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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贝尔从小就有着叛逆的性格和反抗的精神，是个年幼的愤世疾俗者。有一次，他被父亲喋喋不休地向他灌输那些封建专制主义的陈词滥调惹恼了，忍无可忍地顶撞道：“如果你如此地爱我，请给我五个苏一天，并让我照我喜欢的方式生活。总之，你可以相信一件事：只要我一到足够的年龄，我就将应征入伍。”把他的父亲气得暴跳如雷。后来，贝尔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中心学校的优秀生
1796年，十三岁的贝尔注册进入了格勒诺布尔市中心学校。这所学校设立在城市边缘耶稣会的老式建筑里。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法国许多城市都设立了这种新型的公立学校，以普及进步的思想文化教育。这样，亨利·贝尔终于从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庭里逃了出来，走向了新的生活。
中心学校的教师大都是些革新派。数学教师迪皮·德·博尔德据说曾经当过拿破仑的数学教师，他在教学方面给贝尔以很大的帮助。贝尔是个聪明的孩子，理解能力极强，在入学以前，他就在《百科全书》中读到过有关数学的论述，所以数学一直是贝尔引以为自豪的一门学科。直到后来到军队中供职，同僚们还对他非常佩服，说他象魔鬼一样精通数学。渐渐地，他对迪皮讲授的数学已经感到不能满足了，总觉得“吃不饱”，而且认为迪皮年纪老，观念也往往落后。他听说本市有一位叫加布里埃·格罗的青年科学家，是个教授几何与微积分的私人教师，就瞒着父亲，从姨婆伊丽莎白那里要了些钱，每天放学后就去听格罗老师讲课。
格罗老师一直是亨利·贝尔崇拜的偶象。他是一个蓝眼睛、金色头发的强壮的青年人，浑身充满了热情、活力和自信。他是个激进的“人民会社”成员，是个纯正而无私的民主主义者。他有着出色的演讲才能。贝尔从他那里学到了数学知识，同时也受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对他后来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格罗老师一生清贫，没有显赫的名声。他在外省靠教书度过了一生，但他却始终保持着高尚的品格。只要他因故没能给学生们讲课，他就会拒收学生的学费。他时刻告诫他的学生们要奋力去追求“伟大与有用的东西”，要用知识来武装自己。后来司汤达还把格罗的名字写进了自己的代表作品《红与黑》。他在小说中写道：“这个高尚的人只有一千四百法郎的年金，每年借给刚去世的主持人六百法郎，帮助他养活他的子女。”司汤达借了小说人物于连的口，来表示他对格罗先生的怀念和敬意。其时于连刚刚获得了候爵奖赏给他的一枚十字勋章。但他却说：“可怜的格罗先生！应该得到十字勋章的是他，而得到的却是我……”。司汤达在他的自传中，还称他的这位教师为“无与伦比的格罗”。
在中心学校，贝尔并不合群。因为贝尔上学较晚，学前又受到过一定的文化教育，所以一开始就进了高班。在同学们的眼中，他是个很奇怪的孩子。粗壮的体态，一个硕大的脑袋和蓬乱的黑发，短短的腿。那时，他常穿着一件长长的、几乎拖到脚面的灰大衣，快速挪动时造成一种滑稽的印象，那些顽皮的孩子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行走塔”。由于他的孤独性格，他不仅被排除在孩子们的各种游戏之外，而且还常常遭到各种嘲笑。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也会用一些尖刻的语言来回敬他们，这样往往要挨一顿打。但贝尔从不屈服。有一次，他和一位同学发生了冲突，他象骑士那样提出要和这同学决斗。双方按约定的时间在古城门外相见，其他同学蜂拥前来凑热闹。两个决斗者各自聘请了助手，煞有介事地丈量着步距。围观的同学们兴奋地叫喊着，议论着，为双方助威打气。可是这场精彩的“决斗”终于没有发生，因为双方的家长闻讯赶来了，及时阻止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贝尔显示出自己的勇气，在同学中的形象有所改观。
天长日久，贝尔的聪明才智，他在数学和文学上所表现的特殊才能，使大家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孩子刮目相看了。他渐渐地在一些聪明的学生中间结交了一些知心朋友，并且逐渐成了具有支配作用的中心人物。也许是因为他们共同生活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他们小小的年纪就显得老成而有抱负。他们共同阅读了许多进步的、革命的书籍，热烈地讨论着大人们讨论的话题。
在中心学校的第二年，贝尔就取得了学校的文学一等奖，绘画上也获得了优异成绩。在此后的每个学期里，他都获得数学一等奖，多次得到学校颁发的奖学金。连那个从来就瞧不上他的父亲，也不时地夸奖起儿子的聪明才智。
1799年，亨利·贝尔的名字被列在了那些准备进入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名单之首。10月30日，他离开了格勒诺布尔去巴黎求学。法国首都巴黎，座落在美丽的塞纳河畔，是法国第一大城市。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使这座具有2000年历史的名城誉满世界。自然，她也是年轻的亨利·贝尔所热烈向往的地方。
可是，贝尔来到巴黎，是真的想进入综合工科学校读书，走一条求学之路吗？非也。他心里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在贝尔看来，数学只是一种工具，是离开他那个讨厌的家庭，离开格勒诺布尔的工具。现在他有了巴黎，也就不再需要数学了。他不再需要数学来作为反抗父亲的武器了。到巴黎以后，他压根就没有进考场，去参加那个十拿九稳的考试。不过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魂不守舍地在街上漫步。碰上一个书店，就进去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凯拉瓦的《喜剧的艺术》，回到房间专心地读了起来。他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还是文学。
1799年，这个新世纪的前夜，对这个只身来闯巴黎的外省青年来说，是最黑暗的时刻。他没有工作，也不知道如何去找事做。从格勒诺布尔带来的钱眼看要用光了。他父亲在巴黎倒是有个贵族亲戚。他的堂兄皮埃尔·达碌还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爱将。可是他并不想求助于他们。一天，他在泥泞阴雨的巴黎街上漫步时，忽然感到自己在发烧，回到寓所就病倒了。他患的是严重的胸膜炎。幸亏达碌家及时了解到他的境遇，把贝尔接到家中养病，才使他大难不死。不过，这次他病得的确不轻，整整三个星期，他一直处在危险期，常常神志不清。到了1800年1月，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敢与命运挑战的年轻人终于重新下床走路了。然而他却无法知道，他将要走的是一条多么艰辛而又曲折的道路。
龙骑兵少尉
贝尔在一场大病康复之后，就在达碌家住了一段时间。这个家的主人翁是诺埃尔·达碌，贝尔父亲的表兄弟。这个六十岁的老人过去是法国南部的一个部门的长官，在政府里担任过高职。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皮埃尔·达碌，这个堂兄比他大十五岁，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拿破仑手下的一个陆军部高级军官；一个是马夏尔·达碌，这个二十二岁年轻英俊的纨绔子弟，有着一种总是用轻率的口吻谈论最严肃的话题的巴黎人的习惯。
在达碌家，贝尔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达碌老人为了他轻率放弃了投考巴黎最大的科技学府而严厉地训斥了他，而他还不得不每天和他们一起用餐，常常感到手足无措，如芒在背。终于有一天，达碌这个“可怕的老人”把贝尔叫到跟前对他说：“我的儿子已在陆军部他的手下给你安排了一个职务。”贝尔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从此，贝尔就成了拿破仑旗帜下的一员。他的工作就是整天坐在办公桌前，根据皮埃尔·达碌的指令起草文件和信件，完成后交给达碌签名。那是一段极其紧张而忙碌的时间。因为当时拿破仑正在为第二次征战意大利而进行着紧张秘密的准备。当时的拿破仑，正在走向政治上的鼎盛时期。雾月政变得手以后，他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共和国的第一执政。对国内，他迅速着手推行行政改革，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但他心头真正担心的，却是威胁着共和国安全的外部危险。当时，奥地利、英国、俄国、西西里和土耳其已经组成了第二次反法大同盟。拿破仑把出征的第一个目标定在了意大利。
一度被法国从奥地利人手中解放的意大利，已被苏沃洛夫所率领的俄罗斯军队所占领。后来，俄罗斯又把统治权让给了奥地利。奥地利在意大利驻扎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拿破仑这次征战的对手是奥地利的名将梅拉斯。这位奥军司令官错误地认为拿破仑进军决不会从瑞士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大圣伯纳德山口，因此没有在那里严密设防，铸成大错。拿破仑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审时度势，恰恰采取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战略。拿破仑在组织军队与梅拉斯进行正面作战的同时，亲自率领一支强大的预备军团，秘密地翻越阿尔卑斯山，出其不意地直捣敌人的后方基地。梅拉斯的大军虽然在热那亚取得了全胜，但法军占领了米兰，后院起火使取得的胜利变得毫无意义，只好回师迎击北来的法军。1800年6月14日，法奥军队在马伦哥平原进行决战。法国以劣势的兵力与奥军交战，抵御了奥军的进攻，并出色地组织了步、骑、炮三兵种的联合反攻，摧垮了奥军的士气。奥军惊慌失措，纷纷夺路过河，人马乱成一团。亨利·贝尔参加了这场举世闻名的战役，当时他是预备军团第六骑兵师的龙骑兵少尉，随着大军翻越了阿尔卑斯山。但他没能到第一线去参加战斗，上司把这一介书生安排在后勤部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