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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的关系，是从父子的关系上训练开来的，所以孔子附带还强调父对子的权威。有一次，有人问孔子：“我有一老乡，为人正直，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揭发，这算不算讲道德？”孔子回答：“老子偷羊，儿子应该进行隐瞒，这才叫为人正直呢！”
孔子的说法，客观上来讲破坏法制的。不过，当时的法本来也就是为君主服务的，他不去揭发，虽然表面上看是破坏了法，但根本上是有利于为君主服务的（通过让人们讲求孝而走向忠），那就没有损害君主的权益。或者说，当时的宪法就是一条：维护君主利益。孔子让他这么做，违反了一般的法，却符合宪法。
孔子这一个中心，实在是逆潮流而动。鲁国的三桓怎么可能接受孔子的学说把权力交还国君呢？于是孔子在鲁国呆不下去，从大司寇的位置上下岗了，孔子就去周游列国了。
他先到了齐国，把自己的中心思想凝练成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子要听君主的话，当儿子的要听爹的话。权力正在松动的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想让孔子留下来多讲讲。但齐景公的臣子们并不愿意齐景公搞集权，也不让持此观点的孔子留下来当官，孔子只好带着自己的观点，继续去其它国家碰壁。
然而周游是十几年，除了疲劳，没捞到一点好处。诸侯国的实权派卿大夫，谁愿意留下他来帮国君打气呢。最后，孔子悲哀地回到了曲阜老家，双手空空，继续专心教书，教出七十多个高级博士。
第二章 《论语》“学而”第一
（一）
孔子善于炒作自己，孟子说他是圣之时者也，就是说他是圣人中最时髦的。孔子的仁和礼的思想也不算是多大的独创，在周公以来一贯是讲这个的，只不过孔子把它讲的非常生动饱满，而且他的一生又在悲怆着实践着这一点，所以他的人格征服了我们。
孔子也是要炒作的。整天跟着他的那帮徒弟，就是他的粉丝和炒作者。当然这个队伍后来又扩大到列国的名卿大夫乃至君主。他们把孔子的发言，用跟帖的形式，都记录和传达出去，集结起来，就是这本《论语》了。
《论语》后来被外国人（譬如黑格尔）看成了讲述人生箴言的书，其实孔子讲述的时候，处处是暗扣着为政而谈的。如果把它当作心灵鸡汤和快乐法则讲给大家来听听，实际上也许会把孔子气死的。
不过，也有偶然不是讲为政的，譬如书中的第一句话：
子曰：“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话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经常看看看过的老书，越看越来劲，好像抓住了一个熟识的大贼。特有收获感。能有粉丝（志同道合者，朋）从远方来看自己，不是很带劲吗？可是现在却没有这样的粉丝，但我也不郁闷，这才是君子的层次啊。
人最大的成就，是能得到当时代的普遍认同。当然还有更大的成就，就是当时代的人都不认同他。能水平高到了不被当时代的人认知，这才是成就的最了不起的最高境界啊！（大约梵高就是这样的。）所以孔子何必要郁闷呢？我们倒应该嫉妒他了。
这句话没有太多太深的蕴意，如果你觉得我解说的太不郑重，没关系，我下面就严肃了！
第二句：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有子这个人，长得像孔子，后来孔子死后，大家思念孔子，就把有子当作孔子对待，结果过了一阵时间，发现不行，就把有子从主席上请下来了。上边这句话，就全是有子说的。看来有子真的是不行，他说的这句话，就太赤裸裸。虽然紧扣了孔子的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但是表达得太赤裸裸。这样的人，是不及格的。孔子从来不把自己的目的，直接地说出来。
我们说了，孔子的一个中心就是维持周代既有的统治等级秩序，其中重点也就是崇君。而办法呢，就是要君主对下面宣导仁和礼。
如果大家的心都仁了，举动都讲礼了，那么犯上、造反的事，就都少了。但是，这个道理，是不能公开对太多人讲的。这就是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可以让臣民去求仁讲礼，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这么做的目的。而有子在这里把目的给“赤果果”地说出来了。
有子这里说的虽然是孝弟，不是“仁”，但这属于比仁要低的统属于仁的范畴。所谓孝弟，就是对老爹要孝，对老哥要像个弟弟（儒家管这叫“悌”）。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有子说了，人们讲了孝悌了，这样还爱“犯上”的就少得很了。不犯上，“作乱”的也就根本没有了。所以讲求孝悌（是讲求仁和礼的一部分），还是为了那个“一个中心”（维护等级秩序，也就是崇君）服务的。而且，有子觉得，“君子”抓问题，要从根基上来，把根基抓了，地面以上长出来的东西，就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了。
注意，这里说的君子，在那个时代，还不是道德好坏的概念，而是地位血统的概念。像国君一族、三桓这样的卿大夫，这些血统高的人，在当时叫君子。他们鸣玉而行（腰上挎着一组玉叮叮当当走台步，一行礼下拜的时候就锵锵有声），有世袭的资产，对自己的品行有着较高的要求，负着治理苍生的任务。
所以，有子就教这些“君子”，从孝悌角度来下力气，让人们照办，最后实现我想达到的治国的期望效果。这是孔子儒家常用的一种思维方法。
后来中国的两千年，以孝治天下，或者以什么治天下的，都是本着这种方法论的。这就好像给老虎打雌性激素的针（我看桂林一个虎熊园就是这么做的），老虎就不再猛烈地要吃人了。而不从这种根本上来，而要去直接训教老虎，那势必是事倍功半的。
总之，上面有子的话，是《论语》一书端在前面的一两碟小凉菜。对于有子的话，就不需要钻研发挥太多了。
第三句：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这是孔子本尊来说话了，而且提到了伟大的“仁”——但是仁实在是个伟大得不能轻易多提的一大“基本点”，仁的难度极大，在孔子看来，几乎没人能做的到，即便颜回他这个最推崇的徒弟，也只做到了三个月持续保持仁的状态，所以孔子只是稍稍触动了一下仁这个冰山，而把仁这个话题，留到了后面第四章去讲。
孔子说，满嘴说着讨人喜欢的话，带着讨人喜欢的脸色，这样的人，根本就离开了仁，差了十万四千里。这根本就不是仁了。
但仁是什么呢？仁是什么样的呢？仁有什么用？孔子这里先都不急着说了。而是把这个菜名报了一下，让我们吃凉菜的人，心中有个期待罢了。
第四句：曾子曰：“吾日三醒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这个人，是孔子的高徒里边，资质比较鲁钝，但堪称最教条的一个了。当然这里的教条，是个褒义词，我们是很敬佩他这种教条地笃行自己的观念原则的人的。先说说曾子这个人。曾子大名曾参，孝到了极点，有一次他给瓜秧除草，却把瓜秧锄断了，他爸爸打他，他咬牙受着，也不敢跑（他爸爸叫曾点，就是那个“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的家伙，一起游春，是个愉快的待业青年。本来他是个文雅人，但打起孩子来，倒不手软）。
不但挨打时候，惹不起爸爸，曾子对儿子也不敢惹。有一次他哄儿子，说乖，不闹啊，不闹就给你杀猪吃。还真当真，他果真把宝贵的肥猪给杀了，不管他那爱猪的媳妇如何阻挠。
为了孝敬侍奉父母，曾参竟然不去做官，做到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境界，齐、楚、晋国请他都不去，就在家闷头写《孝经》，完成孔门的传道工作。后来曾子死的时候，身下边垫着个漂亮的席子，他觉得自己不配用这么好的席子，自己也不是当官的，级别也不够，赶紧给我换成破的吧！大家遵命，七手八脚抻起他来弄席子，没等席子弄踏实，他就断气了——“慎独”到了死都不能马虎的地步。
所以说，曾子对教条的信奉，确实达到了不自欺的地步。没人管着他的时候，他也一板一眼地笃行着自己所信奉的教条，我们管这个叫慎独。一般在专制时代的人，都最缺少慎独的习惯。因为他们都不太占有自己，自己的一大半被皇帝占有了。所以他就缺少自尊和自我意识，说的不好听点，有点儿自己不把自己当了完整的人来看了。所以，他也就是不会坚持自己的原则。所以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他就不能慎独了。一个企业也是这样，如果不把员工当作与老板有对等人格的人看待，员工也就不会自我要求和约束自我，不会慎独。而全靠着法令来督导和约束他们。这是专制的特点，是专制的产物。
曾子说的“吾日三醒吾身”，就是他慎独的具体操作。他每天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给别人出主意，有没有尽力尽心呢？有没有偷着藏着不肯全拿出来为了对方好呢？我跟朋友打交道，有没有不讲信用的时候呢？我给别人讲课，有没有偷工减料，该讲的没讲，白骗人家培训费的呢？
曾子用于自我要求的这三样东西，尚不是儒家最高原则的仁和礼的本身，但属于仁之下的一些派生出来的好品德。也算是一盘小凉菜吧。
我们说，一个人能不能慎独——所谓慎独，就是在信息不对称，或者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他照样坚持履行自己所信奉或者社会所赞许的一般符合道义的东西，如果企业员工能做到这一点，那当然是最让老板高兴和觉得占便宜的事了——是取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