清醒地指出其根源仍在封建国家——“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在1899年的《独立论》中，梁氏声言“不禁太息痛恨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1900年，梁启超开始强调“民权”，认为“不与民权，民智乌可得开”。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提出中国积弱的根源在于全体国民的内在根性，他把中国人的缺点如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归因于数千年的“政术”对民众“驯之，之，役之”，因而，“纵成今日之官吏者，则今日之国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1901年冬，梁启超将《清议报》改为《新民丛报》的时候，特地强调“倡民权”为“独一无二之宗旨”，并要以报纸和后来创办于上海的广智书局来“广民智，振民气”。
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新民说》，指出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首先应当“维新我民”。由于中国人“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因此应“自除心中之奴隶”。但是，《新民说》中关于“新民”的观点在当时就引起了争议。有一名署名为“飞生”的留学生当年即在《浙江潮》撰文，认为梁启超把新民作为首要条件，忽视了政治改造，是“倒因为果”。飞生认为，从理论上说，有了新民，自然会有新政府，事实上，必须先有新政府，而后才有新民，因为政府是国民的代表。梁启超对这一驳诘予以了正面回应。这场针对《新民说》的辩论表明，在孙中山和章太炎的大力宣传下，日趋激进的留日学生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和渐进改良思潮，在1902年已经产生了尖锐分歧。
纵观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文字，“国民性”这个词组出现得并不算多，通常的论述形式为中国“国民”的“品格”、“特质”、“国民志气”、“国民意识”等。就中国国民性格而言，梁启超在批评之余也多加以肯定。据丁文江编著的《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中指出，梁氏1903年的美洲之行是他思想中一大转折，自美洲回日本后“言论大变”。在对旧金山华人社区进行了一番考察后，梁启超对“中国人的缺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三项缺陷：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享专制而不能享自由。梁启超的美洲行并非完全是泛泛地访问，而是带有为保皇会筹款的使命，但在筹款过程中，尤其是华人最多的旧金山一站，梁启超深深感到当地华人调度之困难、办事效率之低下。原本觉得中国不会亡的梁氏，思想中开始出现颓废的一面：“觉中国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
梁启超作于1903年的《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继续了这一时期的批判态度，对中国人的缺点一一罗列，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在好几年之后，1911年的对话体《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梁启超却一反以往不时流露出的消极情绪，对中国“国民性”进行强力辩护。“国民性”一词在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而且频率极高，但感情色彩却基本上是正面的，或至少是中性的。在和友人“明水”的对话中，他把国民性分为“良”与“不良”两种，指出中国人有平等、自营自助、以自力同化他族的几大优良国民性，但也指出同化力强同时表现为模仿他人的能力较弱，反而导致僵化。对谈中他驳斥了中国人智力不如其他民族的观点，认为西方科学昌明不过是近二三百年间的事，日本甚至在三十年前也不知科学为何物；中国人的尚武精神虽然一时缺乏，但“谓我国民性本来如此，且将来永当如此，此决非笃论也”，因为中华民族“根器之本极深厚”。至于此前已经成为共识的，关于中国人爱国心不发达，不分天下和国家的说法，梁启超又将其解释为因为怀有“高尚纯洁”的世界主义理想。在1912年作的《中国道德之大原》中，梁启超再次强调中国人的优点为“报恩”、“明分”、“虑后”，自认“吾之所蕴积，亦实有优异之点，为他族所莫能逮者，吾又安可以自蔑？”
梁启超在1915年的《伤心之言》中，痛呼“良心麻木的国民”，而到1921年，在一次演说中又宣言：“我觉得中国人的性质，无论从哪方面看去，总看不出比外国人弱的地方。”以上种种，时贬时褒，前贬后褒，说明梁启超面对“国民性”时内心恐怕始终是非常矛盾的，而这和他的遭遇、性情与心境有大关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毫不讳言自己持论常“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
四
中国人的缺陷，孙中山也看得很清楚，他不否认中国人是所谓“一盘散沙”，不否认中国人缺乏自修的工夫，甚至基本的社交礼仪。但是他始终坚持将国民性缺陷归结为民权缺乏。在1897年所作的《伦敦被难记》中，孙中山这样描述中国人的处境：“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而根源则在于统治阶级“堵塞人民的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十分薄弱，在孙中山看来，原因是除了纳粮以外，百姓和皇帝根本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孙中山的改造路径与严复、梁启超均不同。如果严、梁乃至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人士均主张缓慢地教育启蒙、文化转化，孙中山则更偏重直接以政治参与来训练民众。在他看来，教育不是民主的先决条件，因为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国民性的缺陷抑或“程度不足”容易成为维持或复辟专制的绝好借口，孙中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指出：“袁世凯之流必以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学之士亦曰，非专制不可也。呜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马也尚能教之乘，而况于人乎？”〔1〕这里所指出的“曲学之士”正是严复、杨度等人。他们与孙中山相比，在针砭国人缺陷方面并无差别，所看到的问题也大同小异，但角度和解决办法却大相径庭。首先，孙中山并没有过度强调这些缺陷的“中国特色”，而是从积极的角度着眼于“人”的普遍性。既然人类都能够也必须学会理性的政治生活，中国人何以能例外？第二，孙中山绝不相信中国人内在地欠缺政治能力。中国人固然如杨度所说以家族为中心，但是孙中山却乐观地认为，中国人中的宗族团体和家乡基础是两个“好观念”，以此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结起来”。为梁启超深恶痛绝的致公堂等华侨秘密会社，成为孙中山共和革命的盟友。第三，孙中山主张吸取传统和西方文明中好的方面来积极改造国民性，在个人修养、社交礼仪方面，他认为应该学习外国人的新文化，并难能可贵地创作《民权初步》，以详尽的技术细节来教导国民行使民权，但同时又不主张全盘抛弃传统，而是鼓励发扬传统中的固有美德。第四，作为“实行家”的孙中山相信制度的积极作用。严复、梁启超等人都已经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