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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婚礼毕竟圆满结束了；走出教堂的时候，文米克揭开圣水器的盖子，把自己的白手套放了进去，再重新盖好。文米克夫人却要有远见得多，她脱下白手套不往圣水器里放，却往自己口袋里揣，换那副绿的戴在手上。出了教堂，文米克踌躇满志，把钓鱼竿往肩上一扛，对我说道：“匹普，你倒说说看：谁想得到我们刚刚举行过婚礼呀？”
早餐是在里把路以外一家饶有风趣的小酒馆里事先定好的，酒馆坐落在坎柏韦草地南边的高坡上；屋子里备有弹子台，供我们在隆重肃穆的大典之后松松心眼儿。如今，文米克先生伸出胳膊去搂着他太太的时候，他太太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把他的胳膊推开了；她坐在靠墙的高背椅里，俨若一架大提琴乖乖地躺在琴匣里；她任他拥抱，一如大提琴落在琴师手里，任其摆布；这一幕叫人看得煞是有趣。
早饭极其精美可口，要是有哪一道菜有人不赏光，文米克就说：“要知道，这都是订好的，账款已清，只管放心吃吧！”我向新婚夫妇祝过酒，向老人家祝过酒，又向文米克的城堡祝过酒，临别时又特别向新娘致意，总之，尽量显得愉快随和。
文米克送我到门口，我重又和他握手告别，祝他幸福。
文米克搓着双手说：“多谢你啦！我这位夫人是个饲养家禽的能手，你决想不到她这一手有多高明。多早晚来吃几个蛋试试吧。”一会儿他又把我叫了回去，低声嘱咐道：“我说，匹普先生，别忘了，我这话完全是在沃伍尔斯说的呀。”
我说：“我明白。在小不列颠街不能提。”
文米克点点头说：“那一天已经给你走漏了风声，以后还是别叫贾格斯先生知道的好。他也许会觉得我婆婆妈妈，已经成了个软心肠的人了。”
注释：
＇1＇在伦敦南郊。每年八月有盛大庙会，以此著名。
第57章（）
马格韦契在监狱里病得很厉害；从他收监待审，一直病到开庭。他折断了两条肋骨，半边的肺给刺伤了，呼吸非常困难，非常痛苦，而且情况日渐严重。由于受伤的缘故，连说话的声音也低得叫人听不见，所以他话也说得极少。不过他还是非常想听我说话，因此我现在别的可以不干，首先就得给他讲，给他念，凡是我认为他应当听的，都让他听听。
他的病情实在太严重，不能在普通牢房里待下去，一两天以后，就搬到监狱病房里去了。因此我倒有了陪伴他的机会，否则那是办不到的。要不是病情严重，肯定还要给他上脚镣手铐，因为他们说他是个本性难移的越狱犯，还说了他许许多多坏话。
我虽然每天去探望他，可是待在他身边的时间短，不在他身边的时间长，因此只要他病情有一点轻微的变化，从他脸上一眼就看出来了。我记得我始终没有见到他有过什么好转的迹象。自从进了监狱以后，他就日见消瘦，精神一天比一天委靡，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
他变得驯服了，听天由命了，足见他的精力已经耗尽。有时候我看他的神态，听他无意间说出声来的轻轻的一言半语，就不免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他大概是在思忖，如果他这一辈子的遭际好一些，说不定也会成为一个好一些的人吧！不过他可从来没有露出过这种意思，来为自己辩解；对于那些早已铁定不移的往事，他也不想去文过饰非。
偶尔也有过两三次，我亲耳听到了照料他的犯人当中有人暗暗提到他是个出名的不可救药的坏蛋。他听了，脸上掠过一丝笑意，以信任的目光对我看了看，似乎相信我早在童年时代就已经看出他身上也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可取的地方。至于平时，他则总是低首下心，深自负疚的样子，我从来没有听见他叫过苦。
到了开庭日期，贾格斯先生叫递了个呈子，要求延期再审。这显然是估计到马格韦契已经挨不到下次开庭了，结果申请被驳回。于是立即开审，马格韦契被带上庭来，坐在一张椅子里。我设法挨到被告席旁边，待在栅栏外，握着他伸给我的手，庭上也并没有禁止。
审判的过程非常简单，非常爽快。能够为他辩护的话都辩护过了——无非是，他克勤克俭，已经养成了习惯，他发财致富是合法的，体面的，等等。可是他毕竟潜逃回国来了，如今正坐在法官和陪审团的面前，这是无论怎么说也抹煞不了的。现在既是问他这个罪名，那怎么能不判他的罪呢？
根据当时的惯例（我是这次亲至法庭听审，惊心动魄之余才知道的），每一次庭期需得留下最后一天向犯人宣判，而且为了加强效果起见，死刑都在最后宣判。写到这里，要不是记忆中又浮现出当年那个难忘的情景，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当时看到了三十二个男女，给押到大法官的面前，听候死刑的判决。三十二个人当中第一个就是他；他还坐在那里，为的是让他保存这一口气，要活着听候处死。
这一幕现在又有声有色地在我眼前一一重现，连法庭的窗上闪烁在四月阳光里的晶莹的四月雨滴，也历历如在目前。记得那一天，我又站在被告席外一个角上，拉着他的手，我看见栅栏里圈着三十二个男女，有的怒目而视，有的魂飞魄散，有的呜咽啜泣，有的捂住了脸，也有的垂头丧气，茫然四顾。女囚中发出了几声尖叫，可是堂上喝一声“肃静”，便都鸦雀无声。挂着大表链、佩着花束的司法长官们，衙门里各色摆样的官儿、害民的官儿们，法警，庭丁，还有旁听席上人山人海的听众——好比戏园子里坐满了看客——大家都看着那三十二个犯人和大法官肃然相对。不一会大法官就向犯人们讲话了。在他面前的这批不幸的男女之中，有一个人他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这个人几乎从幼年起就开始犯法；他屡经关押惩处，劣性不改，终于被判长期流放；他泼天大胆，擅自行凶，居然越狱潜逃，因而改判终身流放。这个可怜的人，他离开了原先违法犯罪的地方，远谪异域，一度似乎倒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地过了一阵。谁知一念之差，贻误终身，他也不想自己前半辈子祸害社会，都是因为耽于所好、溺于所欲所致，这一回竟然旧病复发，擅自离开了他安身立命、悔罪补过的避难所，又潜回到禁止他入境的祖国来。他一回来就被人告发了，虽然一时躲过了司法人员的缉捕，可是后来毕竟在逃亡途中落网，被捕前还悍然抗拒官府，致使洞悉其一生奸伪的那位告发人死于非命；这究竟是他有意使然，还是由于他生性卤莽，一时忘情所致，那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根据法律，被判终身流放出境者偷渡入境，当处死刑，他是罪上加罪，自然更非处死刑不可。
太阳通过法庭大玻璃窗上的亮闪闪的雨点照了进来，在三十二个男女犯人和大法官之间洒下一大片阳光，阳光把双方连为一片，也许旁听席上有人见了这个景象就会想到，这双方也即将以绝对平等的地位，去听候那位洞察一切、绝无舛错的更高的审判者＇1＇的审判了。那个犯人挣扎着站了起来，脸儿罩在这一片阳光里，只见满面斑驳，他说：“老爷，我早已接受了上帝判处我的死刑，可是对于您的判决，我还是鞠躬领受。”说完便重新落座。堂上喝了一声“肃静”，法官继续向其他犯人讲话。讲完话，便正式宣读判决书，然后有的由人扶着走了出去，有的憔悴的脸上做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大摇大摆走了出去，有几个向旁听席上点点头，有两三个在相互握别，有的一面往外走，一面从地下随手拾起几片香草叶子放在嘴里嚼。他是最后一个出去，因为他得要别人把他从椅子里扶起来，得慢慢吞吞地走；他拉着我的手，等其他的犯人一一押走，这时听众们也纷纷站了起来（同时整整衣冠，仿佛做完了礼拜，看完了戏一样），还指指这个或那个犯人，而多半则是指的他和我。
我一心希望，而且还暗暗祈祷，但愿他能在法院审判记录公布以前就离开人世，但又担心他还有些时日可以迁延，因此便连夜给内务大臣上书请赦，我把他的情况尽我所知作了详尽的申述，特别说明他此次回国都是为了我的缘故。我把我急切而凄楚的心情都尽可能表达了出来，写好了递上去以后，另外又写了几个呈文，向几位我认为最仁慈的权要人士分别呼吁，还上了一道奏章给当今的王上。自从他判刑以后，我接连几日几夜没有好好休息，只偶尔在椅子里打个瞌睡，整天就为这些呈文焦心苦虑。呈文送进去了，我还是在投文的地方逡巡不去，仿佛觉得我亲自守在附近，就会逢凶化吉、绝处逢生似的。一到黄昏时分，我就常常怀着这种荒诞不经的焦虑心情，在一条条大街上彷徨，凡是我上过书、呈过文的官府衙门或权要府第，我都要在门前徘徊一番。时至今日，每逢春寒料峭、灰雾蒙蒙的夜晚，走过伦敦西区那些了无生趣的街头，望见那门禁森严的连云甲第，以及那长长的一行行街灯，我还会由此而勾起一怀愁绪。
虽然我依旧每天去看望他，可是能够逗留的时间却比从前更短了，因为监狱里对他看管得更严了。我看出（也可能是我多疑）监狱里的看守怀疑我要带毒药进去让他自尽，因此我每次总要他们先在我身上搜过，然后才在他床边坐下。我还向那个守在近旁寸步不离的狱吏声明，只要能让他相信我来探监并无他意，他有什么吩咐，我都可以从命。可是并没有人难为马格韦契，也没有人难为我，只是职责所在，不能不公事公办，不过态度也不是很严厉。那位狱吏，我去一次就告诉我一次，说是马格韦契的病情每况愈下，同室的其他几个病囚，以及以护士身份侍候病囚的另一批囚犯（感谢上帝，他们虽然都是些作恶多端的人，却并不因此就丧尽恻隐之心），每次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