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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罗哈斯后来被捕，并受到拷打和谋杀。1996年，美国联邦法院判决他的家属从马科斯的财产中获得220亿美元的赔偿。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提供了许多有关日本抢劫亚洲财物的证人、文件和照片证据。
1968年，马科斯总统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去日本，与日本达成联合发掘的交易。根据该代表团一名成员的回忆，他们会见了一名皇室成员，“一名高级官员，他是裕仁天皇的堂兄。他告诉他们，日本在菲律宾藏匿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财富，这需要花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来搜寻所有这些财富”。｛15｝另一场不同寻常的诉讼是美国前司法部副部长诺伯特·施莱（NorbertSchlei）在调查日本神秘的M基金时，被美国财政部“咬”了一口后，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诉讼。
为了扩大竞选资金，在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日本政府债券后，日本自民党领导人发现当这些债券到期时，国库里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这笔国债。为了避免难堪，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TanakaKakuei）迫使债券持有人接受期票，但期票在设计时故意留有缺陷，以便日后可被说成是伪造的。当他的顾客要求谈判兑现这些本票中的一部分时，诺伯特·施莱被逮捕了。
第五节
华盛顿和东京坚决否认这些期票（被称为“57”，在裕仁执政一年后发行）的真实性。但我们有证据显示它们是由财政部自己印刷和制造的，并在特定的场合下被日本政府秘密地承认。我们复制了日本和瑞士银行之间的秘密通讯，它们确认了这些期票的真实性。纽约一些与“57”有牵连的金融家还告诉我们，由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精心设置的陷害诺伯特·施莱的圈套刚被执行，美国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Haig）就成功地同日本自民党有影响的人物竹下登（TakeshitaNoburu）就上述期票中的一种进行了成功的谈判，（老）布什总统给竹下登的一封私人信件进一步促成了该笔交易。所以这些金融证券的真实与否取决于你的朋友是谁。
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经过协调一致的努力，花了60年的时间才重新获得隐藏在瑞士银行里的资产，得到了包括大众汽车公司在内的德国大公司对他们所从事多年苦役的赔偿以及收回了从他们家中和办公室里抢走的艺术品。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以及日本投降5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激励全世界其他的幸存者发出要求赔偿的正义呼声，并导致了有关人士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
这一“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庭上进行着，战斗的一方是幸存下来的战俘、苦役、慰安妇和平民受害者，他们提出十几亿美元的赔偿诉讼，这一赔偿要求在战后一直被神秘地拒绝。据估计，到1995年，有70万太平洋战争的受害者没有得到赔偿。由于年龄和疾病，他们的人数正在急剧减少。这些受害者身后是一支不同寻常的积极分子和律师的组合，他们有着多年同德国大公司和瑞士银行打官司要求赔偿的经验。急于避开这一不断扩大的司法“发现”，有关政府正在向受害者支付欠债，为的是堵住他们的嘴。
华盛顿的做法有所不同。其做法是将这类诉讼案从州法院转到联邦法院，在这里通过政治压力和政府机构的干预驳回这些诉讼。国务院、司法部援引1951年和平条约的第14条来阻止战俘和其他受害者起诉财大气粗的诸如三菱、三井和住友（Sumitomo）这样的大公司。在2000年6月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犹他州奥林·哈奇（OrrinHatch）主席，对国务院和司法部的律师所说的“1951年的和平条约取消了受害者所有权利”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他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联邦政府有权说‘巴丹死亡之旅’的受害者见鬼去吧，你们这些受到虐待的人放弃你们的权利吧，因为我们有权这样做？……从宪法的角度说，我们的政府有权剥夺这些个体公民权利只是因为他们在条约里进行了这样的规定？……我们没有让日本政府赔偿。我们只是叫那些做了坏事的公司赔偿。今天，这样的一些公司有着几十亿美元的资产。”
尽管还有其他代表受害者的呼吁，2000年9月21日，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沃恩·沃克（VaughnWalker）还是做出了对美国战俘和其他受害者不利的判决。沃克说他同意政府的立场，这些诉讼案“具有潜在的扰乱半个世纪外交条约的因素”。他判决和平条约已解决了所有的赔偿问题，并对这些诉讼不予受理。｛16｝他说破坏自战争结束以来就存在的微妙的日美外交联盟是很危险的。另外，三位前驻日大使也令人难以置信地称这些美国前战俘实际上是“恐怖分子”。
华盛顿用来阻止这些诉讼所花的精力和时间的确很奇怪。整个问题涉及各种不同的利益。在克林顿当政期间，美国驻日大使托马斯·福利（ThomasFoley）非常坚决地拒绝向战俘和其他的苦役进行赔偿，认为“和平条约放弃了要求日本赔款的所有主张”。他的副手克里斯托弗·J。拉夫勒（ChristopherJ。Lafleur）一有机会就附和他的立场。对受害者来说，有趣的是拉夫勒的妻子被住友公司聘为顾问。住友是日本最大的一家企业集团之一，战时曾大量使用劳工，也是诉讼的对象。福利作为大使的任期一到，返回美国后，就到另一家大的企业集团三菱任待遇丰厚的顾问职务。三菱也是战时使用劳工最多的公司之一。也许更耐人寻味的是拉夫勒的妻子是日本前首相、藏相宫泽的女儿，宫泽就是1951年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秘密谈判和平条约的三位日本人中的一个。在任命驻日外交官时，利益冲突似乎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许是能够被任命的一个条件。
今天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东京和华盛顿在金融方面进行了勾结，这些证据足以对此举行国会听证会和审计署的调查。在半个世纪的外交谎言掩盖后，现在是摘掉“国家安全”这块遮羞布的时刻了。在这块布后面有许多勾结、腐败和各种利害冲突，这方面的证据不胜枚举。
在我们调查这个问题的18年中，我们深深地怀疑有关金百合的证据中所涉及的巨额资金的问题。据权威的说法，世界上共有约130000吨加工过的黄金，包括金块、金币和装饰类的黄金，如金手镯、项链或戒指。官方有关黄金拥有量的记录表明，拥有超过世界75％人口的亚洲的黄金拥有量不到全世界总量的5％，这一统计数字从表面看有些荒唐。至少，在西方，黄金法则就像重力法则一样灌输给我们。实际上，没有人真的知道究竟有多少黄金。我们不知道西班牙从新大陆掠夺了多少黄金，因为当黄金到欧洲时，其中大部分已到了欧洲银行世家的手中，如福格尔家庭（Fuggers）和韦尔泽家族（Welsers）。他们赞助了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行动。福格尔和韦尔泽对如何处理这些黄金守口如瓶。除了了解他们很富有和以多种聪明的方式分散他们的财富外，我们无法知道克虏伯（Krupps）、罗思柴尔德（Rothschilds）、奥本海默（Oppenheimers）、沃伯格（Warburgs）或者洛克菲勒（Rockefellers）家族的确切财富。1万亿美元听起来很多，但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今天约有23万亿的美元在这些富人的手中，其中大部分沉睡在大洋彼岸的私人账户里。在那里，银行的不透明及地方法律保护着这些资产，就连税务官员、配偶、商业伙伴以及客户也不了解它们的情况。我们对亚洲和中东的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富商大亨以及犯罪组织所拥有的黄金数量的了解就更少了。富可敌国的西方王公贵族可能拥有银行、石油公司，他们甚至控制政府，但是富有的亚洲人从不相信政府或是银行，而是更宁愿以小块金砖、白金等形式来保持他们的财富。在中国，这种绝对的不信任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相当确信，在亚洲，这种隐藏起来的财富数量远远超过在欧洲和北美洲自银行体系（如我们所知道的黄金市场）建立后的4个世纪里所积聚财富的数量。即便是美国政府也拒绝透露其所拥有的黄金数量，最后一次公开审计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简言之，黄金是世界最大的秘密之一，这种保密也是很有道理的。
第六节
本书的目的不是要确切地估计有多少黄金被抢劫，多少被隐藏，多少被秘密地收回，或者多少黄金有待去被发现。由于所有这些谎言和欺骗，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十分肯定地知道这类问题的细节。当我们研究日本皇族成员竹田宫最初藏宝图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许多含义隐晦的标记和一个似乎在表明藏宝库储藏了价值777万亿日元宝藏的符号（推测是1944年的价值，当时的汇率为4日元比1美元）。然而我们却无法知道这个数字是否精确以及其他的标记是否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编码的。将我们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这些标记上是没有意义的，为了发现这样一个藏宝库里存有多少宝藏，我们必须寻找确凿的历史证据———1975年10月，马科斯总统在特雷萨…2（Teresa…2）藏宝库里实际发现了多少财富？根据一位曾参与清理这些宝藏工作的人透露，当时从一个隧道里运出了价值80亿美元的金砖。
在本书中以及本书所附的相关证据里，我们用文件证明了大量战时掠夺来的赃物是如何至今仍然保存在诸如花旗银行、蔡斯银行、香港上海银行集团（Hongkong&ShanghaiBankingCorporation）和瑞士联合银行这些国际大银行及其他银行的保险柜里。我们提供了有关信件、合同、运货单、政府的税单、保险单的影印件以及与中间人的采访记录，这些中间人从事了“黑鹰计划”的大笔交易。
我们用文件证明一个秘密联合账户是如何在日本三和银行里建立起来的，这一账户是由麦克阿瑟和他的老对手裕仁天皇联合拥有的。这一账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