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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0,第64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59 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 页。
④ 《艺学说帖》,《左文襄公全集·说帖》。
的海军打下了基础。
第五节用兵陕甘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离开福建,赴陕甘总督任。他的西征部队,一部分是自己带去和调去的楚军、湘军,又在陕甘等地招募了一部分兵勇,总共在4000 人左右。加上原在陕甘和陆续增调的其他清军,共达12 万人左右。左宗棠在西北面临着两支相互联系着的起义军——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他镇压的战略是:“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①这是因为西捻军的战斗力更强,活动范围更广,对清皇朝的威胁也比回民起义军更大。左宗棠的镇压,就是根据这个“先捻后回”的步骤进行的。
同治六年(1867)二月,左宗棠军从汉口出发,分三道入陕。六月,左宗堂到达潼关,正式督办陕西军务。他一面派兵沿渭水扎营,一面兵分两支,渡过渭水,进攻西捻军。但灵活的西捻军转而西进泾阳、咸阳,渡过泾水,集中主力于蒲城一带,有意识地让出泾水西岸地区。左宗棠连忙亲自赶到泾西,策划包围西捻军,企图消灭他们于泾水、洛水之间。不料西捻军突然以马队猛攻渭北地区的清兵,突破包围圈,粉碎了左宗棠的围歼计划。他们进入陕北后,连克安塞、延川等城。与西捻军相呼应的陕西回民军也乘势攻占了重镇绥德,并邀西捻军共同防守此城。由于连失延川、绥德等地,清廷震怒,左宗棠上书请罪。左宗棠不得不承认捻军“飙忽驰骋,避实就虚”,“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行,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旋回折”②。西捻军进驻绥德后,考虑到陕北山地较多,不适宜于马队驰驱,同时又接到东捻军在运河地区失利的告急信,于是在同治六年十一月,利用黄河冰冻已合的机会,一举突破了左宗棠所布置的河防,浩浩荡荡渡过黄河,一直打到保定,使清廷大惊,“切责督兵大臣,自宗棠、鸿章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皆夺职”①。左宗棠闯了这个大祸,“忧愤欲死”,连忙派了刘松山、郭宝昌两军日夜穷追,自己也随后亲自追赶,狼狈不堪。
但是,捻军进行游击战争而不建立作为战略基地的根据地,总是难以持久的。李鸿章、左宗棠都看出了捻军这个弱点,力求改变紧跟追击的笨办法而采用“画河圈地”、逐步缩小包围圈的策略。当西捻军深入京畿后,即遭到清军的重重包围,几经转战,逐渐被清军封锁在冀、鲁边界沿海狭小地区内,终于在同治七年(1868)六月,全军覆没于徒骇河边。
左宗棠在镇压西捻军中立了功,得以第一次“入觐天颜”,受到慈禧太后的“天语褒奖”。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回到西安,集中力量镇压回民起义。这期间,由于西捻军的转移,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声势已开始衰落。陕西的回民起义军被压入甘肃境内,以宁州的董志原为主要据点。甘肃回民起义军,以马化龙为首,表面上接受了宁夏将军穆图善的“安抚”,实际上仍暗中积蓄力量,继续进行斗争。左宗棠首先用“剿抚兼施”的手段镇压了陕西境内各股零星的起义队伍,收降了董福祥部,然后进入甘肃境内。
同治八年(1869)初,左宗棠军攻占了董志原。以此为据点的陕西回民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49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1,第20 页。
① 《谨拟分别剿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5。
起义军被迫向金积堡方向转移。五月,左宗棠到达泾州,部署了三路进军:南路从宝鸡和清水出发,作进攻凉州的准备;中路从泾州出发,进袭平凉和固原;北路从陕西西北出发,进袭定边和花马池,而真正的目标是陕甘回民起义军的中心——以马化龙为首的金积堡。
但左宗棠军对金积堡的进攻,遭到了起义军的坚决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年半之久。期间,左宗棠的爱将刘松山被打死,死亡极为惨重。左宗棠悲叹:“一年之间,连丧大将,人心震骇,谣诼繁兴”,“十余年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②。同时,清廷也一再严诘:金积堡“一隅之地”,“何以日久未见成功,糜饷老师,该大臣难辞其咎”①。左宗棠受到严责,不得不一面哀求清廷“稍宽时日”,一面更加紧了对金积堡的围攻。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金积堡“粮已净尽”,马化龙“自诣军门,哭泣请罪”。接替刘松山的刘锦棠(刘松山之侄),接受了马的投诚,令马化龙招各地回军来金积堡就抚。当目的达到后,即将马化龙及其一家全部诛杀。此后,左宗棠军又镇压、收抚了河州、西宁的回民起义军,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攻占了陕甘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肃州城。
由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获得“全功”,清廷对左宗棠大加褒奖,赏加协办大学士。次年,又晋为东阁大学士。但经他镇压后的西北,却是“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②。这种惨状,固然是历届地方官员和清军共同造成的,但作为灾难制造者之一,左宗棠也是难辞其咎的。
② 《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4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58 页。
第六节收复新疆同治、光绪之际,中国的边疆危机接踵而至。其中尤以新疆的情况最为突出。
同治四年(1865)初,中亚的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与民族败类金相印、思的克相勾结,入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先后侵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城。同治六年(1867),建立了反动政权,阿古柏自称“毕调勒特汗”(意即“幸运之主”)。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进占乌鲁木齐。阿古柏政权不仅残酷地压榨和奴役新疆各族人民,而且勾结英国和俄国,妄图利用他们作靠山,分裂中国领土,成为在英、俄庇护下的一个独立王国。
野心勃勃的俄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与英国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一方面策划侵占伊犁。同治十年(1871),当阿古柏兼并了乌鲁木齐不久,俄国就打着代中国“收复”的幌子,武装占领了伊犁,还扬言要“代收”乌鲁木齐。新疆面临着被外国侵略者瓜分的严重危险,收复失地,捍卫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
当新疆危机日趋严重之时,左宗棠已年逾花甲,打算“乞病还乡”,但是,祖国西北边陲发生的事变,点燃了他心中的爱国之火,他坚定地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③同治十三年(1874),正当新疆的局势危急之时,东南沿海的防务也由于日本侵略台湾而告紧张。受英国影响的李鸿章借全国注视东南之机,提出了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的谬论。说新疆这个贫瘠之区“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他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①。这就意味着,玉门关以外的中国领土都可以拱手送给别人。李鸿章的谬论,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但也有一些“塞防论”者起而反对。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
在争论中,清廷的态度摇摆不定,于是“密询”在西北边防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左宗棠。左宗棠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放弃新疆。他针对清廷的心理状态,高度赞扬了乾隆帝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和坚定态度,指出“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同时,他特别从饷需的角度驳斥了李鸿章的谬论,指出“若此时而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①,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全国安全的高度。左宗棠的结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可偏废。左宗棠的精辟议论,把“海防”、“塞防”之争推向了高潮。从本质上看,这场大辩论是关系到要不要收复新疆,要不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海防并重论”,是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
左宗棠发表意见后,清廷不仅坚定了不放弃新疆的决心,而且也意识到:在全国大吏中,既有力量和信心,又有胆识和魄力,足以担负起这一重大任③ 《回民起义》第3 册,第243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48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 页。
务者,左宗棠一人而已。光绪元年(1875)三月,诏命左宗棠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得到指挥进军的全权,开始了收复新疆的大业。
光绪二年(1876)三月,左宗棠从兰州进驻肃州(酒泉),以此为西征大本营,并督饬刘锦棠率精锐20 余营西进出关。五月,刘部抵达济木萨。此时,连同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陆续出关的金顺、张曜部和整编的新疆原有驻军,全部近100 营,约五六万人。
关于具体的作战部署,左宗棠的方针是:先北路而后南路。首先拿下乌鲁木齐,克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路,然后挥师南下,直捣阿古柏的老巢,收复整个南疆。全部收复新疆的战斗,正是在这一正确部署下一步步进行的。六月,刘锦棠与先期西进的金顺部同时进驻距古牧地(米泉)最近的阜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