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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这些尺度的一半，但是，另一半是，人们所作所为必须是重要的。开心是一种个人满足感；而什么是重要的，恰恰是由别人决定的。这就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别人的价值结合起来。这就界定了事物的意义。这就把癖瘾同作为区别开来。
在这里，并非指一些过分的要求。很多东西都是重要的，包括一件裁剪很好的、别人喜欢的衣裳，一项制订周密的、让退休人员用有限资金周游世界的旅行计划，一部关于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命运的电影。该电影有两个特别的方面。一方面，它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可能要求特殊的和比较罕见的技巧，但是，我听过年轻人谈论做一系列事情的“创造性的”任务，而这些事情是大多数人都能企及的。搞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了，这并不一定是无与伦比的或者独特的，但是，人们用自己的双手或思想所创造的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部分重要的东西。
该电影的另一方面在于它与难民有关系。我在这里不想呼吁建立乐善好施者们的世界，但是，很多重要的事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世界上的公正相联系着，或者毋宁说，与减少世界上的不公正相联系着。某些人想要以可以说是抽象和普通的方式进行斗争，建立一些组织，参加示威游行，书写和散发传单，这往往是很好的和必要的。另一些人想做些具体的事情，俗话说，要点燃很多小蜡烛，而不是诅咒黑暗，必须点燃很多小蜡烛，然后大家才有机会处于光明之中。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改善其他人的命运的工作，不管是作为职业，作为志愿的服务，作为业余活动，也不管作为其它什么，都特别重要。
这种工作也有意义。今天，有些小戏法是有意故弄玄虚耍弄的。有些精明的“思想企业家”，从人们有关在一个毫无关联的世界里寻到根系联结的要求中，发财致富。他们建立了一些准教会的组织，这些组织收取一定费用，通过电视，减轻成员的良心责备，或者也以不可预计的代价，把整个人、往往是年轻人都收买了。“圣人的复归”同时是很深刻的，往往极为严肃，是一种虚假的神明对旅行商人的诱惑。在这方面要区分真假，并非总是十分简单。甚至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机构的铜绿，也不能保证不受诱拐和蒙骗。也许，最重要的劝告是保持怀疑态度，又不让怀疑态度蜕变为玩世不恭。有很多问题，我们并不知道答案；没有人知道答案。因此，可能会有些答案超出我们的日常经验。“超验”（“Transzendieren”）是一个对应于“超越”这个词的外来词；有一些超验的答案。也许甚至会有一些人，他们对超验答案的了解比别人多。但是，人非圣贤，人的本性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对我们的生活求全责备。
对付一切形式的假神圣的诱惑有一剂药方，那就是有所作为。因此，对于20世纪90年代，可以这样归纳我的劝告：天啊，你们做些事情吧！你们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它令自己开心，对别人重要。在这个不完善的世界里，可以做的事情是够多的。
做一些事情，就是说，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自由地联合其他人而去做一些事情。它将导致出现一个由志愿的社团和组织组成的五光十色的世界，随后也导致成立一些自治的机构。也就是说，它将导致建立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生活媒介，是实现了的自由的媒介。但是，公民社会需要有一个总框架。对年轻人演讲不必是政治演说，然而，它需要有政治的前提。如果人们仍然被拘囿在社会方面受歧视的圈子里，或者生活在由一个个人或者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机关擅权专横，对其他人趾高气扬、东推西搡，那么，人们就很难做出一些令自己开心又对他人重要的事情。即使是今天提供给年轻人的选择可能性，也是以自由的社会为前提的。很多人宁愿去探讨这些可能性，而不想去研究它们的前提，而谁会为此去责备他们呢！我并没有在任何地方论证过，说政治参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或者哪怕仅仅是一种与公民身份地位相结合的义务。这篇随想赖以为基础的和我们借助马克斯·韦伯来解释的政治画面，并非是一种积极分子的社会画面和经常不断进行政治讨论的画面，而是一种觉醒的公民的画面，倘若有必要，公民准备捍卫自由的机构和制度，他们对于违反自由机构和制度的原则是很敏感的，而且他们也过着他们自己的——“公民的”——生活。然而同时，对保护这些机构和制度、使之能够运转和得到发展，必须有一些人对之抱有极高的兴趣。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事，那也没有错儿。因为自由的政治永远不是一种奢侈品。
4．世界公民社会
在所有重要的事情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帮助世界上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地方的人们，找到通往自由的公民社会的道路。在从前的第二世界里的后共产主义各国，这是够困难的。这些国家的居民不仅需要有较大的经济供给，而且也需要公民身份地位的充分的应得权利，二者必须在各种各样的协会和自治机构里确定下来。政府可能帮助启动供给的进程；国际组织可能帮助稳定公民的应得权利。但是，其余的一切都是本国的和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ngos”）的任务。
如果说在前第二世界这种进程已经困难重重，那么，在我们习惯称为第三世界的各国，初看起来，它似乎无法驾驭。同世界范围的贫困和不公正相比，美国和大不列颠城市里一种下层阶级的端倪，反映了一个有限的和一目了然的难题。然而，这两种难题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全世界范围内，一部分国家的增长使另一部分国家落后了，虽然在这里，其相对重要性可惜被颠倒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里，大多数人日子很好过，只有少数人被排挤在外，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本身仅仅是人类的少数。整个人类的绝大多数是贫穷的，是享受不到特权的。与对于较小范围的下层阶级相类似，对于他们来说，宏观政策的措施只能指望获得有限的效果。因此，正如各国的一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并未惠及大城市的下层阶级一样，国际组织持久改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状况的伟大计划，也都是失败的。我无意轻率普遍地一概否定这类政策和这类组织。显然，它们是必要的，而且也属于整个画面的一部分。但是，画面上的各种颜色和效果要用别的方式来确定。这些颜色是由成千上万人创造的，他们在人们生活的社区里做些事情，以推动进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各国的原有居民，这些国家往往以损伤性的方式开始进行变革。有些人来自发达国家。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值得称颂的，把一辆运水车，经过坎坷不平的公路，把水送到柬埔寨边境的一个难民营去，或者在苏丹南部的饥荒地区修理发电机，这恰恰不是在寻常的意义上令自己开心的事情，但是，这肯定是人们必须称之为重要的事情。
简单的人性可能就是一条要做这类事情的充分的理由，然而，它们具有一种更为深远的意义。在这篇随感的若干地方，我都已经论证过，除非我们把各国的公民社会理解为通往一个世界公民社会道路上的一些步骤，否则，它们将不会维持长久。这是一个康德的论点。在他的《短论集》里的某些文章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虽然不像在《批判》里那么尖锐，但是，其说服力几乎并不逊色。我特别喜欢1784年才发表的题为《在世界公民意图中一般历史理念》。为了引入冲突的思想，在本文前面的一章里已经利用了这篇文章的若干批判性的论据之一。这条关键性的语录容许我们对之重复引用。在他的第四定理（共九个定理）中，康德论证道，“大自然所利用来实现发展它的整个素质的手段，就［是」在社会里的这些素质的对抗，只要这种对抗最终变为社会的一种合法制度的原因”。随后，康德引入了人的“不合群的交际性”的概念，它作为推动力发挥作用，促使人们离开田园牧歌式的乐士，并赋予存在以更大的价值，即比牧羊的存在所具有的价值更大。“因此，要感谢大自然的争胜好斗，妒忌赌气式的好虚荣，无法满足的占有欲或者也包括统治欲！”冲突是迈向文明和最后迈向世界公民社会的进步源泉。
康德的论证是直线式的，可信的（虽然一般属于康德传统的卡尔·波普尔也许不会赞同所有的论证步骤）。既然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我们就不能说人的行为有着明确的、共同的目的；实际上，我们目睹的首先是矛盾，甚至是混乱。然而无论如何，可能在这种混乱中有一种“隐蔽的”“自然意图”，因此也对整体的意义作出一些提示。因此，让我们试试去找到这些提示。生物的一切天然的能力都是为了充分发展自己。人的天然的能力是理智，但是，它只能在整个人类之中而不能在某一单一的个体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的过程是人在社会里并且通过社会来完成的事业。（因此就产生了进步的悖论：“较老的数代人似乎仅仅是为较后的数代人才从事他们的艰难的营生”，我们如何才能就此进行辩解呢？）发展的方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是冲突，或者如康德所言，是“对抗”，对抗把他引向他的第五定理：“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实现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的社会，大自然迫使人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人的不合群性推动历史的发展，然而，它也要求通过各种宪法来约束，即要求一种社会契约。只有当各国都在彻底解决这个任务之时，人类才将会最先完成这项任务。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是痛苦的。它要经历社会内部的各种革命和社会之间的各种战争。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