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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为庆祝张元济70岁生日，蔡元培、胡适、王云五联名发出《征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启》：“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兼有学者和事业家的特长。他早年就敝履虚荣，致力文化事业，服劳工所不能服的劳，不计成败，不顾毁誉，三十年如一日；所以能把一个小印刷店提到全国第一个出版家的地位。”相隔20年，1956年10月，张元济90岁时，商务出身的茅盾祝辞中也有这样一句：“从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业。”
从1902年介入商务，张元济几乎把毕生的心血都注入了商务的事业。在他身后，当商务印书馆迎来百岁生日时，曾有一首叫做《千丈之松》的颂歌，歌词是由张元济、茅盾、叶圣陶等人的诗词集句而成的，第一段歌词就是张元济当年为一位同事写的七绝：“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第四段又是他的词：“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
张元济初入商务，怀抱的正是“开通民智，教育救国”的志愿。自晚清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商务在他们的努力下，本着昌明教育、普及文化的宗旨，愣是在动『荡』的『乱』世夹缝中创造了一个出版史上的奇迹，严复翻译的学术名著，不懂外语的林纾以生花妙笔转译的外国小说，都曾风靡一个时代，更重要的是他主持乃至亲自编写的那些中小学教科书，启迪、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在建构中国人的知识和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是难以估量的。
商务被看作是“全国的文化总枢”（当时远在四川的实业家卢作孚为义勇军拟定的许多抗日标语中就有一条：“毁坏我们全国的文化总枢——商务印书馆”）。梁漱溟、叶圣陶等都曾回忆起商务教科书和其他读物对他们一生的影响，作家冰心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中深情地回忆：
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来，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学问与知识。
有了商务印书馆，中国的出版业就完成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1930年5月，王云五代表商务访问美国时，《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赞誉商务“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文化事业是跨越时代和国界的，商务受到尊敬并不偶然。到辛亥革命发生的1911年，商务已出齐初小、高小至中学各年级的各科教科书共375种、801册，完成了连清廷都难以办到的浩大文化工程。至20世纪20年代，商务出版的教科书约占有全国教科书发行量的70％左右。
第26章 “昌明教育平生愿” （2）（）
自晚清以来经历许多重大历史变动，商务始终屹立不倒，保持了勃勃生气。作为商务的保姆，张元济筚路蓝缕，创造了一个“矮人国”里的“巨无霸”。很多对近代历史进程有影响的译作都是商务首先出版的。商务在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中，率先推出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小学教科书，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虽然比从商务出走、自创中华书局的陆费逵慢了一拍，还是很快推出了共和国教科书，“五四”新『潮』澎湃，当世人为“白话还是文言”争论不休时，商务已在大量印行白话文的课本，这个行动实际上给一场激烈的争论悄悄地画上了句号。
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压力，商务能急转航舵，显示了与时俱进、自我调整的能力，这里面张元济的作用是主要的。1920年初，商务高层曾商议过要在北京设“第二”编译所，请“五四”风云人物胡适主持，每年经费拨3万元，另由梁启超等组织的“共学社”主持，推出一套“新知识丛书”、中学教科书等，商务拟垫付版税2万元。商务的众多期刊，如《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也都大胆起用新人，进行革新。这些在他1916年到1921年的日记中都留下了痕迹。早在1916年9月6日，他在日记中就记着，那天晚上他约鲍咸昌、高梦旦、李拔可到会议室，商务领导层基本达成共识：“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较优者断难与学界、政界接洽。”
1921年，商务曾决意邀请胡适主持商务编译所，虽然胡适最终没有答应，而是另荐了早年的老师王云五，但他在日记中认为：“对几千万少年的知识思想有影响的商务，要比北京大学重要得多。”
从1902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商务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商务在“严译名著”、“林译丛书”之后推出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汉译文学名著丛书”等都为国人打开了眼界。张元济称自己生平宗旨是“喜新厌旧”，其实他“喜新”是真，“厌旧”未必，许多大部头的著名典籍《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续古逸从书》《涵芬楼秘籍》乃至《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也是在他的主持下或他亲自校订出版的，他从来没有忘记保存古老文化传统的责任，他曾对顾廷龙说：“能于文化消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在他这里，知新与温故实际上是并重的，将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发扬光大，与引入新知一样重要。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点燃“一二八”的战火，商务总厂、著名的东方图书馆都化为一片废墟，那么多珍贵的藏书顷刻变成了灰烬。东北风把纸灰从闸北一直吹到沪西他的家中，张元济不禁泪下。“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这是他万念俱灰时写下的诗句。但他和王云五等人还是很快站了起来。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商务印书馆“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竞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他们要为苦难中的民族争一口气，不想给虎视眈眈的日本人看笑话。果然，不出一年商务就重新恢复了昔日的辉煌。
敌人可以炸毁有形的商务大楼、工厂，却炸不掉数十年来在国人心目中建立起来的无形的商务。然而，那么多珍贵的藏书从此永远消失，每一念及，他就“为之心痛”。东方图书馆的前身是涵芬楼，张元济初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时就开始尽力搜罗国内各家散出的藏书、欧美新书，仅地方志就积累了2600多种、25600多册，还有宋、元、明历代的珍贵善本。20年后，到1924年商务出资10多万，建造了一个新式大厦，将涵芬楼藏书全部移入，改名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服务社会，受到中外学者的称誉。“中原文物凋残甚，欲馈贫粮倍苦辛。愿祝化身千万亿，有书分饷读书人。”这是张元济的心愿。1932年3月5日，他给目录学家、商务编辑姚名达写信，想起以前东方图书馆借书方便，自己不太买书，“而今而后不可得矣，思之又不禁为之泫然。”6月22日，他在给罗家伦的信中说：“商务被毁，固属可惜，最可痛者为东方图书馆……”
自进入商务之后，张元济对官场已了无兴趣。1906年（离戊戌变法8年），清廷下诏为他复职，他于3月18日入京，初在学部，后为外务部储才馆提调，6月14日他就离职南下，前后不足3个月，表面上的原因是他和上司唐绍仪意见不合。1907年9月13日，清廷授他为邮传部左参议，他当即上书坚辞，请求“代奏开缺”。1909年7月31日，清廷批准度支部的奏请，派他和唐文治、张謇为度支部咨议官，他没有赴任。1910年1月28日，清廷命他任币制调查局顾问员，他也未接受。那时，他连许多民间社团的领导人职务也一再辞让。1907年他被选为“全浙教育总会会长”，当即辞了，虽然“浙人浙事于义本不容辞”，但他依然不愿接受。
辛亥革命中，汤寿潜任浙江都督，两次请他担任浙江“赴鄂代表”，他都辞谢了，理由是“欲建新事业，必得新人物”，“代表责任重，”“必从事于军『政府』或向来有功于革命事业者方可胜任。”同年12月8日，因为有人散发传单，指控他受袁世凯指使，运动报馆，造谣说汉阳失守，他在《民立报》刊出《张菊生启事》：“鄙人于丙午复职以后，始终未入官途，何独于危亡颠覆之时转发做官思想？若欲得钱，则取不义之财，孰有如做官之便者。”1919年6月，他连“海盐旅沪同乡会会长”也不接受。1936年8月，他为章太炎写的挽联上联为：“无意求官，问天下英雄能不入彀者有几辈”，这又何尝不是他的自我写照呢。到1953年，他在私人信件中提及自己的从政生涯，说自己“戊戌参与变法，政变后遂遭禁锢。民国后却未入仕。”其中不无自得。
他虽不愿从政，但他对社会的关心从未一日少懈。1903年7月上海租界会审“苏报案”，他前往旁听，章太炎在庭上“侃侃直陈”，他甚感敬佩。1904年，他和张謇、汤寿潜、夏曾佑等连日会议，联名说贴敦请已经是军机大臣的老师瞿鸿禨倡导立宪，派人调查宪法，敦促朝廷年内颁布诏令。后来瞿果然力主派人出洋，促成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19年11月22日瞿在杭州去世后，他曾亲到杭州送葬，第二天巡视商务杭州分馆，当晚回上海。）
他对《新月》杂志一直关心，胡适1929年发表《人权与约法》等文，向国民党当局开火，他写信给胡适，称誉“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并提醒不要打狗反被疯狗咬。他对罗隆基等人的被捕萦怀于心。1932年3月，他得知胡适等人要在北平办《独立评论》，制造言论，以图改革政治，闻之欣然，在写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