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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中几乎没有对景色的大段描写。即使有写景之处，也往往结合了人的心理活动。比如在上卷第十章，于连跟德·瑞那先生吵了一架，以跳槽来迫使对方作出让步。德·瑞那先生只好答应增加工资，并且准他的假让他出去散心。于连在一天之内取得了两个胜利，心情很愉快，就爬到山上。这时便有一段紧扣当时心情的景色描写：
于连站立在他那块大岩石上，望着八月骄阳照耀的天空。知了在岩
石下面的田野里叫着；叫声停下来时，他周围的一切显得那么宁静。方
圆二十法里的地方展现在他的脚下。一只雄鹰从他头顶上的那些巨大岩
石间飞起来，他看见它划着一个个巨大的圆圈，静悄悄地盘旋着。于连
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跟着这只猛禽转动。它的动作平稳、有力，深深地打
动了他。他羡慕它的这种力量，他羡慕它的这种孤独。
这已经是小说中所能找到的比较长的景色描写了，但即使是这种描写，作者也没有忘记紧扣人物当时心理和他的性格。一是由于心理的轻松愉快，所以感到天空明朗开阔，环境是那么宁静怡人。二是头顶上盘旋的雄鹰给了他启发和鼓舞。
上卷第二十四章，开头写于连到达省城贝尚松。如果是别的作家，也许会把第一眼的印象描写一番，而且可以描写得很美，很精彩。但司汤达只廖廖写了两句，紧接着就开始写心理活动了。请看：
最后，他终于在远远的一座山上看到了黑色的围墙，这是贝尚松的
堡垒。“如果我来到这座伟大的军事重镇，是为的在负责防卫它的那些
团里当一名少尉，”他叹着气说，“那对我来说有多么不同啊！”
也许有的人会认为司汤达本来就不善于写景。但你要是读过他的传记，就知道司汤达是个旅行家，游历过欧洲的许多名山大川，或者你看过他的描写了滑铁卢战役宏大场面的《巴马修道院》，就不会坚持这种意见了。司汤达是有意识的、刻意追求通过解剖人的心灵的手段，去刻划性格，塑造人物。这样就使所谓“心理小说”的特点显得十分突出。就连反对他的人，也都能看到这种特点。《红与黑》刚出版时，有位叫朱尔·雅南的权威批评家在《辩论日报》上严厉地指责这本书，称它是“解剖恶德败行的手术观察间”，是“对人类心灵的诽谤”。正好从反面证实了《红与黑》“心理小说”的特征。
戏剧化的表现手法
《红与黑》有五十多万字，但读起来引人入胜，不会感到疲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成功地运用了戏剧化的表现手法，重视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高潮迭起，许多情节还令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这方面的例子在作品中也很容易找到。如于连先后三次深夜爬梯进入情人的卧室，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莎士比亚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人公相会的情景。然而，最能体现戏剧化表现手法的，还要属成功地运用误会，来使人物产生戏剧冲突。比如小说上卷第九章，德·瑞那先生带领男仆们更换家里的床垫，于连的脸色变了，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望着德·瑞那夫人。“请您救救我的性命。”于连对德·瑞那夫人说，“只有您能做到；因为您也知道那个随身男仆恨我恨得要命。我应该向您承认，夫人，我有一幅肖像；我把它藏在我的床垫里。”德·瑞那夫人脸色发白了，“里面装着一幅肖像！”这句话使她几乎站不稳了，原来她还有一个暗藏着的“情敌”。于连紧接着进一步恳求她，在帮他取回这幅肖像时，不要看它，这是我的一个秘密。“这是秘密！”德·瑞那夫人更加确信了情敌的存在。然而出于对于连的爱，她又不能不帮助他。她爬到三层楼上，脸色苍白得就象是自己上刑场一样，感到自己马上就要昏倒了。其实德·瑞那夫人的嫉妒和痛苦，完全是一个误会，那黑色的硬纸板盒里，装的是一幅拿破仑的肖像。这是绝不能被德·瑞那先生看见的，因为当时是复辟时期，白色恐怖还很严重。德·瑞那先生又是个极端保王党人，对拿破仑有着深仇大恨。可德·瑞那夫人却不了解个中原因。
巧合的手法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在于连对德·瑞那夫人日思夜想时，竟在贝尚松大教堂里与前来作祷告的德·瑞那夫人和德薇夫人巧遇；于连对玛特尔反复无常、出言不逊极为愤怒，拔剑欲杀死她时，恰好侯爵出现，他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于连执行侯爵交给他的秘密任务，在一个驿站投宿时，深夜突然遭到搜查，于连在黑暗中认出，为首的竟是加斯达列神父。就是他在神学院时，故意将出校门的机会让给于连，企图引诱他违反院规，此计不成便偷偷翻查于连的行李，把咖啡店女招待阿芒达的地址抄去告密。所幸的是他在暗夜中没有认出于连。这些巧合，都增强了故事的迭宕起伏，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效果和感染力。
环环相扣，逻辑性强
《红与黑》虽然洋洋五十万言，但内容非常集中，以主人公于连·索雷尔的命运发展为主线。既做到了把主人公与广阔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联，又让所有的画面围绕主人公的命运来展开。众多的人物形象，都与主人公的形象相关连而处于一定的位置，相得益彰。
于连性格和命运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衔接，都非常自然，天衣无缝。作者非常注意尊重生活规律和生活逻辑，从不为了故事发展需要而生拉硬拽。比如于连之离开维里埃尔，起因是女仆爱利沙向哇列诺告密。这样的安排很自然，爱利沙追求过于连，哇列诺又长期垂涎德·瑞那夫人，并且哇列诺又是一个卑鄙小人，他来写匿名信最“合适”不过了。再如于连离开贝尚松神学院，也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在教会内部，耶稣会教派与冉森教派的斗争很激烈，弗莱尔的势力很强大，彼拉神父处于劣势地位。于连是和西朗神父、彼拉神父、德·拉木尔侯爵一条线上的，所以在彼拉神父被挤走后，于连另谋出路是早晚的事。书中最令人不解的似乎是最爱于连的德·瑞那夫人竟然会写信告发于连，于连竟向德·瑞那夫人开枪。这种不协调的突发事件，形成了作品的高潮，有力地将故事推向结局。其实分析起来，也不足为怪。德·瑞那夫人本来就信奉天主，对和于连的“通奸”感到羞愧，有一种犯罪感。于连离开后她更成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经常长途到异地祈祷。在极具伪善面目和欺骗性的宗教面前，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够低挡得住呢？于连呢，他年轻气盛，靠了个人的奋斗，受了那么多委屈，担惊受怕，终于熬出了头，进入了贵族的行列，灿烂的前程在他脚下铺开。就因为一封信，使他功败垂成。这种情况下，他如果不向德·瑞那夫人开枪，才不符合他的性格呢。
《红与黑》在艺术上还具有许多独特的地方，比如语言上不尚华丽，但表现力很强，作者在讲述故书中，常常自己出来插上几句话，评论一番，等等。《红与黑》作为一部世界级的文学名著，值得研究、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太多了，这里的分析，一定是挂一漏万的。
司汤达其他几部重要作品
司汤达一生勤于笔耕。写作之于司汤达，是一种生存的需要，而不是谋生手段。他说：“我为我自己的高兴而写作”，“就象在抽一支烟”，所以其中充满了乐趣。有时他不惜自费出书。他是孤独的，有的作品在书店的橱窗内迟迟无人问津，甚至遭到嘲弄；他是自信的，照着自己的路毫不迟疑地走下去，相信后来的人们会理解他，崇拜他；他是勇敢的，锋利的刀笔直指封建统治阶级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他是多产的，不仅写小说，还写艺术史、音乐家传记、游记和理论著作。因为篇幅所限，我们只能选取小说这一种体裁来作介绍，而且只能是主要的几部。
《阿尔芒斯》
《阿尔芒斯》是司汤达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作于1827年。所以小说还拥有一个副标题“1827年巴黎沙龙的几个场景”。沙龙即客厅，是上流社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高谈阔论、附庸风雅的地方。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在大革命时期逃亡的贵族在外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到了法国。当时波勇王朝的御用工具“无双议会”即将通过向革命时期流亡国外的贵族赔偿十亿法郎的法案，这便是小说的历史背景。德·博尼维侯爵夫人的沙龙，是司汤达所设置的一个特定的环境，也可以说是法国贵族社会的缩影。
《阿尔芒斯》小说的题名似乎叫《奥克塔夫》更为帖切。因为小说的一号人物是一位叫奥克塔夫的贵族青年，阿尔芒斯是他的恋人、妻子。奥克塔夫是个哈姆雷特式的青年人。他象莎士比亚笔下那个著名的王子那样具有“欣长的身材”“高雅的举止”，还有一双“乌黑的美妙无双的眼睛”。他毕业于著名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聪明颖慧、才智高超、博览群书、出口不凡。但唯一不尽人意的是他并不快乐。
奥克塔夫的父亲马利维侯爵是一个逃亡贵族。随波旁王朝回到巴黎后，经过多年的等待，终于盼到了“赔偿法”的通过，他和妻子将能得到二百万法郎，奥克塔夫是这笔财产的继承人，但奥克塔夫却愿意“赔偿法”遭到否决。如果自己成为这笔巨款的继承人。就意味着必须赶快结婚。但是他喜欢孤独，并不愿意结婚。奥克塔夫身为贵族，却讨厌自己的贵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