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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的成功靠的就是竺可桢坚守的这些信条，同样不能忽略的还有他的身体力行，公私分明的自律，包括一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当年杭州庆春街370号东清巷口有一家“恒昇源”文具纸品店，承印浙大的部分办公用纸，有些文教用品也在那里采办。离浙大只有五、六百米，竺可桢常到那里买笔墨、信笺，有时夫妻同行。时间久了，店里的人都认得他。有一次恰好被老板陈鉴永遇上，老板说：“竺校长，这儿正巧有贵校印好的信笺，您不妨拿去用吧。”他回答：“那是公笺，我写的是私人信件，还是应该自己买。”这是那家纸品店老板的儿子陈鸿仪告诉我的，1939年出生的他忘不了少时熟悉的老浙大：
节假日我也常和小学的同学去那儿玩。校园里面有河有桥，有树有花草，虽没有徐志摩笔下的“康桥”令人神往，但其幽雅、安静，绝对是学子的天堂，也是我们小朋友的乐园。现在回忆起来还很有滋味，怀念不已。遗憾的是人亡物非，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又令人不胜感伤。
一个没有了竺可桢的浙大不再是昔日的浙大，迁出了杭州大学路旧址的浙大也不再是竺可桢熟悉的那个浙大。如今楼堂馆所齐全、硬件设施优良的新校区据说也矗立着竺可桢校长的铜像，大概只是一种点缀和装饰，与竺可桢无关，“求是创新”的新校训与竺可桢确立的“求是”校训内涵也不可同日而语。60年前，竺可桢在风雨仓皇中离开杭州，在某种意义上，即意味着老浙大的终结。虽然，在大学路上，浙大校长简朴的办公室外，历经8年抗战烽火幸存下来的一雌一雄两棵罗汉松，还有一桃一枣一柿一梅，如今早已无处可寻，但可敬、可爱、可亲的“书傻子”校长，永远活在老浙大学生的记忆里。在1942年毕业于浙大物理系的许良英眼中，竺可桢校长虽然个子矮小，演讲时总是要把脚踮起来，不大会说话，常说“这个这个”，而且绍兴方言口音很重，但他的淳朴，不摆架子，平和，随和，都让学生感到亲切，“他绝对不会说假话”，更赢得了学生的信任。
主要参考材料：
1。《竺可桢全集》第1—11卷，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4年到2006年版。
2。『毛』正棠执笔，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著，《竺可桢传》上册，1982年。
3。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电教新闻中心编《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2007年8月，对王来棣先生和许良英先生的采访笔记。
7。2007年10月，陈鸿仪先生给我的电子邮件。
第48章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 （1）（）
我家对面就是“司徒雷登故居”，边上还有一个司徒雷登父母这一辈开始传教的“天水堂”。常有上我家来的朋友，说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知道司徒其名大概都是从『毛』泽东1949年发表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司徒其人其事所知甚少，乃至完全是隔膜的。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他的讲演原文本来有一段是关于司徒的，可惜收入教科书时被删节了，一直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闻一多在“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和“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中间，本来还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比较完整的演讲记录稿发表在1946年8月2日的《民主周刊》第3卷第19期（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当年7月15日闻一多演讲那天，正是司徒雷登受命于危难之时。闻一多说得没错，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本人更是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是中美友好的象征，在20世纪中叶之前，他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在华的外国人，他一生的命运也和中国紧紧连在一起。他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安葬在中国。他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开篇就说：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
1876年6月24日（清光绪二年），司徒雷登生在杭州，就是我居住的这条耶稣弄堂，地处武林门外，父母都是虔诚的牧师，在他出生前的两年定居杭州。那时武林门一带是城市的边缘，不像现在这样繁华，周围就是农村，“处于遭受太平天国严重破坏的中心，是杭州市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几幢传教士的住宅。传教士‘住宅’所在的小巷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耶稣弄’。”周围乡村的美丽景『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水堂”成为他儿时的摇篮，也是他成年后踏上传教生涯的第一站。他在这里前后生活了14年之久。
他父母除了向城市贫苦阶层和乡下的农民传播福音，还热衷于办学，父亲办了一所男子中学，母亲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成为后来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前身之一。司徒雷登和弟弟们一起在“耶稣弄”度过的童年时光，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也抹不去——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
他幼时在培德学校上学，学校里也有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同他们讲中国话并为他们所喜爱的中国小朋友。“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
他小时候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水果，为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尤其让他难忘。当然，新年里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都在他脑海中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他有时候还会跟着父亲到街头或庙会上去传播福音。（现在，弄堂附近的墙上还有一幅彩『色』壁画，少年司徒正在跟杭州的小朋友一起玩耍。）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11岁那年（1887年），他随着休假的父母回到美国。1904年冬天，在神学院毕业之后，28岁的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回到杭州，踏上他儿时熟悉的这块土地。尽管离开杭州18年，他幼年时学到的方言几乎全忘光了，但他还是很快适应、学会了杭州话。他说：“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好像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他开始在杭州附近的许多乡村传教，为贫苦农民的孩子开办免费的圣经学习班，“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我在杭州及其附近度过的那些岁月是极其宝贵的。当时，我除了同家里人以及偶尔同住在城里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有所交往之外，同当地人相处得也十分亲密，讲的、听的全是他们的本地话。”
1906年2月，他唯一的儿子也在杭州出生。
在1908年2月发表的《传教士与中国人民》一文中，他袒『露』自己近三年来在中国传教的感受，在批评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丑恶、不诚实、贪婪和缺乏道德”的弊病后，他也对他们的忍耐力表示赞赏。他认为传教的事业几乎是“创造一个国家”，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他应邀前往金陵神学院任教。
在杭州传教的三年半，他终生难忘，“我在杭州的那些年间所结交的朋友，主要是布道团的雇员，如传道士和教师。他们忠诚可信，办事稳妥，只是有些阿谀奉承的习气，在下属人员中算是比较好的。……我同教会中的这些成员虽然经常友好交往，互谦互让，但意气相投的并不多。我有时还同农民一道用午餐，他们在稻田里或在桑园里干完一上午的活后，饥肠难熬，一餐要吃五大碗米饭，而我只能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有助于我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偶尔还带来明显的好处。”
他永远忘不了清朝官僚的排场，“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有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让他感到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官吏的夫人是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基督徒，她是曾国藩的女儿，后来她在83岁那年造访燕京大学，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