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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自己则坚持认为，以往学术界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存在误解和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中国人求强求富的急切心态有关。但如果冷静客观考察，那么：“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②在《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询（１９７８—１９９４）》一书中，迈斯纳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２０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③由此迈斯纳得出了如下结论：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所持有的这一命题根源于经济不发达的土壤中，在这里，它被转换成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并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注。被马克思主义所激发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多种革命，已经被限定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之中，这毕竟是２０世纪历史的一个显著事实。而且根植于这一土壤之中的社会主义政权，在经过一个工业发展时期之后，已经或早或迟地把自己容纳进了占优势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规范之中。借用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所预期的普世性（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话语来说，就是人们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高声预言：我们正在迈向“历史的终结”，未来肯定是一个当下之逐渐延伸的平庸信念。但是，对于那些把历史视为过程而不是停滞的思想来说，“历史终结”的观念则是一种沮丧的期待。而且，这种关于历史在其现行资本主义阶段已经走到了顶点并且已经终结了的假设，使人特别地悲哀。然而，就资本主义而言，其自身巨大的生产力已经带来了不断拓展的开发、日益增长的异化、各民族间怪异的不平等以及更加致命和愈加频仍的战争，而且这些都在一个日益增加且规模极大的范围上持续地展开着。那些能创构不同且更好未来的人们，假如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他们为“乌托邦徒”（“ｕｔｏｐｉａｎｓ”），将会拒绝关于在现行美国这一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典型化身之中，历史已经走向终结的观念。①
毋庸赘言，这种与社会主流思潮明显异调的观点，恰恰反映出作者学术独立的鲜明品格，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一家之言。
相对以上各种对毛泽东的学术评价而言，１９９７年由中青年学者、美国杜克大学的德里克（Ａｒｉｆ Ｄｉｒｌｉｋ）以及哈里（Ｐａｕｌ Ｈｅａｌｙ）、奈特（Ｎｉｃｋ Ｋｎｉｇｈｔ）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性透视》②一书，是９０年代西方“新左派”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标志性学术专著。该书第一部分是“导论：毛泽东思想与核心学术成就”；第二部分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部分是“全球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毛泽东思想”。从该书收入的论文内容看，涉及许多前沿性的社会政治理论问题，如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政治经济学、阿尔都塞的文化遗产、政治运动与社会变迁、斯大林主义影响、毛主义的东方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主义版本分析等一系列专题。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在主题、框架和论阈的新方向，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这里，我们仅就该书中德里克关于“现代性”脉络下的“毛主义”之性质的分析，做一框架性介绍。尽管这一派别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界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特征的全部倾向，但却足以展示其超越意识形态而趋向学理探讨的基本特征。
德里克指出，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发现了一个巨大悖论，这就是：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走向穷途末路，不是由于它的失败，而恰恰是由于它的成功。换言之，正是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奠定了其自身灭亡的基础。然而，马克思的解决方案则是，“现代性的创伤”只能“通过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现代性”来治愈。这个“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现代性”载体，就是现代无产阶级，只有他们才能从现代性中获得更加丰富的“解放”可能性。但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科学和科学思维的巨大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植根于批判理性和坚信为改善自身状况人类能够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启蒙运动的信念之中，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社会技术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隐含在这种创造力之中的毁灭性。这种创造力在其对世界的征服中摧毁着人类生存的条件，破坏了那些赋予人类生存以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社会关系；它把人性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却又把它关进了一个由工厂、贫民窟、混凝土丛林以及理性化国家的官僚主义迷宫所构成的‘铁笼’之中”。正如德里克评论伯曼现代性理论时所说：“当伯曼把马克思请到２０世纪末叶来的时候，现代主义并不是‘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一个出路，而是一条进入这些矛盾之中去的更可靠、更深刻的途径’。”所以，克服这种巨大矛盾的冲动就必然是“使已被现代化变成历史客体的众生回归其历史主体的地位”。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31节 西方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趋向（2）
德里克指出，在这样的维度上考虑问题，毛泽东与马克思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
毛试图探索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而这一探索本身也是矛盾的：一方面，毛泽东把矛盾当做革命生命力的象征，对它做了热情的颂扬，认为矛盾之间无限制的相互作用是使革命向无尽未来前进的一个条件；另一方面，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构造矛盾，并引导这些矛盾趋向未来，即一个根据他自己的革命理想提出来的未来。这样做的前提是，毛泽东相信他自己有能力说明什么是解决矛盾的“正确答案”。在现实实践中，矛盾之间的自由相互作用则采取了社会试验的形式，在这场试验中，毛既是解释家又是试验家。中国社会则是他试验的对象。所以，毛泽东的期望是极其现代的，而其得到的效果却又是相当破坏性的。
在尝试追求新的现代性、摆脱资本主义方面，“文化大革命”从后来看也许是人类的最后一次挣扎。最近２０年来的社会事实向全球表明，也许并不存在一条“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出路”，除非人们学会把现代性的毁灭当做生存的前提而与之共存。①
不难看出，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样的视野下，像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探讨，已经超越了痛苦记忆、情感释放和纯粹政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的经验层次；在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党内权力斗争”、“共产主义极权”甚至“中国事务”等特殊政治问题的层面，使“毛泽东”及其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研究，成为人类困境和异化悖论之普遍理论问题的一个值得深思的东方案例。
所谓“区域性政策的研究”主要是指美国而言，其意思是中国只是其国际关系战略中的一个地区性角色。他们研究中国的主要目的首先不是学术上的知识追求，而是由于必须知己知彼。既然对象是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异质文化和敌对激进意识形态的国家，特别是又面临着这样一位具有独特人格和巨大影响的“卡里斯马”（Ｃｈａｒｉｓｍａ）领袖，理解毛泽东就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的关键。所以，１９７８年以前，毛泽东研究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领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如果说学术争论往往能反映出该学科的基本性质和学术走向，那么，我们也可从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争论中得到不少启示。自１９５１年哈佛大学史华慈发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①一书以来，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的争论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与列宁主义及其斯大林主义的关系；其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儒、法两家）的关系；其三，毛泽东本人的人格特征和思想风格对新中国制度建构的影响。这些问题显然与中、苏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判断和定位有关，与理解中国整体社会行为的政治逻辑有关，也与把握这一体制下最高政治权威的动机、心态及其规律有关。所以，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研究，即便在学术规范上并不亚于其他学科，但在宏观旨趣上仍留下了明显的“政策服务”的印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转向有一个过程，其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几位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术领袖，分别试图在自己的学说体系内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解读。换言之，他们都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有资格作为一种珍贵的“中国经验”，在学理的内在逻辑上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理论系统之中找到位置，进而隐喻地体现出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具有某种合理性和普遍性的意义。这一特征表明，在新的时代，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走向了世界，成为人类知识成长系统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法国学术界基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学生们高举“３Ｍ”（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的名字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