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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100两银子，这种生意怎么能放弃呢？现在你左大帅要自己制造，这钱我还怎么挣？
这就是胡雪岩真正的发家故事，所以你甭信什么红顶商人的商业传奇，胡雪岩财富的源头在这儿。
文人做生意会一样吗
当然你可能会说，商人没有节操还可以理解，文人做生意会不会好一点儿呢？也一样。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叫刘鹗，这个人大名鼎鼎，晚清四大谴责中的老残游记就是他写的。别看他表面上是一个典型的胸怀大志、心忧天下的士大夫，但是他对做生意特别感兴趣，捎带着也做点儿生意。
可是他几乎做什么生意都赔，他一生中做得最大的一笔生意，是修京汉铁路，当时叫卢汉铁路，就是北京的卢沟桥到汉口这一段铁路。这么大一件事他一个人办？对，他就是想一个人办了。
当时他带了5万两银子跑到北京，找到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行贿。翁同龢既是军机大臣，又是户部尚书，属于实权派。翁同龢也没跟他客气，5万两银子照单全收，但是在日记里记了一小笔，说刘鹗这个人品德不好，怎么能行贿呢？这5万两银子他虽然已收下，但他在日记里这么一写，万一将来东窗事发，就能证明他没收，真是个老狐狸。
就这样，刘鹗在北京运作了一圈，然后跑到湖北武汉去骗湖广总督张之洞，说这个铁路的修建我全包了。张之洞说你凭什么全包了？刘鹗说，我有钱啊。然后掏出一张1000万两银子的银票。
张之洞一看这张银票是上海一家洋行给开的，就派人到上海去问。一打听才知道，这家洋行跟刘鹗之间有个交易——只要刘鹗拿到卢汉铁路的修筑权，就借给刘鹗1000万两银子。可见，刘鹗在做一个拼缝的生意，跟今天很多商人的嘴脸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这种故事不胜枚举，当时几乎所有的商人，从最早的胡雪岩一直到晚清的盛宣怀都在这么干。但是这些人可不是一般人，他们是内阁时代的人杰，甚至是心忧天下的士大夫。这些人不能说都是道德败坏之人，如果有一种“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生意摆在你面前，你会不占这种便宜吗？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对国企的批判，都认为问题的根子出在所有制上。但是我们参照晚清这些事实来看，真是这样吗？跟所有制度完全没有关系。那么一笔冤大头的买卖，你有本事你就抢，你有本事你就偷，那谁会不偷呢？所以国企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
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商关系
在读完了改革现场这本书之后，我有一个感悟，也许国企改革问题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商关系。
当一个市场的核心是由政治权力来构筑的时候，围绕着它就会形成一个大的旋涡。不管是国企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哪怕是个外企，只要进到这个旋涡里，经营水准和道德水准都会被推着败坏那么一点点。比方说世界著名的军火供应商克虏伯公司，不能说德国人没有经营水准，没有管理制度，没有契约精神吧！可是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挣钱，照样得给回扣。它跟江南制造总局做生意的时候，就给了大笔银两的回扣。
我们总不免对政治权力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寄予一份期待，以为权力的正当使用会促使这种关系变得良性起来。曾经有一句话叫“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但是这个台可不那么好搭。这几年，我们经常会看到，政府给予很多要扶植的产业大量的补贴，但是古今中外的例子都告诉我们，政府给予补贴的产业，不仅没有扶持起来，反而带来大量的问题。
我就知道南方有一个城市，政府很有钱，要把这座城市打造成一个动漫之都，每家企业补贴500万。政策一出，傻子才不来呢，至少先把500万拿来花花，花完就撤了。
政府一看这样补贴不行，把补贴政策改为每生产一分钟的动画片就补贴2000块钱。这些企业一看，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嘛，就又回来了，只要把每分钟的制作成本控制在2000块钱之内，企业不就盈利了吗？所以短短几年时间，生产了大量粗制滥造、我们的小朋友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画片。但是因为有政府补贴在，这种政商关系就变得恶性了。
有没有好的政商关系？至少从晚清这几十年的改革历程来看，几乎所有的政商关系全部是败坏的，大概可以分成这么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企业混得不错，结果它的主管人把这个企业偷光了。
比如招商局，这是晚清的改革典范，不搞国企，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就是想激活民营企业自发性的市场力量，政府只是主导、监督。李鸿章当年对这个设计寄予了极大期待，唐廷枢、徐润这帮广东商人就上台了。上台之后的结果呢？我们拿徐润来说，徐润是一个世代为商的大家族子弟，很年轻就到洋行里做买卖，所以是一个商业文明训练出来的人。契约精神、讲究诚信这些事对他来说就不叫事，世代为商嘛。可是他到招商局当家之后，一看这是国企，干吗替它打工？于是每年的年薪照拿着，然后跟朋友、亲戚在外面合办了一家轮船公司。
徐润这家这家轮船公司和招商局这家轮船公司时什么关系呢？关系再亲密不过了。比如说，一个客户在招商局订了艘船，徐润就会派人跟他说，不要订它的，订我们家的，便宜。
第二种情况，徐润这家轮船公司的工资由招商局发，更过火的是，这家公司接的货，招商局给代运，但是结款的钱进了徐润的公司，这明摆着就是偷嘛！
徐润最大手笔偷的是什么呢？他干脆把招商局的钱挪出来炒地皮。如今豪华的上海外滩那个时候还在建设中，徐润的眼光非常好，说这个地方将来一定会涨价，就把招商局的钱挪出来在外滩买了3000亩地，一举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
但是他没钱建，只能炒炒地皮。他也是命不好，1883年因为中法战争等一系列情况，引发了一次金融危机，整个上海的市面非常紧张，徐润的资金链就断了。招商局追着让他还钱，所以他就破产了。
是徐润这个人道德品质有问题吗？还真不是。我读过徐润的传记，他在1883年破产之后，又活到了1911年，后半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企业家。他脱离国营企业之后，做了大量的矿产勘探工作，是对中国近代矿业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我们不能不说他心怀天下，非常有商业天赋。可是为什么跟政治一靠近，他就变成了一个贼呢？
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怎么办？那就赖。最典型的例子是晚清的川汉铁路。最开始全国各处建造铁路，四川人民一看，我们也造。当时的四川总督叫锡良，只拿出了23万两银子，可是按照规划，这条铁路要造成需要5000万到9000万两银子，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那怎么办呢？四川商人就开始筹款，筹来筹去，筹到了235万两，还差很多。
于是，有人出主意说，四川人的事四川人来办，我们找农民收。所以就发行了一种票据，在正税之外，又收了农民一笔钱。当然讲得好听，说这钱不白出，这叫股票，将来是要分红的。老百姓哪知道修铁路对自己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苛捐杂税嘛！一共凑了多少？将近1200万两。
但是这笔钱距离所谓的5000万两到9000万两这个总预算还差得远呢。那个时候可没有官府什么事，就是商人、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们一商量，用这笔钱修铁路太慢，这笔钱应该去生钱，就选派一个商人把它存到上海的洋行里。刚开始给这个商人很多约束，比如说一共给他350万两，要分着存，所有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每家洋行最多存15万两。但是一到了上海，天高皇帝远，谁还搞那么麻烦，就把350万两存到了一家洋行里。
这家洋行一看，来了这么一大笔钱，干吗？炒股票啊！当时上海的股票市场里面有一只爆红的股票，就是炒东南亚的香蕉。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股市泡沫很快就破灭了，350万两几乎是血本无归。
当然，这个商人在中间也偷了很多钱，最后被两江总督衙门给抓住了。但不管怎么样，这350万两就不翼而飞了。
这时候国家一看，这件事被这帮商人搞得一塌糊涂，不如收归国有吧。你们现在花了多少钱，国家把这笔钱给你们。主持这件事的人就是盛宣怀。盛宣怀想，亏了的钱总不能让国家负担吧，这350万两你们自个儿想办法，我不管。这帮商人就不干了。
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的嘴脸，在企业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一个字——赖，赖到国家身上。
第三种情况，我们得从国家这头看。国家有钱的时候，会想尽办法支持民营企业。请注意，“支持”这个词很高大上，非常好，支持民族产业，从哪头讲都是正义的。
我们还得说回那个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国企之一，底下有好多分公司，当年它主要就是经营长江航运。当时很多名臣都说，长江上不要搞得全是外国船，我们民族产业也要崛起一把。国家当然支持了，不光是筹集商贾，给予各种各样的政策优惠及拨款，码头、货栈都免费使用，还把旗昌、太古洋行运这些洋船的漕粮全部让轮船招商局来运，这是在订单上支持。要知道，漕粮可是当时最重要的一笔国家战略运输物资。
价格上也给予支持。原来运漕粮用的是沙船，就是没有机械化动力的那种船，运费当然高了。机械化动力跑得又快，装得又多，当然应该便宜。不，国家给轮船招商局还是按沙船那个价格给，这就比正常的运货价格高了四到八倍。
如果是一般的货怎么办呢？轮船招商局就拼命杀价，杀到不顾血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