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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成疾，“俄侵”指突然爆发，指阎庄长期为主人担忧成病，现在突然爆发，随主人而逝。“蚁床” 据《礼记•；檀弓上》，实指灵柩。“鹤版”：后世称太子驾为“鹤驾”，称东宫为“鹤禁”；而据《荀子•；礼论•；集解》，“版”乃指代棺椁；故“鹤版”指太子之死无疑。前半句的意思是墓主因哀伤失度而罹祸。若太子属正常病故，那“缠蚁床”的阎庄是不应当“遘祸”的。“随鹤版而俱逝”之语，则有意将李弘之死与阎庄之死联系起来，“随”、“俱”二字，意味深长。该墓志铭的整理者臧振先生认为李俨碍于形势，只能用隐笔记述阎庄的死因。铭文结尾，李俨谓剑斧在坟中，将永埋地下，意指阎庄是为“剑”、“斧”逼害致死；又言“沉魂”、“闷影”，可见李俨对阎庄之死是何其抑郁。
和司马光认为的高宗晚年一直在太子和皇后之间首鼠两端不同，高宗提议天后摄政实为李弘去世之后，也就是说，在太子弘和皇后的争斗中，高宗的立场越到后来越明确，对于儿子的支持和倚重明显在天后之上。咸亨之后，太子弘频频受命监国，多位宰相兼职任东宫僚属，太子的心腹多次受诏出征，可谓政权、军权一把抓。高宗每年花大量时间外出游幸修养，武后必定陪随在侧，决策大权顺理成章地就落到了太子手里，一来二去，太子的声势与日俱增，再加上高宗的有意支持，已对武后执政构成了极大障碍。说来武后虽然一直有意培养心腹，但尚未有实质性突破，武承嗣这个宗正卿也就管一管家事，宰相中枢始终水泼不入，武三思名为右卫将军，跟刘仁轨、裴行俭这些实权人物比起来简直什么都不是。而从乾封年间就开始培养起来的北门学士，虽然能帮她出谋划策，但始终没有名分，搬不上台面。高宗在这个时候突然宣布将内禅于李弘，对武后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李弘一旦登基成了皇帝，号召力和掌控力绝非东宫太子能比，再加上政界军界实权人物的支持，情势顷刻就会易位。而她也将失去一切参政议政的理由，作为皇后，她还可以说是为体弱多病的夫君分忧解劳，一旦升位成了太后，她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照顾太上皇颐养天年，没道理对已经大婚的成年皇帝指手画脚。而弘显然也对母亲的牝鸡司晨不以为然，以往武后尚可以仗着母亲的身份管教儿子，但皇帝若是不买太后的帐，一句“王者以天下为公”就可以遮掩过去，就算把太后给幽禁起来那也可以算作大义灭亲。实权不及，名份又不及，眼看着苦心经营的一切就要变成镜花水月，武后怎么能甘心放手！至亲的突然死亡再次助她打通了障碍，她虽然没能即刻大权独揽，但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上元二年六月，雍王贤被立为太子，大赦天下。新太子容止端雅，才华绝伦，且文武双全，身体健康，特别喜好打马球，比弘更具年轻人的朝气和吸引。然而弘的威望和人脉，是8岁起就开始奉诏监国积累起来的，远非贤所能望其项背。李弘之死，是对李唐皇室最致命的打击，长久以来勉强维持的平衡局面轰然倒塌，原本已经逐渐淡处政治舞台的高宗，无法再阻止野心勃勃的妻子，武后的势力迅速发展至不受控制的程度。掌握政治中枢、扶植军队实权人物，她梦寐以求的一切，将在这一阶段得以完成。贤的太子之路，注定将走得不会平稳。事实上新太子做了没几个月，高宗不知是出于对从未理政的儿子不放心，还是存心试探，蓦地放话说有心让天后摄知国政，这就是素来为人议论的高宗有心打破传统逊位给武后之事。
（本节未完待续）
据《旧唐书*郝处俊传》记载，上元三年四月（即公元676年，十一月改元仪凤），高宗因风疹复发，疼痛难忍，有意逊位天后，但为宰相郝处俊谏阻，认为天下为高祖太宗所创，并非高宗私人所有，不能因为偏爱皇后就这么把大好江山送给外姓，另一名宰相李义琰附议，此事遂止：
三年，高宗以风疹欲逊位，令天后摄知国事，与宰相议之。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
此条常被用来说明高宗晚年仍然对皇后深具信任，情深意重，或武则天当时在朝廷上的至尊地位，不过从高宗日后的表现看来，仍是为了李唐社稷殚精竭虑，说他是那种因为器重皇后便可以将江山拱手让人的情圣总让人心存怀疑。这一条记载本是孤证，同书的高宗本纪和武后本纪皆未涉及此事。而唐人所作的《唐会要》只称“上以风疹欲下诏令天后摄理国政”，郝处俊进谏“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的记录与之类似，均不见“逊位”字样。郝处俊所用的典故，是魏文帝曾下令，即使皇帝年幼，群臣也不可奏事太后，让后族临朝辅政。且逊位武后，意味着皇太子地位的改变，而郝处俊的谏言中完全未触及这一点，不免让人不解。贤自幼聪明俊雅，读书过目不忘，深为高宗所嗟赏，曾对司空李勋赞其“夙成聪敏，出自天性”，似乎未见此前对新太子有何不满。故此高宗召集众宰相讨论的话题，当是天后是否正式摄政监国而非逊位。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高宗因为病痛早已有心放下政事，让儿子早日接班。没料到李弘突然去世，打乱了高宗的所有计划。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贤虽然聪明，但毕竟从未受过这方面的严格教育，决策参政难免经验不足，让高宗感觉不放心。另一方面，高宗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生活圈子越来越小，身边能接触到的人也越来越少。小情人魏国夫人已经不在了，上金、素节、义阳、宣城等庶出子女常年在外地，就像常乐长公主这样能和他谈上几句的亲戚都被武后以各种理由禁止入京面圣，长年陪伴在他身边的、他抬眼能见到的永远只有武后。至亲如夫妻，武后的权力欲他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以前他可以把国事完全交给太子弘来掌握，弘已多次监国，众宰相又多是太子署官，君臣投契相知，互敬互重，高宗有足够的理由放手。但弘现在不在了，原本“不亲庶物”的高宗只能出山再来培养新太子，但群臣是否能像对弘那样衷心地拥戴新太子，是否还能有效地遏制武后，他实在没有把握。召集众宰辅商议是否让武后正式摄政，也有存心试探群臣动向的意思吧！
需要注意的是，高宗是召集众宰相议事，当时为中书令的郝处俊表示反对，李义琰以中书侍郎、同三品的身份位列宰相而附议，其他宰相的发言虽未记载，并不见得就表示支持武后摄政，史书中只是记载出代表性的说辞，而他们的集体意见否决了高宗的提议。也就是说，武后在实际朝政中尽管影响不小，也得到了高宗的认可，但高层官员中对她不以为然的仍不在少数，可能因为妇人干政为古中国的政治传统不容，且武后门第不高，背景复杂，也可能是因为有人不喜欢她的处世方式。太子弘死后，东宫的署官宰相调整如下：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
也就是说，故太子弘的署官宰相原班人马全部转为太子贤的僚属，无形中也让天后与故太子弘东宫班底的紧张关系，继续延伸至新太子身上。这些人中，左仆射刘仁轨为李义府的政敌，一直反对武后临朝。某次陪同高宗观看新落成的镜殿，惊趋下殿：“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刚才臣竟看见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不祥之兆呀！” 这样明显的借题发挥，便是针对武后揽权过甚而言，而高宗对此也是心领神会的。右仆射戴至德与侍中张文瓘长期为太子僚属，太子弘监国期间多耐这两位宰相主政，深为武后所忌。郝处俊明言反对武后摄政，算是铁杆反武派，以至武后临朝以后，仍迁怒于郝处俊之孙。众宰相中唯有李敬玄，政见和立场与其他宰相有所不同。
史载李敬玄于总章二年（669年）入相，永隆元年（670年）罢相，不过最后三年都仅仅是挂中书令的头衔在唐蕃前线作战。而他与两位著名反武人士刘仁轨、裴行俭的关系，以及武后心腹老臣许敬宗的关系，都颇可以一议。李敬玄曾与裴行俭共事多年，主持官吏的典选推荐，甚有能名，时人称为裴、李。然这两人私下交情颇恶，据《旧唐书。杜易简传》记载：“咸亨中，为考功员外郎。时吏部侍郎裴行俭、李敬玄相与不叶，易简与吏部员外郎贾言忠希行俭之旨，上封陈敬玄罪状。高宗恶其朋党，左转易简为开州司马，寻卒。”由此可见，裴李矛盾十分尖锐，以至结党攻讦，但具体是什么矛盾，今天已经无法详细考究，仅能从一些蛛丝马迹进行揣测。考李敬玄的发迹，正是高宗初年，且与许敬宗的延揽推荐密切相关。《新唐书。李敬玄传》云：“高宗在东宫，马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