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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期望着破茧而出大权独揽，而长孙无忌，不幸便是李治要冲破的那层茧。于是在令人目眩神迷的金粉繁华、漪欤盛哉之后，顷刻间便是彩云散尽琉璃碎，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此情此景，真不知该钦佩皇后的睿智，还是感叹权力之争下亲情的脆弱与苍白。
沈思往事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长孙无忌与其家族的覆亡，标志着后贞观时代的彻底结束，大唐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即将来临的一切究竟是好是坏？所有的人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观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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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唐书*公主传》：新城公主，晋阳母弟也。下嫁长孙诠，诠以罪徙帯荨８尬ふ兀蠲岽蠓颍鲋鞑灰岳瘛６矶鞅┺埃咦谮驹又危夭荒鼙纾铩Ｒ曰屎罄裨嵴蚜昱浴�
由昭陵发掘出的新城公主墓志铭不曾提到她再嫁韦正矩一事，只说她因为驸马长孙诠之死郁郁而亡。
（第七章完）
后面几章调整一下：
八、二圣争锋
（打倒门阀…李义府之逐与上官仪事件…泰山封禅）
九、天后临朝
（许敬宗之死…北门学士智囊团…上书建言十二事的背后）
十、挡我者死
（肉搏战…弘、贤、高宗之死）
第八章 二圣争锋
在古中国家天下的传统政治体制下，最高统治者的素质往往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李唐皇族在中国大一统王朝之中算是有些异类的，一方面，他们对待功臣的宽厚是出了名的，不仅没有像西汉、明朝那样走狗烹，也不曾象宋朝那样良弓藏， 从李渊开国即定功臣榜，到李世民绘图凌烟阁，功臣们不仅享有良好的待遇和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子孙后代也受到优先照顾可以顺畅地进入仕途。然而另一方面，李唐皇族为争夺帝位血亲厮杀之残酷也同样令人触目惊心。体内流淌着塞外鲜卑族狂放野性的血液，他们对很多事都表现出一种大而化之的不在乎，唐高宗立父妾为皇后，唐玄宗纳儿媳为宠妃，一样堂而皇之地昭告天下。但他们同时又极爱面子，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和形象。作为大唐帝国第三代领导人的李治，承接着李唐皇族既多情又狠辣的特点，虽因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行事不免优柔寡断，多思多愁，然而凡事以自己的利益当头、权势为上的心思，较之前代帝王并无二致。他的性格原本有轻率冲动的一面，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又显得欠缺自信，常常会出尔反尔，关键时刻需要别人来推动一下。在和长孙集团决战的过程中，高宗自然是起着主导作用，自始至终掌握着事件的进程，然而如果没有武后的有力推动和出谋献策，事情不会解决地那么完美迅捷。铲除长孙无忌一事，虽然让天下人知道新皇后厉害，但毕竟只是侧面影响，她久居于深宫之中，行事大多假手于人，与外朝并无直接恩怨，政敌其实并不多。而她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和政治才华，让李治不知不觉地越来越依赖这个姐姐似的女人，也让她在华颜老去之后，地位反而更加巩固。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是三个皇子的母亲，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后宫经过一番整肃，已无人再敢与她争宠，外朝有中书令李义府、侍中许敬宗作为外援，皇后的地位，可以说是坚如磐石，跟以前的王皇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在废后战争中还需要老臣李绩来一锤定音的话，在和长孙集团较量的斗争就主要是依赖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这些新提拔起来的中下层官员了。他们大多出身寒门，长期郁郁不得志，之所以乐意充当枪手去扳倒长孙无忌等士族高官，自然也期望得到丰厚的回报，不仅是官职上的升迁，社会地位也同样希望能够水涨船高。长孙无忌与李义府、许敬宗地位的互换，并不代表士族与寒门社会地位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如果不从门第等级上对其重新排位，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就有失而复得的危险。李义府就算位登宰辅，向高门士族求婚时依然受到他们的鄙视和嘲笑，便可为一例。恼羞成怒的李义府因此要求皇帝下令严惩这些以门户自矜的士族高第，许敬宗也上表要求重修《氏族志》。武后因为自身的寒微屡屡被人轻蔑羞辱，对于这一提议给于了最坚决的支持。事实上，许敬宗很可能就是希武后旨而上表的。
《氏族志》是太宗贞观年间颁布的一部士庶等级的书籍。士族制度萌始于东汉，确立于曹魏，在南北朝时发展至鼎盛阶段，士族子弟依靠九品中正制历代担任高官，尤其是高级文官，把此政权，寒门子弟上位无期，以致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余风流于唐代，族望为时所尚，山东高门如清流五大姓者，就连皇室也不放在眼里。他们彼此互接姻亲，其他人如要与他们攀亲，需要付出大笔礼金，但仍然不见得能买来他们的尊敬，这无疑是一种很可笑的风俗。因此贞观时为了推崇新朝冠冕，太宗以修订《氏族志》来打击旧有士族势力，规定以李唐皇族为第一等，外戚后族为第二等，原有的山东高门为第三等，不再以家世而以在唐朝的官爵高下定等级。因为李氏和长孙氏原本就是关陇军事贵族，长期掌握军政要权，这次修志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打击了不利于李唐统治的旧门阀，而扶植起在唐朝统一和建立过程中的各位功臣，对于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客观上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然而士族势力根深蒂固，此举并未收尽全功，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元戎功臣，依然按照当时的风俗结亲于豪族，元老重臣和旧有门阀相互结合，把持朝政，由此形成了新的势力，阻碍了寒门子弟的上位之路，也反过来威胁压制到了皇权，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便是双方权力撕扯的一次集中体现。因此，李治在铲除了元老集团之后，也有必要对于士族和寒族的地位作一定调整，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新上位的官僚渴望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新皇后希望能抬高自己的门第，皇帝需要铲除一切可能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的势力，诸般作用之下，重修《氏族志》已不可避免。这既是个人欲望的产物，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新修的《氏族志》被更名为《姓氏录》，以皇族和后族为第一等，同样以当时的官阶高下来排座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被收录。也就是说，即使只是一名士卒甚至出身奴隶，只要有功于国家做到了五品以上的官，名字都可以被收录进《姓氏录》。与《氏族志》相比，《姓氏录》多了100卷，但所列士族少了48姓，1364家，其中还有很多是新兴士族，由此可见这对于旧有门阀的打击是何等沉重！由此引发当时士大夫的不满，被鄙称为“勋格”。然而，一千多家士族特权的丧失却为广大寒门子弟跻身仕途敞开了道路，加快了士庶合流，新旧交融，扩大了统治基础，因此，这一举动极富进步意义，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武后一直被人鄙薄的商人家庭出身现在鲤鱼跃龙门，文水武氏成了天下第一等名门，亡父被追封为周国公，母亲杨氏则被封为代国夫人，后又改封为荣国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这样的封号可谓别出心裁，因诰命夫人或从夫贵，或从子贵，而杨氏封号却和亡夫周国公的封号并不匹配，这无疑是向臣民宣布，杨氏并非因嫁了武士彟这位元戎功臣而贵，而是因她生了武皇后这个女儿而贵^_^ 时隔千年，也可约略想象得出她当时那自信满满的神采。
然而显庆四年十月为进一步打击士族而下的禁婚诏令却不太成功。此事因李义府向名门士族求婚未果，愤而奏请皇帝严惩这些士族的傲慢自大。原本贞观时期太宗修订《氏族志》之后，不耻于山东衰败门第卖婚附势的风气，要求王子娶妃、公主出嫁都尽量选取元戎功臣的子女，不议山东士族，然而魏征、房玄龄、李绩等仍然争着向山东士族求婚，因此旧望不减，太宗也无可奈何，后来他为李治娶妻也同样选取了太原王氏。李义府含愤上奏，便拿了贞观朝的往事借题发挥，要求高宗秉承太宗的遗志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高宗遇到这类要求自己表现孝道的问题上是从来不含糊的（娶老婆除外），立刻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是为博陵及清河崔氏、陇西及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及太原王氏。然而与贵族联姻的风俗根深蒂固，加之又是李义府含愤报复，起因并不光彩，这样强行禁止遭到了人们的莫大反感和抵制。有的偷偷的把女儿送到夫家去，骄傲而清高的贵族女子宁愿终身不嫁，拒绝与外姓通婚。旁枝散叶的破落户甚至会以禁婚家自诩，以抬高门第，索要更多的钱财。终唐一代，娶四姓女都是为世人艳羡的美事。移风易俗便类似大禹治水，只能用疏，而不能用堵的。真正令到贵族豪家让位于寒门子弟的，还是在于科举制的推广和完善。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起源于隋代。杨坚父子为了摆脱昔日关陇同僚而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用考试的办法来选官。然而隋代的分科考试参加者仍然需要经过官吏的推举，和汉代的察举制并无本质的不同。科举制有别于前代选举法的最根本特点——自由报考的原则，是唐高祖于武德年间确定的。从那以后，读书人不论其出身、地位、财产如何，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有官吏举荐，这一规定，使得人才的选举第一次从制度上超越了门阀阶层，给庶民带来了上位的机会。庶族势力从此迅速发展，唐末士族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代表了整个官僚势力，掌握取士决定权的皇权力量也就达到了最高峰，这也正是科举制能实行千余年之久的原因。而唐太宗对于科举制的贡献，主要在于大兴学校，增设科目书学、算学、律学，对于书法、算术、法律进行考核并量才录用，同时录取人数比前代也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