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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老板以为他客气，热情地说：“王经理，快尝尝，这可是绝对的美味啊，除了我们这些有钱人，一般人是吃不到的！”
宋老板边说边把盆子往王磊面前移了移，与此同时，那股奇异的香气更加浓烈地钻进王磊的鼻子，婴儿小小的头正好对着王磊。王磊觉得婴儿的眼晴正死死盯着他，那双眼晴里充满了仇恨和邪恶！
王磊忽然想起什么，惊慌地问：“照你这样说，这个是生下来的活婴，如果是流产或堕胎的死婴，也可以做婴儿汤吗？”
宋老板老道地说：“那当然，死胎更好办了，包给产婆或医生几百块红包就行了。”
听到这里，我立刻全身发抖，大脑一片空白：第一个被我流掉的孩子，他（她）被谁吃了？我不敢再想下去，恐怖地用后紧紧捂住肚子。
王磊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变化，尤在愤愤地说：“听说活婴都是女婴，一胎政策真是害死人。中国人喜欢好进补的习性，己经到了天谴的地步了！不但酒店如此，听说有些福利院也收买被拐卖婴儿，让外国人收养中国婴儿牟利，什么世道！”
我感觉自己都要崩溃了，猛地双手抱头，狂躁地喊道：“别说了，我求你别再说了！”
他以为我是受了惊吓，赶紧闭了嘴，紧紧地把我搂进怀里，安慰道：“别怕，我们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
一路上，我都失魂落魄的，直到吃过晚饭，我才恢复正常，弱弱地问王磊：“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他便坐在沙发上，一句话都不说，脸上没有一刻即将为人父为人夫的喜悦，只是一根接一根拼命地抽烟。很快，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我不满地说：“既然想留下这个孩子，你不知道抽烟对胎儿不好吗？”
他这才掐灭烟头，望了望我，叹了一口气：“生孩子必须结婚证、上户口，是吗？”
我点点头：“当然，否则连学都没法上。但结婚、上户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他拼命抽了一口烟，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说：“我无法给你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无法给我的孩子合法的户口！因为我的户口被冻结了，现在根本连身份证都没有！”
我吃惊地瞪大眼晴，好半天才说：“不，这不可能！如果没有户口，你还一直想出国？如果没有身份证，你是怎么进现在的公司？”
他苦笑道：“我当然想出国，如果我有户口，我现在早就在国外了。我之所以能进樱之和现在的公司，是因为我的身份证及所有证件，其实都是我一个同学的！事实上，我也不叫王磊，我的名字叫林卓生。”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男人，这个我深爱的男人，这个和我同居了一年的男人，竟然连名字都是假的！
我终于明白了，怪不得上次樱之厂罢工，他明明非常支持，却始终不敢走上台去，甚至于在罢工中，他明明没有过激行为，却偏偏逃得比任何人都逃得快。后来于慧问起，我还为他辩护，现在才知，他就是害怕一旦进入警方视线，假身份证的事就会败露；怪不得他对结婚从来都不置可否，不是说时机不成熟，就是用出国来敷衍我，最可恨的是，我竟然一次次相信了他的话！
如果说我能理解他做假证有难言的苦衷，那么我不能原谅的是，他竟然瞒了我整整一年。一想起来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和我同床共枕的男人，一直在骗我，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想到这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颤抖着嘴唇，一字一顿地说：“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他立刻跪了下来，把头埋在我的膝盖，内疚地说：“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怕一旦说出真相，你就会离开我。”
我愠怒道：“你太小看人了！我爱的是你这个人，无论你叫王磊还是林卓生，但你为什么要骗我！”
他仰起脸，无限哀伤地说：“并不是我有意要骗你，是因为，倘若有人知道我叫林卓生，就有人叫我以命抵手！”
我浑身的血液差点凝固，结结巴巴地问：“你，你不是在说梦话吧？”
他低声说：“我也希望这是一场梦，但梦醒了，我的哥哥，却再不会复活了。”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哽咽起来，缓缓向我讲述了七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王磊，不，林卓生，出生于湖北某大城市的一个工人家庭，哥哥林越生比他大三岁。爸爸妈妈都是一家大型国营矿机厂的工人，哥哥技校毕业后也进了矿机厂，虽然爸爸患有肾结石，但厂里可以报销大部分医药费，所以生活虽然拮据，但还算过得去。
矿机厂原先效益特别好，据说十年不工作都有饭吃。可自1995年以后，效益逐渐下滑。令人奇怪的是，工厂的效益越来越差了，干部们的腰包却越来越多，有人买了房子，有人买了车。工人们却还住在老地方，有的一家几口挤在破旧的屋子子。倘若他爸爸妈妈不是双职工，恐怕也不会分到那30平方的房子。
几乎是一夜之间，矿机厂和很多国营工厂一样，不再属于国家了。厂长还是原来的厂长，但工人却不再是工人了。他家里虽然在城市，但亲戚朋友只并没有出人投地的人，所以爸爸妈妈几乎是同时下岗，领到了薄薄的一叠买断工龄的钱。
这让爸爸妈妈都很郁闷。在他们年轻时，最流行的口号是“一生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那时候，工人阶级虽是所谓的领导阶级，但并不实际参与国家管理。他们和同时代的人一样，从进入工厂的大门开始，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个人的理想都被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所淹没。在不停的劳动竞赛、义务劳动各种运动中，他们早就变成了劳动的工具，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去提高自己的文化知道，他们失去了青春和理想，他们己将自己的未来与工厂捆在了一起。
而当他们年老体弱、年龄偏大时，工厂却将他们抛弃了，但离开工厂，他们一无所有！数十年代工资政策让他们的钱除了维持简单的一日三餐几乎没有节余，他们几乎被逼上了绝境。
按国家有关规定，工龄超过30年的工人，企业改制时将养老保险一次性付清。但他们除了一万多元下岗补偿金之外，连一分钱失业保险金都没有！并且，没下岗前，由本人负提8％的养老保险和2％的医疗保险共900余元。但在下岗后，却要负提28％的养老保险和6％的医疗保险，把己经不存在的企业那一部分都要由个人承担。
第283章（）
这很奇怪，个人窗口缴纳养老保险比例是20％，而在职员工仅为8％，失业人员连收入都没有，为什么还要负提比在职人员多得多的养老保险呢？医疗保险也是，失业人员比在职人员缴得多，但根本就不能和在职职工一样享受医保的待遇，这不是明摆着欺负失业人员吗？国企下岗职工为了所谓改革作出了巨大牺牲，可到头来，除了那一点可怜的，打发叫花子的买断工龄的补偿外，什么也没有！
万般无奈之下，爸爸妈妈只好拿出那笔买断工龄的钱，在市场给摆了个小摊卖水饺。因为摆摊的地方是固定的，工商税从来没有拖欠过，垃圾也是自己负责清理。不久，哥哥也下岗了，他下岗时，工龄买断己经取消了，连一分钱被偿都没有得到，只好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卖水饺。
但水饺也不是那么好卖的。为了维护所谓的城市形象，每个月都有几次严打、检查、视察什么的。一到这个时候，他们就得收摊，否则，就会挨罚。稍有不从，城管就恐吓他们：“我今天让你干，就让你干，你就后果自负！
有一次，因为脚步慢了些，他们的水饺摊还是被城管抬到车上收走了，抢也抢不下来，街上摊点好多都被收走了。第一天，没要回来；第二天，没找到人；第三天，己经找不到原来的东西了。城管还理直气壮地说：全部被处理到废品收购站了。他们只能暗叹命不好，自认倒霉。
爸爸妈妈一辈子在底层挣扎，他们把生活的艰辛归结于念书少。于是，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两兄弟身上，自从哥哥下岗后，林卓生更是全家唯一的希望。好在他也争气，从小学一直到硕士，从来没有让家人失望过。如果不出意外，他甚至会去读到博士。
但林卓生读研二那年，矿机厂宣布破产！按理说，爸爸妈妈哥哥都下岗了，矿机厂破不破产，矿机厂早与他们无关了。但事实上，却仍然息息相关。因为他们住的房子，是矿机厂的宿舍。
暑假他回家，看到矿机厂所属区委、区政府联合下发通知，通知称，矿要厂所在地己被规划成一个群众广场。为确保广场建设顺利进行，区政府成立了项目工程指挥部。指挥部政委由区委书记担任，指挥长由区委副书记、区长、市房产局局长担任。市建设局、开发办、国土资源局、行政执法局、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担任副政委、副指挥长职务，六十多人组成了庞大的指挥部领导班子。
矿机厂职工立刻慌了神，这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他们现在的住房虽然小，但建房时间连二十年都不到啊。
然而不仅如此，事情很快又出现了转折。发出这份通知三天后，市房管局又发出一份拆迁公告。公告称，为落市城市规划，经市政府批准，将在原矿机厂的基础了建成一个高尚住宅区。但这个公告中，具体拆迁面积、涉及拆迁户数、被偿标准等职工们关心的问题，一概不提。
很快有消息传来，原矿机厂土地实际上己被法院以极低的价格拍卖给一家名叫华庭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而华庭的董事长，正是现任市长的儿子朱欣。
至此，很多人终于明白了：如果是通知上所说的建立群众广场，区里成立“指挥部”敦促工作合情合理；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