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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英雄向着幻想中的胜利迈开的每一步都在走向他的毁灭，每一步都加强了观众对英雄在劫难逃的感觉。知道或感到这个必然结局的观众完全了解作者并洞悉到戏剧的秘密，而剧中人却并不知情……由于悲剧冲突所表现的是社会变迁的过程，因此其“悲剧的嘲弄”（ｔｒａｇｉｃ ｉｒｏｎｙ）实际上并不含有对英雄进行嘲弄和反讽的贬意，而只是一种具有无可奈何的事与愿违，其深意在于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和对悖论的惊讶和惋惜。①
当把这第二段引文置入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政治舞台中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惊奇地发现，其实“演员”和“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是混为一体的。所以，当时过境迁之后，谁也别自夸，因为当时似乎真的没有谁比谁更高明！俗语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至今仍然坚持自己当年信守的一个原则，那就是：理解是批判的前提，研究者的首要责任是反思那个曾经支配着社会事物、包括自我在内的话语体系，透视以往的那个时代“真理叙事”得以形成的脉络（ｃｏｎｔｅｘｔ）以及支撑它可能持续的逻辑。
作者谨识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日夜
于北京
前言第2节 引言（1）
以１９７６年震惊中外的北京“天安门事件”为契机，中华民族那纯朴沉默的理性精神，踏着崎岖凹凸的行程，伴随着伤感、疑惑和求索的情绪，终于冲破了自己设下的传统樊篱，以激昂不羁的曲折形式复归了。说实话，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五四”以后的历史上，恐怕还没有哪一个历史事件能像这次一样，在亿万人民的心灵中留下如此广泛而深重的巨创，仿佛也没有哪一类激烈的斗争能像这次一样，在方圆近千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骤时积淀下那么多的疑虑与思考。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表面上看是那么突如其来，可历史的足音中却始终潜伏着无数的根源。自然，这些在深层结构中才能存贮的文化积淀，并非每个人都能说得一清二楚，但是直观的感受、社会的本能及其民族责任感却驱动着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们，将思维的重心转向到了一个共同的方向上：我们的社会有机体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由沉默到爆发或许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觉醒和成熟。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四人帮”很快倒台，人们在经历了一段真诚缅怀和极度狂喜的交叉情感负重之后，整个民族逐渐沉静下来。他们在想，在看，在思考，在求索，从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反思。
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人治”与“法制”的争鸣、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原因的探索、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经济规律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制度模式的研究……等等，其意义都远远不仅限于哲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纯粹学术领域，其共同的深刻旨意在于：打破僵死凝固的观念束缚，自己反省、认识、剖析自己，以推动已经落后了的中国赶上世界发展的平均水平。
与以上种种探索相比，对毛泽东进行公正的科学评价，实际上具有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的思想解放意义。问题并不难理解，对于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设计者和缔造者——具有极大社会影响的２０世纪超级伟人的评价，实际上关系着我们民族今后数十年的基本发展方向，关系着整个世纪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格局。事情愈是至关重要，人们的心理负担也就愈加沉重。那时，从中央到地方，从严肃的会场到街谈巷语，从中国的穷乡僻壤到世界的华都盛市，人们都以各种各样的态度，或沉郁，或激昂，或坚信，或猜测，密切注视着这一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政治评价。毫不夸张地说，那时中国人把这一政治评价看成民族自我前途和命运的关键环节，外国人则把它视为衡量中国价值的重要天平。
在现实的十字路口上，产生了选择的需求。当时邓小平敏锐而深刻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他的这一洞见，不仅是我们数十年来发展与徘徊的深刻总结，而且同时点破了人们为之担忧，感觉苦楚的心理死角和压抑本源。不久以后，中共中央集体讨论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步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政治评价，扫除了围绕在他身上的层层神秘莫测的光环，他又以“人”的形象回到了我们中间。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这一名词已远远超出了个人称谓的狭隘载体，人们面对他、思考他、分析他、理解他，都与“我们”及其自己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人们的意识中，无论褒也好，贬也好；爱也好，憎也好；循情也好，论理也好，都不能否认：“毛泽东”的确标志着某种超越个体之上的社会权威象征。严肃、公正地说，他的巨大威望和影响更主要的并不是靠权力建立起来的，正如毛泽东晚年在批评林彪时所说，“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①在那个人们不会轻易忘掉的年代里，尊敬、愚忠、崇拜、服从，许许多多说不清的东西混杂黏合在一起，一切都发生得那样自然、自觉，那样顺理成章和不证自明，几亿人在他的呼唤和感召下“指示照办”，“挥手前进”，这绝不是单纯的权力控制所能达到的。在这里，权威信念的合理性实际上起着相当重要的支配作用。我个人认为，不从这一深度理解问题，对毛泽东的研究就只能是隔岸观火，涉及的只能是表层皮毛。显然，整体民族的“有组织激动”的迷乱与颠狂，只能说明社会有机体内部出了毛病，或许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整体民族丧失了自我。无意识中，人们自觉地奉献，不自觉地牺牲，往往在毛泽东身上去捕捉已被铸冶过、洗涤过的自我折光，仿佛若明若暗，若离若合，总能在“毛泽东”那里发现和感觉到自己的影子。那时，人们为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能成为“毛主席的红卫兵”，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数十年来，的确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左右、牵动着整个民族的思维、行为、理性、情感，甚至在每个人的血液和灵魂中都深深地烙下了它的痕迹。从而，不自觉地为能使自己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品而感到无上荣光。其实，这种感受和感觉，在今天往往并不需要凭借严缜的逻辑推理和思辨论证，而是那么质朴、直观和平常，因为，感觉的灵魂深处是“自我的生活”。这样，“毛泽东”这一称谓，实际上已在人们的观念中概念化、范畴化了。一方面，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淀，形成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人们共同认可的价值中心；另一方面，他又内在地同每个单独个体联系在一起。他涵盖了自我，又超越了自我，因此，“毛泽东”已升华为某种体现民族实现与政治发展的普遍社会文化现象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应把“毛泽东”视为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身。它既是整个民族自我意识的社会、文化和哲学投影，又是理性与情感相交叉的一束花环。他曾标志和代表着某种普遍的价值取向、思维形态和行为机制的完整过程。
毛泽东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他的经历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中国动荡、冲突、矛盾之曲折前行和有序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民族精神结晶的典型意义。无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结构艰难变幻的宏观图景中，还是在人们主观思维发展的潜移默化中，“毛泽东现象”无疑是一个既有极大影响，又有相当代表性的发展模式，他的思考与中国近代（乃至中国古代）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制度设施、民族心理、理论体系、时代特征等诸因素密切相关。舍此现象恐怕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将难免空泛、疏漏。同时，毛泽东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一个能动的思维实体，他的思想发展又有着许多独特的特征，如认识结构、价值系统、情感机制和判断准则等等。在这个角度上，毛泽东的个人气质、秉性和人格又极其突出鲜明。理论上，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虽然有时相互矛盾，有时融为一体，但总是形影不离，不可分割。由于“毛泽东现象”可以说处于两个时代（古代与近代）与两个自我（“大我”与“小我”）的矛盾交叉点上，是时代与自我的双重组合，而且，他又集农民与领袖、政治家与思想家、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于一身，因此，对他的思想的研究与剖析就必然具有经久不衰的理论魅力。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对此来说只不过意味着思想结构要素的不同组合和重新配置而已。“毛泽东现象”作为民族理性成长的一个片断，将在历史中获得永生。
尽管本书的最后一章涉及较远，但全书主要讨论的范围大致限定在１９１０至１９２１年的历史阶段内，研究的重心是早年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或政治文化观念。正如朋友们常问我的，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讲，无疑此题仅占有一个相当狭小的历史时空，并不能由此全面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翻卷峥嵘的宏观景致；而且，这一阶段也不是毛泽东的思想成熟时期，又不能由此显示毛泽东本人思想的发展全貌和精神本质，至多不过是他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一个“萌芽形态的片断”而已。
前言第3节 引言（2）
那么，讨论此一话题的意义和价值又何在呢？
的确，在从“戊戌”到“五四”的宏观思想史的背景中，青年毛泽东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人物”，在本世纪最初的数十年中，他显然不能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