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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要替芙蓉或和她一样的困境中的人辩白，可她们需要吗？她们平凡地勇敢地生活，承担自己的命运，她们不需要我辩解什么。
那么我只能祈祷了，我不祈祷生活公平，我只祈祷被伤害的人坚强！
妇女节那天在网上，芙蓉问我：“你为什么还记得我？我只是你许许多多节目中的一个人。”
我说：“你是我们心里的伤口，你不好，我们就不能愈合。”我们听别人的故事，看别人的故事，读别人的故事难道是为了消费别人的故事？最后我想引用《天涯》杂志2002年5月号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家国历史中沉默的女人》中的一段话：面对他人的苦难时，我们是否只能认知痛楚，而不能经验痛楚？我们怎样才不至于消费他人的痛楚，不至于把他人的痛楚挪用做自己论述的材料———这样做，痛楚脱离痛伤者，痛伤者被取消？我们是否能够沉进他人的痛楚里，让痛楚在我们的身体蔓延，消解掩盖恐惧的控制意欲和习惯，融化逃避在两难中抉择的冷漠犬儒，让痛楚化成一面关照自己的镜子，在沉淀在我们身上的意义及价值的冲溃中、在不能掌握的混沌的流动中，蕴育生的欲望和勇气？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1）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年第1期〕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涂 俏
“二奶”，现代汉语辞典缺席然而近十几年来却耳熟能详的名词，它已像越长越大的毒瘤存在于我们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中。“二奶”让人毫无疑问地联想到男人和女人，金钱与性交易，尤其是容易让人联想到女人的命运。“二奶”们幸福吗？她们为何当“二奶”？她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吗？人们该谴责男人还是谴责女人？对此类丑恶现象，社会该如何疗救？……带着这一串串疑问，女记者出身的本文作者改名埋姓装扮成落魄女人，孤身暗访深圳河畔的“二奶村”，用长达60天的时间揭开了“二奶”们令人心悸的生活内幕和内心真相。
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包二奶”现象日益严重。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始，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二奶”。随着这个“风流军团”的扩大，一些位于罗湖的花园住宅，如怡×花园、庐×花园等楼盘，因“二奶”相对集中而闻名。90年代中叶，随着深圳中心区的西移，福田区成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娇”的首选地。由于福田区渔×村、皇×村、皇×新村、水×村等地邻近货柜车出境的皇岗口岸，便利司机的出入，日渐成为香港货柜车司机包养内地“二奶”的首选居住地。在关外，如布吉、宝安新城，由于房价较低，又无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通行证”，在那些地方，亦有相当的一些“二奶”居住。
当然，“包二奶”现象不单深圳存在，在其他地方如上海、厦门等许多地方也有，只不过随着深圳经济飞速发展，深港两地多元交流的频密，港人在深圳包养“二奶”更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而在香港与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家庭、道德等问题，早已引起广泛关注。1999年下半年，因珠江三角洲“包二奶”之风得不到有效遏制，以维护广大妇女权益为己任的广东省妇联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呼吁制定相关法律，严惩“包二奶”的丑陋现象。
据《亚洲周刊》2000年8月28日《百万“雄”狮陷法律重围》中报道：“中国大陆包养情妇者估计约有百万，当局酝酿修订婚姻法，严惩包二奶行为，对数以万计在中国各地包二奶的港台男人带来强烈冲击，也祸延许多女性……”
进入新世纪，原先有所回避、遮掩的有关“二奶”的话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内媒体，但对于“二奶”的生存状态却普遍语焉不详。事实也许在云遮雾罩的某个角落。当社会对“二奶”有较理智的态度，当媒体对“二奶”有较客观的对待的时候，我一头扎进云雾中，沉进“二奶”村，努力去接近、了解、捕捉、反映“二奶”们的甜酸苦辣。
2001年1月13日，距农历蛇年春节还有10天，我隐姓埋名，离开报社舒适的公寓，搬进深圳河畔的某某村一个狭小的单元房居住。
我之所以选择某某村作为隐形采访的落脚点，是因为村里有我的朋友阿洁。早在1998年10月，我因病住院一个月，和邻床的一位四川妹结成好友。四川妹叫阿洁，嫁了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阿南。阿南足足大阿洁18岁，但两人很相爱，连医院的护工都看得眼热。阿南的工作是在大陆验货、拉货，每晚要忙到12点才回深圳。
阿南不在深圳的夜晚，阿洁就躺在病床上和我聊天。她说她家安在某某村，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因地理之便，这个小渔村成为深圳市区的一部分，迅速致富，村民普遍盖起高达七八层的私房，供外地人租住。村中仅有200多户本地人，竟租住了近千户外来人员。村中的年轻靓女，阿洁说，也就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内地女子，多为港人所包养的“二奶”。阿洁家楼下，有一家云南粥店，粥店的老板娘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每天早晨10时左右，多数“二奶”才刚刚起床，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云集粥店吃早餐，然后便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天，喝完粥后，相约打麻将。在粥店中，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有关“二奶”的各类信息。那时，我就打算到这个村里去住一些日子。阿洁出院，我送她乘电梯到楼下，她请我以后无论如何到她家里去玩，阿南不在的时候，她很孤单无助，希望我就在她家附近租房而居，我答应“以后再说”。
这个“以后”就后到了数年之后的2001年。我化名“阿敏”前去租房，房主一定要验看身份证件，无奈中找了一个相熟的村干部说明来意请求帮忙，并请他保密。我以每月800元的租金住进一套有一厨一卫的公寓“套房”。厨房的防盗网外，两栋私房挤压过来，抬头只见“一线天”。
我将带来的少量行李提进屋内，跑到楼下的杂货店，买了一张席梦思床垫和一个床头柜
，花4元钱买了一把扫帚，将房内打扫干净，扫帚上沾着许多长头发，我好奇地扯出一根，跟我的头发比了比，原住户的头发还长过我，一定是垂在腰际的。苦恼才让女人落秀发，前住户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又为什么人而苦恼呢？
阿婷“老公”比她大20多岁
××村的地理形状极像英文字母中小写的“r”。顺着村口那条“r”字下部的直线往村里走，走到村中惟一的肉菜市场，整个村就仿佛被人掰成了两瓣。左边那一瓣是典型的现代住宅楼，高档、整齐而规范，共有20多栋，外称××花园。右边那一瓣却参差不齐，色泽不一，新旧混杂。这是村民们自盖的私房，少说也有140多栋。由于私房的不停扩建，栋与栋之间已是“亲密无间”，最亲密接触的楼宇之间，相隔不过半米。1月15日上午10时，我穿着低领胸衣，廉价的牛仔衣裤，脚蹬一双棕黄松糕鞋，胸前的手机晃来晃去，在村中开始企街，希望以此招摇来遇见我想认识的那类女子。“企街”15分钟后，我找了一个水泥花坛边坐下，不多久，花丛中闪进一位年轻靓女的脸。眉眼纤细得像港星林忆莲。她穿紧身黑毛衣，外罩一件孕妇裙。看得出，她肚皮那儿已经颇具规模了。
“预产期还有多少天？”我以异常关切的声音询问年轻的妈咪。大凡跟孕妇打交道，谨记要找准她们感兴趣的话题。“下个月20号！”
“你今年多大啦？这么小就生儿育女？”仗着自己是“大姐”，我涎皮赖脸地又问了一句。“23岁。”
“老公大你几岁？”刚一发问，我便后悔，自己像个公安在查户口。
“20多岁！”年轻女子并不在意，甚至还往深里说，看上去是个没心没肺的单纯女子。“我17岁来深圳打工，后来，一位同乡的老公是在那边开货柜车的，她介绍了老公的朋友给我认识，1997年8月1日，我们就结婚了。”“你老公也是货车司机吗？”我问她。“在香港当建筑工人。”
通过闲聊，我知道她叫阿婷。
“你现在是一个人？”在我问过有关阿婷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后，和我并排坐着晒太阳的她，也很关心地问我。
我点头称是，把我被人“抛弃”的故事有鼻子有眼睛地讲述了一番。
“那你手中有没有攒些钱？”她为我着急起来，说：“这个年头，什么都没用，钱是最重要的。”
“你老公一个月给你多少家用？”还是少谈自己为妙，我把话题转到她身上。
“5000块。”阿婷很自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村里包养“二奶”的最高价钱。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
我问她，村中已“嫁”女人每月家用到底有多少？阿婷大概猜想，我这个弃妇搬到这里来，一定是想找一个出价高的男人过日子，所以乐于向我介绍说，从1000元至5000元不等。在村尽头那两栋楼住的都是打工妹型“二奶”，包她们只需花1000元。“1000元能干什么？不过刚够饱肚而已？”我很吃惊。阿婷却觉得很合算：“在工厂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累死累活才不过400元。跟香港人生活，不用干活，又不用操心生计，有什么不好？”
这个上午，因了女人对女人的信任，因了底层女人对“落难者”的怜恤，我不仅认识了一个“二奶”，似乎还得到了她的信任。我在兴奋之中，热情表示她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帮忙，我愿意陪她上医院看看。
“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