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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以“基督教经典”、“基督教文化”涵盖一切“西方经典”和“西方文化”，以“佛教经典”、“佛教文化”涵盖一切“印度经典”和“印度文化”，闻者必笑其无知，然而读经论者公然盗用名学公器来剿灭儒门以外的全部“中华经典”和“中华文化”，却无人笑其无知，更无人洞悉其奸，被误导的人们反而热烈争论起是否应该读经的伪命题来了。在尚未弄清读经论者的真正主张之前，就贸然加入是否应该“读经”的争论，不仅赞成者是在帮助读经论者欺世盗名，甚至反对者也可能在帮助读经论者误人子弟。
奉劝读经论者在欺世惑众之前，先复习“必也正名”的儒门祖训，再重温董仲舒《春秋繁露》之“深察名号”章——至于背诵，我看就不必了。
二、偷梁换柱的儒学伪经
《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共选编了二十部儒书，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十部儒“经”：1。《孝经》；2。《诗经》；3。《书经》；4。《礼记》；5。《易经》；6。《春秋经》；7。《论语》；8。《大学》；9。《中庸》；10。《孟子》。
第二部分是十部儒“纬”：11。《春秋繁露》；12。《中说》；13。《通书》；14。《近思录》；15。《二程遗书》；16。《象山全集》；17。《朱子语要》；18。《朱子全集》；19。《传习录》；20。《阳明全集》。
编者《前言》说：“所谓中华文化经典，是指中国历史上长期公认的体现圣贤义理之学的诸经典，即六经、四书、诸大儒代表作以及具有深远影响的选本。”
这里有不可不辨的偷梁换柱。众所周知，孔子前半生学而优欲仕，在鲁国不得志，于是周游列国到处求仕，最后惶惶如丧家之犬地返回鲁国“整理国故”，不仕而教，编定《诗》、《书》、《易》、《礼》、《乐》、《春秋》六部教材——当时并不叫“经”，后世儒生欲自高门户，才奉为“六经”。此儒门“六经”加上宋儒朱熹选编的儒学“四书”，正好十部，可惜《乐》亡于秦火，因此只有“四书五经”，没有“四书六经”。为了调制“十全大补膏”，编者凑上了这部浅陋至极且为害甚烈的《孝经》。
编者公然以《孝经》顶替亡佚的《乐经》，不加解释地称为“六经”，使不求甚解者误以为这就是孔门“六经”。而且整部《诵本》都按时间顺序排列，惟有这部《孝经》例外，越过“四书五经”，被置于《诵本》最前。这部“持外卡”补入的儒学伪经，甚至享受了唯一全文入选的最高待遇。古代经学家曾长期相信《孝经》为曾参所著，现代学界一般认为并非曾参亲撰，而是曾参学派的作品，成书时间约为汉初。可见即以时间而论，《孝经》也不配列于群“经”之首，而该列于最末。
编者为何一字不肯割舍地把儒学伪经《孝经》置于群“经”之首加以顶礼膜拜？因为这是编者宣扬的御用儒学的真正基石。中华皇权专制固然由秦始皇开启，然而能够创世界纪录地延续两千年之久而不变，皆拜此书之赐。汉承秦制，但为秦始皇开创的皇权专制加上了一个根本性的外包装，就是“以孝治天下”（《孝经·孝治》），所以汉代诸帝除汉高祖刘邦外，庙号中均有一个“孝”字。“汉文帝”、“汉武帝”均为简称，全称是“汉孝文帝”、“汉孝武帝”。《孝经》被汉代帝王列在孔子手定的“五经”和孔门弟子编定的《论语》之后，钦定为儒学第七经——实为儒学“正典”之外的第一伪经。
从此，曾参的“孝”替代孔子的“仁”，成了儒学的第一关键词。由“孝”推演出的“忠”，又替代了孟子由“仁”推演出的“义”。有真价值的先秦“仁义儒学”，就这样堕落为毫无价值的“忠孝儒学”。汉代以后，《孝经》始终被历代帝王视为“皇冠上的宝石”，先后跻身唐代钦定的儒学“九经”和宋代钦定的儒学“十三经”，唐玄宗甚至亲自捉刀为之做注。然而历代大儒深知这部被帝王视若珍宝的儒学伪经毫无价值，因此《孝经》成了“十三经”里注家最少、引用率最低的儒经。国学大师吕思勉仅用“《孝经》一书，无甚精义”八字，就把它打发了。
这部宣扬“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的儒学伪经，其根本要义是：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
这种既无尊严更无个性的谨小慎微的“孝子”，正是孔子痛恨的“乡愿”，孟子怒斥的“德之贼”。《孝经》不仅是不“必读”的儒学伪经，而且是根本不“必读”的中华文化糟粕。
三、糟粕领衔的御用儒学
既然编者所选的十部“儒经”如此鱼目混珠，对儒学糟粕《孝经》珍若拱璧，那么编者所选的十部“儒纬”由儒学糟粕《春秋繁露》领其衔就毫不足怪了。
继曾参学派的《孝经》导致了儒学的乡愿化以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又导致了儒学的巫术化，而其主张“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则导致了儒学的御用化。从曾参到董仲舒，先秦儒学的发展方向被一劳永逸地彻底改变了：打着“孔孟之道”旗号的儒学，已经彻底丧失了“君子儒”的真精神，成了不折不扣的“小人儒”（孔子）。曾参和董仲舒不仅是先秦的“君子儒”劣变为秦以后的“小人儒”的儒门罪人，更是皇权专制在中国延续两千年之久的中华罪人。
当然，历代儒生中始终存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君子儒”，比如宋儒就开出“诚”、“敬”等新的关键词，试图使一再劣变的儒学重新优化，然而在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理论支持下，中华皇权专制愈演愈烈，因此宋儒的卓绝努力和良苦用心终于未能有效扭转儒学乡愿化、巫术化、御用化的堕落趋势，连宋儒的新儒学也被再次御用化，朱熹选编的《四书》成了八股取士的钦定教科书。因此古典中国最终没能走上“巫术时代→宗教时代→哲学时代”的进步之路，而是走上了“哲学时代→宗教时代→巫术时代”的衰退之路。先秦时代与其他优秀民族不相上下、各擅胜场的中华文化，在御用儒学的主宰之下，两千年来日渐蒙昧，日趋衰退。
读经论者爱说儒学属于中华文化之“正统”，更爱说儒学在中华教育史上最为“权威”，然而儒学的“正统”和“权威”地位，并非凭借精深学理、通过百家争鸣才脱颖而出，而是投靠专制皇权、通过压制异端才独霸天下。倘若读经论者稍有儒门祖师所说的“知耻近乎勇”，这种以强权为后盾的“正统”和“权威”怎么还好意思提起？自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进呈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条陈以后，御用儒学确曾独霸中华思想的“正统”“权威”两千年，直到帝制灭亡，然而所有的“君子儒”无不以儒学的御用化为耻，羞言“正统”和“权威”，只有“小人儒”才会对使儒学“阔过”两千年的董仲舒顶礼膜拜，无限怀念那失去的好地狱。
两千年中国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为专制辩护的御用儒学是中华古典文化的糟粕，而《孝经》是儒经中的糟粕，《春秋繁露》是儒纬中的糟粕，因此由这两部糟粕中的糟粕领其衔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根本不值一读，因为它丝毫没有改变董仲舒以后的御用儒学依附于权力的帮忙、帮闲、帮凶性质，更找不到“日日新”的真儒精神，连最低限度的“与时俱进”也没做到。
看到蒋庆先生为《诵本》所做的广告：“不欲读者，也应购来沐浴焚化，权当烧纸烧，必有甚大法力。”我不禁大笑。看来董仲舒的巫术儒学，确实是一种源远流长、法力无边的发愣功。若非董仲舒阴魂附体，实难想像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竟会有人说出如此搞笑的胡话。本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我认为这一发愣名言中，只有“焚化”二字最为可取。
“文化保守”原本无可厚非，每个民族都不可能没有“文化保守主义者”。生于古典中国日渐远去的现代，我也有难以释怀的“文化保守”情结。长期以来，我对鲁迅的主张“不读中国书”颇有腹诽，对胡适的鼓吹“全盘西化”更不赞同。
古典中国博大精深，不朽经典汗牛充栋。文化保守主义者理应保守本国文化之精华，而非保守本国文化之糟粕。倘若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是学识荒陋之辈、不辨香臭之徒，那么“文化保守主义”就会令中华文化蒙羞，甚至会使经历了漫长的文化浩劫后正在日渐康复的当代中国，重新走上衰退的老路。
“堆泥游戏”何时休
？ 王文元
“学术”本来是“学性”与“术性”的总称，合在一起用来表示创新的思想性或创新的旁证价值。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有所不同，本文只论人文学科，不涉及自然学科。
就人文学科而言，自从学问问世以还，逐渐走入两途：一条路径是创造性地做学问，把本没有的思想、观点表达出来或把尚未被人们注意到的客观规律揭示出来，以飨社会——是为“学性”；另一条路径是做学问的“学问”，将已经被创造出来的学问添枝加叶，让宗派之下生出更细微更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