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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酸楚地问：“曹奶奶，她还好吗？”
曹爷爷朗声说：“好，好，正在地里薅草喂兔子呢。有时候去我家看看，我家喂了十几窝小兔子。”
我有些吃惊：“十几窝兔子，哪里养得过来？”
其余的几位老人闻言，纷纷说起自己的养兔子经来。我这才知道，这些老人，大多是和儿女分家单过的，每人都养了几窝用至十几窝兔子。养兔子不要本钱，只要每在到田地里薅青草喂就行了。养兔子一般是养母兔子，因为母兔子下了一窝小兔子后，可以在那窝小兔子中留下一两个好的母兔子，母兔子长大了下小兔子，其余的小兔子都卖掉。这样，每窝兔子一年下几窝，便可以维持老人们日常的开支了，扯衣服、买油、买盐等等。
望着这些老人饱经沧桑的脸，我真是非感交集。
他们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后，孩子们各自成家立业了，便一个个和他们分了家。等他们再也做不动农活了，就将仅有的口粮田平摊到儿子们名下。有的老人，是由儿子们轮流照顾，一般是每个儿子家生活一个月，但要看儿子媳妇的脸色。聪明的老人，并不到儿子家吃饭，只是让儿子们给他们足够的口粮。
如果只是吃饭，似乎也没什么麻烦。但人老了，总是会有这病那病。病的时候，就只能躺在应酬上，有时躺个十天半个月的就好了，也有躺一个月才好的。在农村，老人生病了大多数都是这样躺好的，当然，也有躺下直接就死了的。儿子们不是不想给老人治病，实在是拿不出什么钱，各人有各人的生活，过得都不容易。好不容易有了点钱，也只不过是请村卫生院的医生来吊一瓶葡萄糖。
儿子们也不容易，都是靠外出打工获取维持最基本生活的金钱，他们用这些钱供孩子读书、买衣、买油、买盐等等。儿子们在城市的夹缝中生存，建筑工、挖煤工、小贩等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农民工”。他们不但要付出血泪和汗水，还要忍受城里人的白眼。更重要的是，他们面临着和所有“农民工”一样的命运：被老板欠薪。
因为生存的艰难，他们赚的钱甚至不能养家糊口，当然没有多余的钱来赡养老人了。不是他们不孝顺，实在是孝顺不起。起初，老人们还和儿子媳妇闹，吵过，骂过，打过，于事无补，便也只好认命了。
老人们虽然从儿子手中讨得仅够活命的口粮，却没有维持日常生活的零用钱。柴火是可以到田地、路边捡的，但油盐酱醋却是捡不到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养兔子便成了他们零用钱的主要来源。因为养兔子只要挎外小篮子，到田地里薅青草就可以了，即不需要付出他们己经在年轻时透支殆尽的体力，也不需要象养鸡养鸭那样东撵西拦。
养兔子之余，他们什么都做。比如：农忙后到田地里捡一些别人收割时遗落的稻穗，或到路上扫一些带着稻烂的土；捡酒瓶、纸张或别的垃圾卖给镇上的废品收购站等等。他们就是用这些钱维持日常的开支，但如果不幸生病，也只能硬撑着。儿女们孝顺的，便从牙缝里挤点钱，带老人到村卫生院打个点滴；不孝顺的，便只能躺在房间生挨着，真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在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后，他们的生活来源只能通过以上途径获取。但即便是基本的口粮，也并不是每个老人都能享用到的。这些老人，一部分是儿女实在太穷或不孝顺的，口粮便直接不给或给得少了。
但无论怎样贫穷，他们都轻易不会离开这片土地。就算是曾经离开过土地的人，也会在年老的时候想法设法回来，这就是所谓的叶落归根。生是这片土地的人，就算是死了，他们也要做这片土地上的一杯土，生生世世守候在这片土地上。
从姥姥家出来，我忽然想起了艾青的那首诗《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和曹爷爷的这次相见，竟然是永别！
除夕的晚餐，就是传统的年饭，被赋予了太多太沉重的民俗意义。妈妈早早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我们一家围着那张黑乎乎的八仙桌各据一方。虽然这是我三年来第一次在家过春节，但没有爸爸的年夜饭，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妈妈面色凝重地在空的那一方桌面上放了一套碗碟和筷子，喃喃自语：“前些年过年，一年四口人在一起多热闹。今年你回家了，可你们的爸爸，再也回不来了。”说完，便转过身去抹眼泪。
我和海鸥闷声不语，我怕我的任何话语都会加剧妈妈的伤感
正在这时，村里忽然传来一阵歇斯底里的哭叫声。在不时响起的劈里叭啦的鞭炮声中，在对联、门联的营造的节日的气氛中，村里忽然传来了不合时宜的哭声，真是大煞风景，我和妈妈、海鸥当即放下刚刚拿起的筷子。
因为大过年的，妈妈嫌不吉利，让我和海鸥留在家中，自己匆忙走出了家门。我和弟弟望着满桌悉心烹制的佳肴，再没有一丝味口了。
过了好久好久，妈妈才回来，悲伤地说：“你曹爷爷死了。”
原来，曹爷爷虽然身体很好，四个儿子都没什么文化，人又老实，四家一家比一家穷。曹爷爷虽然喂养了十几窝兔子，但卖兔子的钱，今天这个孙儿来要一些交学费，明天那个孙女来要一些看病，给来给去，老两口反倒没落下什么钱，全都为孙子、孙女忙活了。
就连大年三十，家里连肉都没称，只剩下几颗白菜了。曹奶奶做饭，让在灶下烧火的曹爷爷帮她剥白菜。谁知刚拿起白菜，他忽然就一头载倒在灶前。曹奶奶试着他的鼻息还在，便慌忙踮着小脚去村卫生院喊医生。
医生判断是脑溢血，并建议叫救护车马上送去医院。但四个儿子相继到来后，却为由谁出200元的救护车费和进医院后医药费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大打出手。
四个儿子还没理论出该谁出多少医药费时，曹爷爷便停止了呼吸。四个儿子这才停止打架，放声大哭。
可怜己经去世的曹爷爷的身上只盖了一件曹奶奶的衣服，身边还胡乱放着那棵剥了一半的白菜。灶里的火己经熄灭了，但灰烬还还微微冒着热气。
第141章（）
听妈妈讲完，我气愤地说：“那四个儿子，真不孝顺！”
妈妈叹了一口气：“谁不想孝顺？没钱，你让他们拿什么孝顺？”
我立刻怔住了，和海鸥面面相觑。
因为第二天便是大年初一了，这个时候办丧事非常晦气，也会连带亲朋好友和邻里村人过不好年，所以只好秘不发丧。曹爷爷被暂时停放在他在村外搭的小屋里，直到大年初二，大儿子才把他迎进自家的正屋内。
这还没完，几个儿子又为丧事的支出、火葬费和骨灰盒的钱由谁出争吵起来。按我们那儿的风俗，如果操办丧事，每个前来吊唁的人都要给一块孝布，同宗同族的儿孙后代，刚要披麻戴孝。虽说置办丧事酒席可以从中赚回一点钱，但这点钱还不够扯孝布的。争来争去，最终儿子们达成一致：那就是丧事从简，不摆酒席，不拉去火葬，偷偷埋掉。
按规定，不去火葬是政策不允许的，如果被上级主管部门得知，挖地三尺也要把死者的遗体刨出来，再送去火葬场实行火化。火葬费再加上买骨灰盒的钱，一般需要两三千元，回来同样需要置办棺材、重新入殓，埋入坟墓中。
为了省去火葬费和买骨灰盒的钱，象很多人家一样，四个儿子凑了一千块钱，偷偷塞给了村委会相关人员。然后，又凑了几块木头，请人做了一口薄皮棺材，曹爷爷这才入土为安。
据说，国家严令要求实行火葬，是为了不占用耕地、不浪费木材。而现在却变成：上级主管部门严令要求火葬，却允许家属置办棺木并修建坟墓；只要偷偷塞给村委会相关人员一定数量的现金，便可以不实行火葬。
这真让人迷茫，国家的火葬政策，到底是为了赚那两、三千元火葬费，还是为了让某些相关人员以权谋私？
曹爷爷丧事办得非常简朴，初三那天，亲戚朋友随便祭拜了一下，便于当天夜里匆匆下葬了。曹爷爷的死，不过把曹奶奶更加孤单地撇在人世，让那些和他生前一起养兔子的老人们唏嘘一番，便也很快被人淡忘了。正如陶渊明在《挽歌》中说的那样：“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己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曹爷爷永远地去了。四个儿子中，有两个为了安葬费用，把家里喂的猪也卖了，还卖了几百斤的稻谷，等到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也里粮食也没有了，真不知道他们以后怎么生活？
除了曹家，所有的人很快又投入到节日欢乐的气氛中。人们走亲串友，几乎每家都开了牌局、麻将桌，刚过年，小孩都有了压岁钱。一时间村里赌风鼎盛，大有越演越趋之势。但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为了避开大规模的民工返城潮，很多人在初二甚至初一就坐在了火车上。
村里的人渐渐又少起来，我的心也更加焦急起来，我在等刘军接我到他家。初二，我很着急；初三，我妈也急了；初四，我简直感到绝望了。按我们这儿的规矩，过年男方家来接得越早，越说明男方家的诚意。就算刘军有事不来接，也应该提前说明原因啊。
所以初五刚一起床，我妈就坐不住了。正要去找做媒的大婶，大婶却乐哈哈地走进我们家：“海燕，借你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