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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和研究结果都已证明，毛泽东上述理论体系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其中隐藏着巨大的悖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这里，我们只是试图指出，毛泽东晚年的政治理论自有其自洽的逻辑体系，毛泽东有他自己自信的理由。
在“心理动机”层面上，我们将看到一个极富魅力、棱角鲜明、充满矛盾和耐人寻味之特殊人格的生动图像。从能读到的毛泽东文稿（包括公开发表的著作、即兴讲话、诗词作品、读书眉批等）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高傲、自负、“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度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渴望。这反映出毛泽东气势磅礴的胆识和超越凡俗的视阈。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同时，通过近年来出版的各种细腻、逼真的回忆录，我们又被告知，毛泽东体察入微，小心谨慎，揣摩至深，不易容人，有时甚至表现出某种与其身份不大相称的狭隘。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虎气”和“猴气”在他身上共同有之。在心理学视角上，这两个毛泽东并不协调，时时冲突，呈现出持续性的内在紧张（ｔｅｎｓｉｏｎ）。但是，无论是极度的豪放，还是敏感的谨慎，其心理的隐蔽影像和焦虑核心都是一个被充分放大了的“自我”。用精神分析的规范术语表达，就是“边际性症候的自恋主义”（ｔｈｅ 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①用通俗的比喻说，这种人格大喜大怒，打抱不平。不得志时具有卧薪尝胆的超常毅力，成功以后又会傲视群雄，拒绝不同见解，甚至一意孤行。向权威挑战成为其赖以存在的生活乐趣与精神支柱。由于这是一种“非同凡响”的人格，所以孤独总会伴随而行，而潜意识中抑制不住的自我彰显，其实是弥合其高度疏离感的必要补充。
在心理学理论中我们知道，过于自尊的人其实也就是最为自卑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压抑往往会成为创新的动力。而在毛泽东的心理辞典中，“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等体现阶级属性的概念，往往成为“贫人”、“贱人”、“下等人”、“小人物”、“被人看不起的人”、“被压迫者”等字眼的同义语。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②类似的态度就是在许多公开的会议上他也直言不讳。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讲“破除迷信”问题时，一连列举出四十多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①。并多次强调，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１９５４年他支持李希凡、蓝翎反驳《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大人物”压“小人物”的不满。通读毛泽东当时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人士的那封信，我们很难说其直接矛头是纯粹对着俞平伯本人的。１９５７年，当曾经是“小人物”的李希凡在大报上批评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毛泽东又在这篇批评文章上批语道：“简单化”，“使人读不下去”。原因是“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表示这回他本人站在王蒙一边。②所以，把这两件相隔不远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仅从心理动机来说，毛泽东都是要表示出自己这个“大人物”要为“小人物”撑腰、说话的态度罢了。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惰性因素。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具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孕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衰亡。这样，辩证法所包含的无情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毛泽东晚年的大量论述中，这种“压抑—创新”的倾向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毛泽东自信地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前行的合理化途径，也就是通过释放压抑去冲破惰性的过程。“无产阶级”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力量，关键就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压迫越深，反抗越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心理学的视野下，毛泽东又返回到了有血有肉、可能沟通的常人世界。这对深切体味他晚年思想和行为的动机，是多有裨益、不可或缺的分析层面。
真实的历史使上述三个层面的内容交叉融合在一起了。“政治事件”、“思想结构”和“心理动机”有机联系，密切互动，从而构成一幅晚年毛泽东复杂而有序的思想画卷。
周恩来曾精当地指出：“毛泽东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巨大人物。”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之历史过程的产物。如果说，所谓“巨大人物”是指其对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力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这种深远影响力的深厚基础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群体情绪息息相关。必须把毛泽东研究置入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情境之中，才能对其巨大影响力的民族情感渊源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位。
自１８４０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不可抑制的生产力一次再一次地破碎了中国“天朝圣国”的幻梦。一种先进文明的扩展却是以一个民族的屈辱为代价，这巨大的历史悖论正体现出马克思透视人类活动的深刻洞察力。在一个世纪的对外战争中，中国几乎没有在任何具有关键意义的冲突中取得过胜利，整体民族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特别是时距最近而耻辱最重的八年日本侵华战争，更是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烙下了难以弥合的痛苦和创伤。可以说，长期屈辱和压抑所积淀下的激愤，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现代精神中的潜在气质。
就是这样一个饱尝屈辱的民族，当有人振臂高呼：“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①的时候，当人们相信只要拼命奋斗就可能在数年之内“超英赶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那么，“大跃进”时期人们宁可砸锅炼铁，昼夜苦战，甚至“真实地造假”，除了制度的原因外，不正是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所精彩分析过的“集体欢腾”（Ｃｏｒｒｏｂｂｏｒｉ）的社会景观吗？②所以，当把具体的“社会事实”放到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去的时候，思想的解释将发生变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情境中，诸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大跃进”、甚至“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事件，就将可能得到超越表层之更为深刻的理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在今天看来他的若干如此不可思议的超常举动之所以能得到响应，其实都是近代中华民族屈辱记忆的情感宣泄和自我幻觉之“集体表象”（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必然反映。
与此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那时人们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如果忽略掉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特质，那么，把这一愚昧现象归结为中国传统权威崇拜的持续影响，是极其合理的解释。但当考虑到近代中国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情境，我们就不得不说，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需要“卡里斯马”（Ｃｈａｒｉｓｍａ）的时代。从政治心理的角度讲，一种组织化的群体、一个政党、甚至一个民族，都需要一个凝聚公共精神的符号，一个提供价值的认同的中心。某个群体越是处于弱势，越是面临艰难，这种对于公共政治符号的需求就来得越迫切，越强烈。①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中国社会是从传统王权结构转型而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是用一种现代政党的组织形态替代由于传统王权结构的崩溃而留下的权威空缺，加之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又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所以现代中国制度转型中渗透着旧制度遗留下的深层因素，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依据制度主义学派关于“路径依赖”（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各个政治集团面对激烈的竞争，都必须建构自己的标志性政治符号，以此增强内部凝聚力。国民党选择了孙中山，而共产党则选择了毛泽东。所以我们说，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现象，是历史传统和现代需求之综合作用的产物。显然，这与人为制造政治符号假象的愚蠢举动，不可同日而语。在纯理论的层次上，这一现象是马克思阶级竞争学说、韦伯合法性类型分析和涂尔干宗教精神原理所共同探讨的对象，具有很深的意义内涵，值得展开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复杂的事物必须使用综合的工具予以解释。对于长时段具体历史情境的自觉关照，也正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黑格尔所谓“让巨大的结果从微小的原因发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