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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着鸡腿、苹果和可乐。我勉强笑道：“一个人打这么多东西，是不是走后门了？”
他老实地说：“不是，我拿别人的饭卡来打的。宿舍几个没回家的人合租了一间房子过年，你要是没地方去，也过去玩吧，都是冲压三科的，还有好几个没地方去的女孩子。”
岳震在车间里既不象化强那样喜欢指手划脚，也不象小志那样活泼可爱，我对他并没有太多留意，正想拒绝，忽然意识到他的普通话中带有明显的湖南口音，于是问：“你是哪里人？”
他说：“我是湖南的。”随即又补充道，“我们一起过年的同事很多，有湖南的、江西的、河南的，还有你们四川的。”
湖南人？该死的齐怀义也是湖南人呢，虽然我知道用这种方法找齐怀义未免太可笑，但总比守株待兔强得多。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说：“恩，我跟你去。”边说边把还没吃的鸡腿、苹果及可乐分别塞进他手中的塑料袋内，然后小心翼翼跟他出了厂门。
之所以小心翼翼，实在是深知流言的力量。倘若有好事者将我和岳震大年三十走在一起的消息传播出去，不知道要演化成多少个版本呢。而在这个厂里，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我的老乡，再传到家乡，我就又罪加一等了。
不能离得太近，但又不能远到让他感觉我特意回避什么，这就要巧妙地保持一定距离，不近不远，不亲不疏，非常别扭。
好不容易走到出租屋所在的路口，见到四个治安员，在路口一字排开，逐个检查暂住证，连挺着大肚子的怀孕妇女都要严格盘查。不远处站满了没有证件的人，另有两个治安员在收钱。不肯交钱或没钱的，就被关押在另一个小过道里，前后都有戴钢盔、手持铁棍的治安员守着。
想起前几次的经历，查暂住证对我来说就象一场恶梦。我头脑立刻空白，腿肚子都吓得抽筋了，再也顾不得和岳震保持一定距离了，赶紧挨到他身旁，沮丧地说：“虽然扣了我的钱，但厂里并没有发暂住证给我，我们还是绕路走吧。”
岳震却无所谓地说：“绕路走太远，年底了，说不定那条路上也有治安员守着呢。我们都戴着厂牌，樱芝厂的厂牌就是暂住证，你放心好了。”
我知道，这个时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反抗是徒劳的。看他说得那样胸有成竹，我只好颤抖着双腿，半信半疑跟在他身后，排在未被检查过的那一字长蛇阵后面。天似黑未黑，很多人都急着回去过除夕，再加上周围此起彼伏的鞭竹声，等待检查的打工仔打工妹们个个牢骚满腹。
“我靠大过年的，却天天都要查这劳什子！”
“就过年才查你，不查你他们拿什么过年？”
“抓了多少人？刚刚猪笼车又拉走一车，现在己经取消收容谴送，听说直接带派出所了。”
“不知道，反正赚得不少，每人200元呢。”
“厂里扣了我们暂住证费怎么不把暂住证发下来？”
“说不定是他们和厂里老板合伙分了。”
“上面总说取消暂住证，可一天都没取消过，孙志刚白死了。”
可牢骚终归是牢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连那些被查到的，还只是用细若蚊虫的声音抱怨几句，然后乖乖地站在一边等候发落。
第202章（）
被查的人如果跑了，治安员就被拿着铁棍追，追上就劈头盖脸地打，然后不问三七二十一拥进猪笼车；如果不跑，治安员们也并不凶神恶煞，冷漠而懒散，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我实在不明白，这和明火执仗的抢劫有何区别？
这时，又有一个年龄稍大的打工妹被扣住了，年龄稍大只是相对大多数打工妹而言，其实不过二十七八岁的年纪，她哭着哀求：“家里还有小孩等着吃奶呢，让我回去吧。”
两人治安员还是粗暴地把她送上了“猪笼车”。
查我的是一个高大壮实的治安员，我赶紧讨好地将厂牌递过去，他翻来覆去的看着，大约感到没油水可捞了，一脸不耐地挥手让我过去了。我如获大赦一般，刚想拔腿跑掉，岳震却在后面小声提醒：“不要跑，你跑了他们不以为你厂牌是假的，做贼心虚呢。”
我脚步一时没收稳，差点儿跌倒。
确定安全后我才敢回头，查暂住证的路口再次乱成一团，叫骂声和拳头声响成一片，不知哪个倒霉鬼又被打倒在治安员的铁棍之下了。
我问岳震：“好象前年我回家前就听人说过孙志刚，到底是怎么回事？”
岳震想了想说：“2003年在东莞被抓，送到收容谴送站被活活打死了。”
我不由胆战心惊：“太可惜了。”
他难过地说：“其实因为没有办暂住证被活活打死的何止是孙志刚一个人？只不过因为孙志刚是大学生，又正好被报道出来罢了。那没被报道出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前几年深圳暂住证查得最厉害的时候，装人的‘猪笼车’半路起火，整整一车五六十个人都被活活烧死了，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老乡，那年他才刚刚20岁，都白死了。”
我叹了一口气，离乡背井，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打工的路上，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生的磨难和岁月的风霜在等着我们。
很快到了出租屋，果然，小小的房间内挤满了一屋子的人，热闹非凡。我立刻认出一个头发掉得看见头皮的中年女人，她叫汤燕英，是我们车间的qc。其余的我虽然叫不出名字，但上下班经常见面，都很面熟。汤燕英亲热地把我拉到她身旁：“杨海燕，我认识你，舞跳得很好。”
我很羞愧，女孩子们也赶忙给我摆上一套碗筷，一个男孩和岳震打趣：“你们真快啊，杨海燕才进厂几天？”
岳震连忙解释：“你们别乱说，我们是偶然遇到的，我看她大年三十还在饭堂吃钣，就邀请她过来跟我们一起过年。”
另一个男孩促狭地笑笑：“那为什么是你偶遇她而不是我偶遇呢？”
屋内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岳震立刻闹个个大红脸，我连心转移话题：“刚才被查暂住证了。”
汤燕英愤愤不平地说：“真是吃饱了撑的！暂住证被查了一二十年了，治安越查越差。有这时间，多抓几个小偷也是好的。”
一个瘦弱的男孩接话道：“听我一个做小偷的老乡说，小偷就是警察的长工，抓了再放，放了再抓，在这一抓一放之中，长工们的钞票就哗啦啦地流进了警察局的大门。”
他旁边一个年龄稍长的男人叹息道：“做小买卖也是长工，不仅是警察局的长工，还是工商局、税务局、城管的长工，我差点赔得连裤子都没有了。我现在不给他们打工了，又回来给资本家打工了，办暂住证的手续很麻烦。”
我对面一个看上去极精明的瘦高个子抢着说：“一点都不麻烦，深圳有很多照相馆都能代办暂住证，只要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了，一个星期就可以拿到。如果用别人的身份证真实资料，去办也能办。”
旁边一个清秀的小女孩怯怯地问：“这样的暂住证有用吗？”
“瘦高个”笑笑：“暂住证绝对是真的，你说有没有用？”
无论持何种态度，关于暂住证的问题，屋内几乎所有的人都深恶痛疾。但一个穿着黑夹克的男孩却笑嘻嘻地说：“你们这些人哪，怎么不想想，政府只让我们办暂住证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居住下来，才花那么一点钱就在这儿住一年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一想到这我就每天红光满面，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呢。”
他这样一说，刚才压抑的气氛立刻缓和下来。不知是谁拿出一串细细的、小小的鞭炮，在短暂的鞭炮声中，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仔打工妹热烈地围在了年夜饭的饭桌边。桌子是用几张木板和凳子七拼八凑成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推杯换盏的热情。
吃过饭，屋内架起了一个麻将桌，男孩子们围在一起打麻将，女孩们一边嗑瓜子一边说着闲话。屋内不知从哪里淘来的旧电视里在播放着央视的春晚，但很少有人看。人多的时候，我一向不太爱讲话，只好无聊地看电视。晚会中偶尔也会讲到农村，讲到打工，但那样的农村和打工，和真实的农村与打工相差很远很远，远到仿佛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岳震没有上麻将桌，看我孤单，不时抓一把花生或瓜子放到我面前，十分热情周到。仿佛我是他带回来的，就是他的责任一般。想到自己前来的目的并不单纯，真感到受之有愧。
终于熬于11点，我再也忍不住了，字斟句酌地问岳震：“我以前有一个叫齐怀义的同事，也是湖南人，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他毫不犹豫地说：“听都没听说过，怎么，你想找他？”
我赶忙摇头，坐在我身旁的胖女孩停住嗑瓜子的嘴，惊讶地问：“姓齐？还有这个姓啊，我第一次听说呢？”
“胖女孩“的声音很大，屋内很多人都听到了，全都摇摇头。汤燕英老气横秋地说：“在外打工的人，出了厂谁都不认识谁的，甚至有很多连姓名和籍贯都是假的，仅凭姓名和籍贯想找个人，真是比登天还难。”
虽然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但我仍然感觉微微的失望。当2005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伴随着新年的钟声，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也一同响起。我不由忧伤地想：新的一年，寻找齐怀义会有希望吗？能否如愿以偿脱离一线操作员的命运？未知的打工道路上，又将会遇到什么？
短暂的喧闹过后，男孩子们继续打麻将，女孩子们仍然聊天吃零食。地上、桌上到处都是花生壳、瓜子皮、水果核。新年到来之前，很多人的睡意就上来了，强撑瞌睡只不过是为了守岁。现在岁守过了，瞌睡便再也撑不住了，于是女孩子们一同起身要求离开。
与其中两个女孩眉来眼去的男孩也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