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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卿是历代都有的，然而都失其职。实权都在六部。为避繁起见，不再详叙。御史一官，却威权渐重。武后时，改为肃政台。分置左右。左察朝廷，右澄郡县。中宗复位后，复名御史台。仍分左右。睿宗时，命两台都察内事，旋又把右台废掉。贞观末，御史中丞李乾祐，奏于台中置东西二狱，从此以后，御史台就多受词讼，侵涉了司法的权限。
至于外官的变迁，则和内官正相反。内官的权限，日趋于轻；宰相九卿等，有独立职司的官，职权多见侵夺。外官的权力，却有日趋于重之势。秦汉时代的两级制，郡县。到汉末改设州牧，就变成三级制。也已见第二篇上。东晋以后，疆域日蹙，而喜欢多置州郡，以自张大。于是“侨置”的州郡甚多。往往有仅有空名，实无辖境的。于是州郡愈多，辖境愈小。然而这时候是个军阀擅权的世界；军阀的地盘，是利于大的；州郡虽小，有兵权的，往往以一个人而都督许多州的军事，其辖境仍旧很大。隋朝统一以后，当时的所谓州，已经和前此的郡，区域大小，并无分别了。于是把州、郡并做一级。唐朝也沿其制，而于其上再设一个道的区域。一道之中，是没有长官的；中宗复位的这一年，分天下为十道，每道各设巡察使。睿宗景云二年，七一一年。改为按察使。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七三九年。又改为采访处置使。肃宗至德七五六、七五七年。以后，把天下分做四十余道，各置观察使。这种使官，都称为监司之官。他的责任，只是驻于所察诸郡中的大郡，访察善恶，举其大纲，并不直接理事，颇和汉朝刺史的制度相像。然而到后来，往往侵夺州郡的实权，州郡不敢与抗。而且这时候，已经是军人的世界了。有军马的地方，就都设了节度使。凡有节度使的地方，任凭有多少使的名目，都是他一个人兼的。这正和现在的督军兼省长等等一样，又谁敢和他相抗呢？于是中央政府，毫无实权，可以管辖地方，又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形了。参看第三篇上第二章第一第二第五节。监司官的名目，还有许多，欲知其详，可参看《文献通考》第六十一、六十二两卷。
唐朝的官制，中叶以后，又有宣徽南北院和枢密院，其初特以处宦者，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职权。后来宦者的威权日大，这两种官的关系，也就渐重。到五代以后，都变做了大臣做的官。这个留待第三篇里再讲。又地方自治的制度，从汉魏以后，日益废坏。汉朝时候，重视三老、啬夫等职的意思，丝毫没有。而役法日重，这一等人，反深受了苦役之累。这个也是一个极大的变迁，也待第三篇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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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 教育和选举（）
教育制度，从三国以后，是很衰颓的，无足称述。《三国志·王肃传》：“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之后，……太学始开。……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疎，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这是后汉以后，学校就衰的情形。从此到南北朝末，虽亦设有国子学，大学，四门小学，或又置有博士，然皆无足称述。唐太宗时，“屯营飞骑，亦令受经；高句丽、新罗、高昌、吐蕃，皆遣子入学”。表面上似乎是很盛的，然而实际，士人社会的视线，已经移到科举上了。
要晓得科举制度的由来，就要先晓得九品中正。九品中正之制，起于魏文帝时。这时候，“三方鼎立，士人播迁，详覆无所”。尚书陈群，就于各州郡皆置中正，品评其本地的人物，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而尚书用人时，凭以复核。这种制度的可行，原因为后汉时代，清议极重，乡评特为有力之故。史称“晋武帝时，虽风教颓失，然时有清议，尚能劝俗。陈寿居丧，使女奴丸药，积年沈废。郗诜笃孝，以假葬违常，降品一等。”然而乡评的有力，是一种风俗，风俗是要随时势改变的。九品中正，是一种制度，比较的总觉流于硬性。于是就生出种种弊病来。扼要些说，便是：
（一）中正的权力太大，而又并无赏罚之防。就不免有（1）徇私，（2）趋势，（3）畏祸，（4）私报恩仇等事情。
（二）一地方的人，中正本不能尽识；就使尽识，也未必能知他的好坏。就使能知他的好坏，也不应当以一个人的话为标准。况且中正至多能晓得这个人的品行德望，至于当官的才能历练，是全然不知道的。
然而这还不是最大的弊病。最大的弊病就是中正都是本地方人，谁没有亲戚朋友？一个人在社会上，本没有真正完全的自由。一个阶级里的人，受这阶级的制裁，当然最为严重，谁能够真正破除情面呢？于是所选举的，总不外乎这一阶级里的人。就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历代选举的制度，纵或小有改革。然大体总是相同。九品中正的制度，南至梁、陈，北至周、齐，都是有的，直到隋开皇中方罢。这种制度，于两晋南北朝的门阀阶级，是很有关系的。参看第七节。
“隋唐以后科举”的前身，便是两汉时的郡国选举。原来郡国选举的制度，到两晋以后，也弊坏得不堪了。东晋初年，为了抚慰远方的人士起见，州郡所举的孝廉秀才，都不试就用。后来实在弄得不堪了。于是要试之以经。秀才孝廉。就都不敢进京。到京的，也都装病不考。于是宽限五年，令其补习。九品中正的制度既不可行。于是不得不加之以考试。既然凭考试为去取，就索性“无庸郡国选举，而令他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加以考试，合格的再把他送进京去应考”。就变成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了。唐以后的科举，最重的是进士科。这一科，是起于炀帝大业中的（当时还是试的策）。这件事，《隋书》不载。只见于《唐书》所载杨绾疏中。大约当时还不甚看重他。“唐制，取士之科……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其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等，然而取之最多的，只有进士明经两科：进士试“诗”、“赋”、“论”、“策”。明经试“帖经”、“墨义”。这时候，崇尚文词的风气已成。明经所做的帖经墨义，又是毫无道理的。大家都看不起他。就有“焚香看进士，瞋目待明经”的谚语。不是天资愚鲁，不会做诗赋的人，都不肯去做明经。就把天下人的聪明才力，都消磨到“声病”上去。参看第六节。
《文献通考》卷二十九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惟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后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宇，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县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按这是责令默写经文。
又卷三十……愚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塾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盖十余条。有云：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则对云：七人，某某也。谨对。有云：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则对云：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谨对。有云：请以注疏对者，则对云：注疏曰云云。有不能记忆者，则只云对未审。……
这种考试的法子，现在看起来，真正是奇谈。然而也不足为怪。这是古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如此。原来古人都是把《经》就算做学问；所谓通经，又不必自出心裁，只要遵守先儒的注疏；自然就造成这种怪现象了。这种现象，一变而为宋朝的经义。再变就是明清的八股文，通看后文自明。
武举起于武后的长安二年，七○二年。也用乡贡之法，由兵部主其事。
制科的科名，是没有一定的。唐制科名目和登制科的人，详见《文献通考》卷三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