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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编辑在后期处理此稿时,就应该对稿子进行删节,但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责任编辑根本未作任何技术处理,居然“原汁原味”地把记者在现场的真实感受刊登出来,似乎让人有一种感官刺激与阅读快感。还有,商报的一些批评性报道也有先入为主的嫌疑,欠缺客观公正。采编人员,既从事广告业务也进行新闻采写活动,所写的一些稿子有“三像”之嫌,既像广告又像新闻还像文学作品。一看就知道采编人员参与了商家的商业活动,搞经济创收。
因办报导向及管理上出了一些问题,商报先是被省委宣传部黄牌警告而后被取消刊号。
丁后锋在商报风风火火干了一两年,在商报准备被取消刊号的前几月,他赶紧跳槽到都市报。相对而言,商报改版之后,对早之前就创办已有几年的都市报有很大的冲击。尽管都市报在省内的影响力无以伦比,但改版之后的商报在一些采编经营理念上,也仍是有一定可取之处,无论是报纸版面、标题制作,还是新闻策划等等,都有先进省份的晚报的痕迹。但作为省内的老牌晚报性质的都市报,有很多的优势资源,是商报所不能具备的。商报因先天不足最终走向穷途末路,最终都市报因缺乏竞争对手便一枝独秀,一家独大了。
丁后锋在部队服役时虽说搞的是新闻报道,经常给部队或地方的其他报刊投稿,但上稿率极低。他本身也不是这一新闻专业,半路出家,受到军营的各种限制,因此无法采写更多题材的稿件,视野也不怎么开阔。进了商报的那一两年时间,他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跟着一个也是半路出家的记者专门学习采写社会监督性质的稿子。这记者是他的恩人,在他落魄的时候,把他拉进商报。
渐渐地,敢作敢为的丁后锋也就知道很多人情冷暖,市井百态。转到都市报后,他仍然从事这一方面的报道。本来都市报的舞台就很广阔,影响力就很巨大,慢慢地,他成了省内有名的记者,写出了不少颇有社会影响力的报道。特别是一些有关赌博、卖淫、贩毒等报道,他身临其境,以身犯险,让很多“赌头”、“鸡头”、毒贩夜不能寐,周身寒冷;被群众认为失职的警方,对丁后锋也大为头疼,声称他是个“添乱分子”。
丁后锋因为擅长采写此方面的稿子而被同行誉为“揭黑记者”。
接到关于袁非多的举报材料后,丁后锋兴奋得跟喝了窖藏上百年的白酒,每根血管都沸腾着酒精:这料太猛了,5000万元的敲诈案,在本省、本市绝无仅有,空前绝后。如果能调查报道此起事件,他可能在新闻界一举扬名,就如当年广东一记者调查报道一大学生死于收容所后,那记者以扎实的新闻调查改变了中国一部收容法典,成了名记。
丁后锋认为,在司法部门都没有介入的情况下,若是调查此案,既有可能费时间也没有任何结果,最终徒而无劳。比如,他以往做的一些调查性报道,仍未接触相关当事人,一些有背景的人物就通过种种关系给报社领导打招呼,让他中途取消采访任务。像袁非多这样的人物,可能仍未与他联系,他就四处活动了。
正因如此,他把举报材料锁进抽屉。几天后,他心血来潮,便与报料者联系,并进行一些外围调查采访,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之后,他把初稿写了出来。按计划,他写好初稿后,便接触袁非多,让他有个说话的机会。谁知,他仍未联系对方,对方却主动跟他联系了,请他到一家宾馆喝茶“聊天”。
丁后锋对袁非多提出买断稿子“版权”一事,甚为吃惊。袁非多如此直白如此赤裸,令他意料不到。更加令他意想不到的还是,袁非多的活动能量居然如此之大,方方面面的人物都给报社老总打电话。甚至有些自称认识丁后锋的省里、市里的领导还给他打来说情电话,要求他给几份薄面。
丁后锋本想坚持下去,并请袁非多回答几个要害问题,此时报社老总却来了电话,就一个句话“丁后锋,先回来吧,不用采访了”,也不作任何解释。老总无奈而威严的口吻,是丁后锋从未见过的,想来老总已接到不少说情电话了,甚至可以猜测到那些人的官阶很大,至少有省委宣传部的领导。
老总的口吻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你不撤离,我也有可能被换掉;你也有可能做不成记者了;稳定为主,知名企业牵一发而动全省,公开报道此家企业,可能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这是国内,不是国外,没有所谓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撤吧!
丁后锋郁闷极了。很快,他便也释然了。因为类似的事情,他也不是不遇到。每次要报道一些重大的敏感的问题时,他所写的稿子都会中途夭折,对此他早已习以为常。但他忍受不了袁非多那嚣张的嘴脸——尽管袁非多没有像以往那些当事人一样,恃着自己有一些背景,就当着记者的面狂妄地声称,你就是写了稿子也发不了,我们有后台,你根本就动不了我们半根毫毛;袁非多在面对他的时候,紧张之余,也显得很冷静,似乎不把他放在眼里。那意思在说,你问吧,我就是不回答,等会会有人给你电话的。
袁非多背后搞阴谋诡计,让丁后锋心生怒火,很想痛骂对方一顿。
不用说,丁后锋的性子是火爆的,在部队铸炼的那些年,让他的脾气有些变坏。他大大咧咧,毫无所谓,遇到不顺心的事,哪怕是采访对象,哪怕对方是个大官,他也敢与之顶撞。此回,他看透了袁非多那虚假的外表,却也奈何不得,他想:“谁叫我的钱不够人家的多。”他很想把写成的稿子发到中央一级的报纸,让同行前来搅水,搞臭袁非多,搞臭那些出面给袁非多说情的领导。想想似乎不妥,如果追查起来,那些领导得知是他报料、投寄稿件,他还不是玩完了;他也想把稿子弄到网络上,让网民跟帖发表评论。最终,他也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这方式欠佳,最终他只会引火焚身,没有好果子吃。
就在丁后锋郁郁不乐的时候,桃源晚报记者蒙志献约他出来吃饭。
蒙志献跟丁后锋是老朋友了。当年,他们在商报一起共事,并肩作战。商报消失后,蒙志献去了晚报,虽说是不同的两个单位,都市报属于省级新闻机构,晚报则归市委主管,但隔三岔五,他们就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
他们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蒙志献有些抠门、斤斤计较,但没有城府;丁后锋则为人豪爽、大方,但有时候也躲躲避避,闪烁其词,让人不知其所云。蒙志献的抠门表现在,丁后锋跟他哥们多年,他极少请丁后锋吃过饭、喝过茶、k过歌什么的,倒是丁后锋经常约他出来碰头。
严格来说,蒙志献也请过客,但那些饭局都是有人找他帮忙时设下的宴席,他顺便把丁后锋叫出来作陪。席间,蒙志献就递过一大堆材料,说什么这是一个朋友的事情,他在县下面受了委屈,想通过媒体声援以维护正义维护名声。到了此时,丁后锋也就知道请客者就是写这个材料的当事人,就坐在他身边,当事人茶饭不思、神色凝重,见饭菜越上越多,心里就特别难受。
每当这时候,这饭就吃得极不自在。作为记者,既然要客观要中立,自然也就不能吃了人家的拿了人家的,否则在采写报道时就容易出现先入为主的偏差问题。当然,请客者声称是蒙志献的朋友,有冤情那也就另当别论。每次饭局结束时,蒙志献都要把服务员叫到身边,那样子他要埋单——这就让丁后锋认为这个友仔很可爱,也很真诚,但也有些狡黠。你这不是明摆着要叫当事人请客嘛。你若有心埋单,可以借上厕所之机偷偷把账结了。
一般来说,写材料的人都急于得到记者的帮忙,急于要曝光那些可恶的人或事,他们岂会让蒙志献出钱。一见到服务员站到蒙志献身旁,他们往往把单子抢过去,把单买了。通常,蒙志献都会作不悦状,嘟嘟哝哝地道,原先说好这餐饭不是由我请的么,怎么倒反变成你掏钱了?你这人呀就是太那个了,这百把元的单也跟我抢着结。我跟你是朋友,熟得不能再熟了,嫡亲血表的,你从县里赶到市里来不容易,我做东请你吃饭给你接风洗尘也是应该的,怎么可能让你无缘无故地破费了呢?
蒙志献虽做埋怨状,但账单最终还是由当事人埋了。这样的饭局、茶局见多了,丁后锋就知道蒙志献根本就没有诚心地请“嫡亲血表”吃饭,更不舍得自己掏钱请朋友们痛快地大吃一餐,大喝一次。“嫡亲血表”多了,丁后锋就怀疑蒙志献暗中搞什么手脚。蒙志献则分辩称,他这是为了避嫌,所以不敢接这些料,所以请丁后锋利用都市报的影响力予以帮忙。
友仔嘛,哪还有什么不好说的,请客的当事人又是友仔的亲戚什么的,这个忙都不帮算什么呀。丁后锋义不容辞地接了,一看那些材料,他头就疼,这些头难剃哪,不是山林纠纷就是打架斗殴致死致残致伤或政府部门不作为等等难缠的事件。有些事件是有新闻性的,也可以采写成稿子公开报道的,也有些是不能碰的,一碰就有可能引发群体事件,谁碰了谁就扛着。
丁后锋知道蒙志献不是“新闻掮客”,也像他一样,整天一门心思要做个职业新闻人。那些“新闻掮客”本身就没有从业资格证也没有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发的记者证,他们靠牵线搭桥拉来在正规媒体工作的记者(仅一面之交或一般朋友),声称可以帮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