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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之家，自汉以后，盖日益众盛。然记事为史官专职，计书亦辐凑京师（汉仪注：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见汉书司马迁传注引如淳说，盖太史为天子掌文书，故以正封上之也），故其能斐然有作、以诒后人者，必其能䌷金匮、石室之书，居东观、兰台之署者也。然材料虽取自公家，述作实为私家之业。史谈执手，勤勤以继志为言；而史迁著书，亦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班固欲撰汉书，乃以私改史记获罪，概可知矣。自是以后，作后汉书者有范晔，作三国志者有陈寿，作宋书者有沈约，作齐书者有萧子显，作梁书陈书者有姚思廉，作魏书者有魏收，作北齐书者有李百药，作周书者有令孤德棻，作南史北史者有李延寿，虽其撰述多奉诏敕，然其人必史学专家，或父子相继。此特就今日立于学官者言之耳；此外作而不著、著而不传者何限，亦皆私家之业也。至唐开史馆，集众纂修，而其局乃一变。集众纂修，论者多以为诟病；然史籍降而愈繁，网罗既非国家不能，整齐亦非私家所及，其不得不出于此，亦势使然矣。此其所以虽为世所诟病，而后世修史，卒莫能易此局也。此盖史学益昌，故其撰述遂为私家所不克胜，亦不可谓非史学之进步矣。
史部大略（上）
中国以史籍之富闻天下，乙部之书亦可谓汗牛充栋矣。抑犹不止此，前人之去取，不必尽符乎后人：盖有昔人以为当属史部，而今则摒诸史部之外；昔人以为无与史部，而今则引诸史部之中者矣。然则居今日而言史学，虽谓一切书籍皆史料可也，史之为业，不亦艰巨矣乎？然合诸书而陶冶之，非旦夕间事也。史部分类，历代不同，今亦未暇遍征，但举清代四库书目史部分类之法如下，取其最后出也。
史部之中，昔人所最重者，厥惟正史。正史之名，始见隋志；宋时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史为二十一；清定明史，增旧唐书五代史为二十四；民国又加柯劭忞之新元史为二十五，此功令所定也。功令所定，必仍原于学者之意；读史通最可见之。史通所谓六家，盖刘氏所认为正史；其二体，则刘氏以为可行之后世者。故今正史篇所举，以此为限。其杂说所举十家，则刘氏所谓非正史者也。同一史也，何以有正与非正之分？此则当观于马端临氏之论矣。
马氏文献通考叙曰：“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斯言也，实昔时学者之公言也。夫史事不可胜穷也，人类生而有求是之性，与夫怀旧而不忍忘之情，前既言之。故文化愈高，则思就身所经历，记识之以遗后人者愈众，而史部之书遂日繁。书既繁，则不得不分别孰为最要，孰为次要。理乱兴衰，典章经制，盖昔时学者，所共认为最要之事者也。记理乱兴衰，而以时为纲，是曰编年；以人为纲，是为纪传；（表亦有时可用。）以事分类，是曰纪事本末。记典章经制，而限于一代者，为断代史之表志；通贯历代者，则为通史之表志及通典通考一类之政书。此四者，以昔时学者之见衡之，实皆可谓之正史。特功令所定，不如是之广耳。功令所以专取一体者，则以学者诵习，为日力所限故也。
今俗所谓正史，专指史汉一类之书，此特就功令所定立名。若就体裁言之，则当称为表志纪传体。（世家，自汉书以下不用；五代史称十国为世家，实亦与史记之世家不同物也。此体昔人亦但称为纪传体，以昔时读史，知重表志者较少）史公之书，本为通体；汉书而下，乃皆变为断代者。（读史通之六家篇，可以见之）盖自汉以来，每易代必修前代之史，几若习为故事。而搜集编纂，皆范围狭则易精。刘知几时，史籍尚少，故此体之复重、矛盾，皆非所忌。至于清世，则史书益多，而史文烦冗，又非前代之比，故章实斋又力排断代，而称通史之便。此自时代为之，彼此不必相非也。（梁武帝敕撰通史六百二十二卷，又魏济阴王晖撰科录二百七十卷，亦通史体，皆见史通六家篇，其书皆不行。郑樵生千载之后，排班固而祖马迁，通志之主张，实能自圆其说；然二十略外，亦无人过问。盖通史之作，意在除去复重。然同异即在复重之中，考据之家，一字为宝；又欲考史事，宜据原书，新书竞陈，势必舍新而取旧。具兹二义，通史之作，即诚突过前贤，犹或见弃来哲。况乎卷帙过巨，精力虽周，众纂则取诮荒芜，独修则贻讥疏漏。安得不如子玄所云：“今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邪？）此体之长，在于有纪传以详理乱兴衰，有表志以详典章经制。昔人所重两端，盖惟此体为能该备；若取编年，则于二者有所偏阙矣。故编年、纪传，自古并称正史；（观史通古今正史篇可知。唐时三史，尚以汉纪与史汉并列）而后世修史，卒皆用纪传体；功令所定正史，亦专取纪传也。此体之弊，在于以人为纲，使事实寸寸割裂，又不能通贯历代（此不可以咎史公。史公书本通史体，其纪传或非一时之人，即为并时人，其材料各有所本，彼此关系，亦觉甚疏，初无复重割裂之弊也。史通列传篇曰：“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信如所言，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岂不有纲而无目？凡诸列传，亦岂不多有目无纲邪？），不便观览，故编年、纪事本末及二通通典通考一类之政书，不得不与之并行。
编年体源起最早。孔子所修之春秋，固明义之书，其体裁则当沿鲁史之旧，观公羊引不修春秋（庄七年），礼记坊记引鲁春秋，其体皆与今春秋同，可知也。此种史盖专记国家大事，其文体极为简严。专记国家大事，则非尽人所能知；文体过于简严，则不免干燥而无味，故其流行，远不如记言体之广（参看史通疑古篇）。然时固史事天然之条理，自左氏有作，取记言体之详尽，而按纪事体之年月编排之，遂使读者展卷之余，于各方面之情形，皆可深悉，则于一时代之大势，自易明了，以供研习，实远较纪传为优。且依时排比，可使事无复出；而记载之讹舛，亦有不待校而自明者，故作长编者，亦必有取于兹焉。此体又有二：一为温公之通鉴，一为朱子之纲目（通鉴专法左氏；纲目则兼法春秋与左氏者也。论纂辑，自以通鉴为精；论体裁，实以纲目为便，此亦史体之一进步，不可不知。通鉴无纲目之分，检阅殊为不便，温公因之乃有目录之作，又有举要之作。然目录与本书分离，检阅仍苦不便；举要之作，朱子与潘正叔书，议其“论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亦系实情。纲目“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则此弊免矣。左氏为春秋之传与否，予实疑之，然无意中却为史书创一佳体。运会将至，有开必先，即作伪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纪事本末，其出最晚，盖至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而后此体出焉。所以晚出，盖亦有由，以史事愈后愈繁猥；愈繁猥，则求其头绪愈难，故删繁就简，分别部居之作，应时而出也。此体之作，最重分别部居，故必合众事为一书，乃足当之。梁任公论史学，乃立单复之名，以专记一事者为单体，则何书不可称纪事本末乎？误矣。袁氏之书，本为羽翼通鉴，然于无意中，乃为作史者创一佳体，以其能删繁就简，则芜秽去而精粹存；分别部居，则首尾具而因果显也。然此体以作观览之书则可，以修一代之史则不可，以零星之事，无可隶属，刊落必多；而史事关系之有无，实为天下之至赜，吾见为无关系而删之，在后人或将求之而不得也。往者议修清史之初，论者乃或主用是体，可谓暗于务矣。
有编年体以通观一代大势，有纪事本末体以详载一事之始末，更有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