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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号案件”仅仅是嫌疑人一个简单的声东击西，就把专案组玩得团团转，在魔都再努力折腾都是虚度光阴，而嫌疑人却躲在京城里面稳如泰山，直到她自己暴露出来为止，所以“18号案件”更多的是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
接下来就是成功侦破的“匿名信”事件，一步一步地来，查信封、信纸、墨水、胶水甚至写字的钢笔，这些一切与信直接相关的东西，最后都一无所获。我们没有那么地幸运，有写着厂名的信封或者部队专用的信纸可查，“蝴蝶”应该是知道这些套路并处心积虑做了规避的。他使用的全都是轻工业占全国半壁江山甚至是优质货的代名词的魔都大厂的产品，信封和信纸是魔都印刷一厂的，墨水是最常见的英雄碳素的，胶水是魔都胶粘剂厂的，钢笔也是最普通的英雄钢笔，一水的国优部优名牌畅销货，一水的几十上百万大批量生产数量，最关键的都还是全国各大百货、文具商店有售，这要我们怎么查啊？
接下来查信的经手人，除开小组里的同志以外，知情的周春兰、夜瞳霜和井田小五郎，都已经死亡了，也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被“蝴蝶”利用为来信提供中转掩护的感动中国——张织霞、女排队长——孙进芳，那都是国家树立起来的先进榜样，政治上非常地可靠不说，他们除了对写给她们的信看过以外，对信中信的内容也是一无所知，还有只是经手来信毫无察觉的编辑秦晴，给基地送信结果吓得半死的邮递员和京城电报中心大楼的某收电员，都不能给我们找人提供更多的帮助。
再来查邮戳和查往邮筒里寄信时出现的可疑人物是同步进行的，通过邮戳和信封上的指纹，我们通过比对已经找到了投递这些信件的邮筒，找到了收取这些信件的邮递员，然而耗费的大量精力并没有什么作用，邮筒都处在大中城市里的闹市区，邮递员们对自己无意中遭遇过什么样的大事件茫然无措，而且时间过去那么久了，也没有人会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往邮筒里塞信的人留下多少记忆。我们甚至从几个信封中采集到了好几个儿童指纹，但大量的信纸中却找不到一个，“蝴蝶”掩护自己的手法非常地狡诈，我们有理由相信，往邮筒里寄信的也非常可能并不是他本人。
通过信的内容来查找就更加地充满科幻色彩了。“蝴蝶”是套着年幼躯壳但有着未来几十年阅历的积年“老鬼”，他在信中的胡言乱语也好，建言献策也罢，都是属于将来时的，而我们还处在现在时，我们不可能拿以后的线索来抓现在的嫌犯活着等到他长大以后再去找他。比如说，我们知道“蝴蝶”有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优良品质，拥护党的领导，热爱人民，有较为深厚的文字功底，大学以上的文化，汉语言文学类或相关文科类专业毕业，至少曾经从事过一定时间的文字工作，熟悉公文写作和文学作品，有在机关单位工作的经验，关心时事政治，对军事战争题材感兴趣，涉猎广阔，爱看漫画和动画片，心理年龄偏低，自觉自愿为国家鼓劲加油，身在基层却操着政治局的心，嘴巴喊得震天响但身体却很老实。。。。。。类似的分析材料都已经有城墙厚了，但“蝴蝶”他现在还只是个孩子，而且是一个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光芒隐藏起来的孩子。
虽然，信件内容分析曾经有过根据“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这样一张19个字、6个标点符号的纸条，从而从文字越简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的角度推论出凶手的文化程度，最后侦破一件杀人积案的成功案例。但从“匿名信事件”中也可以看到，三位大学中文系教授分析出来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准确，除了嫌疑人是男性和大学文化程度两点以外，对比起来全都是错误或基本错误的，他们分析出来的“写信人的年龄大约在五十岁左右，对30年代魔都文化界的情况非常熟悉，估计可能是当时文化圈的人”这两点实际上是嫌疑人姨妈漆戒的特点，但却会严重扰乱当时专案组的思路。
我从直觉上肯定李晨风曾经悄悄对我说过的他的判断，从信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来说，从我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来体会，“蝴蝶”的身份很可能有部队或者军工背景，是在部队大院或者涉军企业里成长的孩子，虽然这极大地限缩了我们寻找的范围，但暂时还是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只有等到疑似“蝴蝶”所在地域进一步限缩到一省乃至一市的时候，才能发挥奇效，所以我们俩都没对别人透露这个发现。
最后是通过查打印机和信纸的技术手段拯救了整个“匿名信事件”专案组，而李晨风对这一点的认识最深。当然，他们在查打印机的时候走了弯路，差一点酿成了冤假错案。在查明打印信件的是“宝石牌”打印机后，专案组“撇开一切，只查打字机”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堂堂的中央专案组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开展工作，居然只敢查全市民用的那81台，而对当地庞大的军警单位中可能拥有的“宝石牌”打印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联想到李晨风在讲述完案件后还要画蛇添足地甩黑锅，让人不得不合理地怀疑这算不算是专案组的领导和成员们有点心虚或者消极怠工，毕竟这案子只是涉及到一些禁忌的话题和领导的隐私，没必要强行推进去得罪军方这样的强力部门，所以大家在工作态度上的松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上述的错误结果导致了一连串错误的发生，强行要在这81台打印机里找目标，结果只能找到了最疑似的周伯芙身上，最巧合的是偏偏她身上也充满了众多的疑点，但是一个电影制片厂的资料管理员怎么会有那个信封和有时间到京城寄信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很难解释的，在接触周伯芙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先查她资料室的打印机，查证物总比讯问一个精神病人要简单和准确得多，虽然专案组的介入并不是导致周伯芙因车祸死亡的直接原因，但在工作方法上存在疏失和对技术手段的不重视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幸运的是还有那条印刷厂在装订纸本时所用的胶水干燥后形成的草绿色的细线，终于把专案组的侦破导入了正确的方向，拉着不得不出头的魔都市委当挡箭牌，成功地进入当地驻军进行调查，并很快地找到线索，锁定了实际上算是侵害他人名誉和隐私的嫌疑人翟男相。
也许是因为总结了前面的经验，也可能是因为嫌疑人的身份必须要慎重起见，这次专案组没有犯错，先检查了404小组的“宝石牌”打印机，对信笺纸进行了纸质化学物质对比鉴定，调查到翟男相去过京城船舶机械二厂，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明确了以后，才一举将翟男相抓获。
归根结底讲了这么多，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组长李晨风，这个“蝴蝶”来信专案组的直接负责人，通过他以前的工作实践，在内心里明确并实际推行的寻找“蝴蝶”的工作思路，那就是：相信科学，客观理性，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引自第一首长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的侦破道路。
所以，李晨风早在“蝴蝶”在五号机中表示“能多藏一天是一天，能自由一日是一日”，叫嚣“来找我吧，我的未来是星辰大海”的时候，就知道“蝴蝶”找起来会没那么地简单，而找到张织霞那里发现“蝴蝶”利用骗取先进模范人物信任然后将信中信进中转的时候，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所以即使在我们为每一条“蝴蝶”留下的线索四处奔波的时候，在沐雨尘、肖雨城、王启年、云中客等这样的刑侦专家、痕迹学家对线索不断地分析中，他都矢志不渝、坚持不懈地坚持在“科技破案”的大量投入。
李晨风相信：人的主观意识可能会欺骗你，但是在科学里是不会让你上当受骗的。用科学方法得到的不一定是真理，而是有用的，待检验的成果，但想接近真理，还是要靠科学的方法。
所以，李晨风多方暗访征求意见，托人拜访了国家的功勋级的科学家，寻找或请他们推荐合适的人选，最后找到了国家科学院学部委员杨锐的北大生物研究实验室，他认为自己应该是找到了。
杨锐学部委员曾经先后参加过国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提取青蒿素的研究工作，李晨风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进行聚合酶链式反应和人类基因组方面的研究，被圈内誉为国内最接近诺贝尔奖的第一人。
起初，李晨风只是试图通过将从信纸上提取到的花粉、细菌、矿物粉尘之类的东西进行分析，来缩小和划定“蝴蝶”写信时所处在的地域范围。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侦破手段，通过各个学科的介入和相互比对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精确的大概位置。譬如有马尾松、广玉兰的花粉的话，就可以确定是在南方，如果幸运地发现粉尘中汞的含量高的话，那么就可以差不多直接到贵省的同仁、风港附近去找人了，这个办法的投入大，见效慢，但是交叉比对出来的地域准确性还是比较高，而且科学研究全世界大家都在搞，非常利于保密工作的开展，所以在“蝴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