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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请求允许他的儿子从戍地回来照顾他。这个请求被拒绝了。1564年12月，
一个御史上奏说，严世蕃实际上住在江西，并且招募了4000多人。严世蕃和
他的同伙被控谋反，被捕，并被带到北京受审。
对严世蕃的最初的控告书，其中也指控他和几个官员的死有牵连，这几
个官员是按照皇帝的命令被处决的。当有人把控告书的草稿给徐阶看时，徐
把有关谋反罪行的材料之外的一切事情都删去了。皇帝立即批准了判决。他
长期以来就瞧不上严嵩的儿子。1565年4月，严世蕃被处死，他的父亲被贬
为平民，严家的财产被没收。严嵩，一个在朝廷上无人可求的无家可归的人，
死于这一年的晚些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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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晚年
皇帝至少从1560年起就患失眠症（金石药中毒的一种症状）。他常常彻
夜工作，批阅奏疏和案卷。1564年早期，徐阶请求皇帝选拔更多的大学士，
部分地是因为他不能独自处理工作。这时皇帝的情绪还常常容易波动，变得
时而抑郁，时而激怒。随侍他的太监只要可能就尽力顺着他。1564年夏，他
们开始在他睡着时把桃子放进他的床里，过后告诉他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
神仙所赐。他很高兴。
到了1565年，他的脑力无疑减弱了。1566年3月，他告诉徐阶他大病
了14个月。他想回到他的出生地去增强他的生命力。尽管他一再提出此事，
徐阶每次都劝阻他，认为在他当前的健康状况下，他经不起旅途的艰苦。1566
年11月以后没有颁布过手诏。皇帝挨过了两个月，1567年1月23日，他的
健康状况恶化。他从他的西苑宫被移到他在紫禁城里的寝宫，正午前后死在
那里。
18世纪的《明史》的编者们认为嘉靖皇帝是“中材之主”。明代史学家
谈迁（1594—1658年）说，嘉靖皇帝比许多依靠道教的灵丹妙药追求长生的
汉、唐和宋的皇帝多少要好一些，但从整体来看并无区别。他作为君主的主
要缺点是常见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评论适当地总结了这
种缺点：
君王工作的障碍多而且大：但最大的障碍常常是他们自己的意向。因为＇泰西塔斯说＇向对
立的一方行使意志力，Sunt plerumque regum voluntates vehementes，et inter se
contrariae＇君主的愿望多半是强烈而前后矛盾的＇，这在君王们是常见的。因为想左右结局但
①
却不容忍中庸，这是权力的误用。
① 例如，在1533 年9 月13 日宣布的祝贺皇帝长子诞生的大赦中，大礼争论中反对过皇帝的官员们都被特
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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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早期的明帝国
16世纪前半叶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
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它还被认为是一个皇帝的专制
权力增强、帝国的控制能力强大的时期，可是这些看法似乎是矛盾的，因为
如果帝国的控制是牢固的，那末税收，尤其是新开垦土地与商业和手工业生
产的税收，理论上应当提供岁入的新来源。事实上却渐渐不能按一个多世纪
前制定的定额征税了。按照上述标准，控制至少不像它从前那样牢固了。
尽管正德和嘉靖两个皇帝以不同的方式尽力维护他们的君权，像专制君
主那样进行统治，但结果都失败了。每一个都不得不以消极的方式来维护他
的权力。分享特殊利益的官员们能够把皇帝的政策引向他们自己的目的，而
不顾皇帝的愿望。
官员们和这两个皇帝之间的主要对抗涉及君主应起的作用，两个皇帝虽
然方式很不相同，却都使官员们失望。这些对抗所显示的对皇帝职责的想像
是从新儒家的治国之术的学说引导出来的，这是一套在南宋 （1127—1279
年）朝廷形成的思想。这种对皇帝职责的想像推崇像周代的创建者武王 （公
元前1067—公元前1065年在位）那样的古代贤明君主，他们“垂拱而天下
①
治”。理想的皇帝行事要像一个不偏不倚的官僚政治的争论的仲裁者，一个
躬行礼仪的没有七情六欲的人。连在其统治初年要求伸张君主职责的优良传
统的嘉靖皇帝，也觉得这种想像是太压抑人了。不过，这对约束、牵制皇帝
为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作的种种努力是有用的。尽管在这个时期进行了预定
的，而且有时是粗暴的尝试以推行皇帝的意愿，但总的来说，它们证明是无
效的。收回已经落入私人手中的租税收入的尝试一再失败，这是最好不过的
证据。
到了16世纪早期，许多应征税的田地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已经从赋税登
记簿中消失，而许多已开垦的新田地从来没有登记过。刘瑾对原来摊派给军
户及其田地的税收定额恢复管理的努力终成泡影。嘉靖统治初年对地产和荒
地恢复管理的尝试同样终成画饼。官员们分享了这种新的恩赐。官员们免税
的情况在1512、1531和1545年增加了很多。①
海外贸易的禁令从未有效地强制施行，朝廷还是不能从商业税中获得任
何大量的收入。从农业技术和生产进步、从贸易和商业、从手工业品和纺织
品生产得到的利润，落入了别人手中。尽管明帝国的经济繁荣，有些臣民从
中得到了好处，但帝国的国库并未受益。
① 皇帝曾经于1531 年批准停止南京的皇帝献祭，这样就确定了此后大礼只能在北京，在他的监督下进行。
① 参见本书第4 章《永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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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年
二帝及其前辈
在本章研究的时期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明代君主政体的特征已经显著地
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皇帝指挥战役，颁布法令，创设国家机构，管理官吏。
在制度安排已定，行政机构设置齐全以后，皇帝在处理帝国事务中不再起积
极的作用。官员们只希望皇帝成为他们道德和才智的典范，因此，作为人世
间的最高权威，他在争端中的仲裁被视为决定性的和不容置疑的。这种作出
决断的方式很少提供对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但是，由此而得出的解决办
法当受到皇帝绝对权威的支持时，是不可改变的。
皇帝为了保持他的绝对权威，避免使自己卷入提请他注意的问题。他逐
渐变得更加与外界隔绝，他的权力表现出一种消极的特征。他能够容易地解
除任何官员的职务或惩处任何官员，下令免征赋税，给予赦免。但是，他要
主动地提出议案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较早的皇帝不放弃他们的皇权的任何
部分，但是当从皇位掌管国家事务显然不再可行时，朝廷官员们开始把早期
的施政安排恭敬地说成“祖宗之制”，以此暗指破坏现存制度就是不孝。事
实上，他们是借助于口头恭维这些初期制度上的安排，告诫所有的人——即
使是皇帝——不要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
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符合官僚们的期望。在没有作出重大决
定的同时，他使他的朝廷保持了和睦、协调；以传统标准衡量，他的私人生
活也无瑕疵，虽然是枯燥无趣的。相反，他的儿子正德皇帝（1506—1521年
在位）却在各个可能的方面抵制朝政生活的束缚。他亲自掌管军队，随意游
览、视察各地，并让太监和军官们接管应当属于文官的职责。这个享乐的皇
帝对于礼仪活动是完全藐视的。当他被他的官僚们以他不能反对的“纲纪”
逼紧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把自己当作个人而与作为制度的君主政体分开。
嘉靖皇帝（1522—1566年在位）部分地恢复了早期君主政体的格局，但
他迷恋道术，不理国事，引起了官员们的批评。不过，他和外廷的隔绝，他
的亲自行使皇帝的委任权，他对礼仪细节的关注，甚至他给予他的亲信和批
评者的残酷而专横的惩罚，这些和传统的治国之术并不矛盾。
皇帝的绝对权力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它在理论上和特定的个人无关。
皇帝在最高一级以专横的决断解决任何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使一些个人不公
正地受到伤害。但是，他的不公正的行为并非出于本人的恶意。当嘉靖皇帝
和他的首辅的派系发生了亲密的私人关系时，他的与个人无关的统治的能力
削弱了。这一事态不但为无休止的勾结和阴谋开了方便之门，大学士严嵩还
给帝国朝廷投下了恐怖和猜疑的阴影，延续了几十年。这种状况在严嵩死后
并未改善：嘉靖皇帝的后继者们的一些顾问仍旧仿效他的依靠告密，甚至依
靠背信行为的统治方式，尽管程度没有那么严重。
有关隆庆皇帝 （1567—1572年在位）朱载垕的资料是笼统而相互矛盾
的。他不参与朝政，但他对官僚的权力名义上仍然存在。史官们称颂他节俭
和仁厚的记述，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无实际内容；更多的有损于他的性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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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的记载，实际上却可以得到证实。 ①
隆庆皇帝设法回避了争论，因为他从未作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在大
学士高拱的回忆录中，他让读者得到皇帝智力非常有限的印象。他笨口拙舌，
怜惜自己，不能维护自己作为个人的权利，更不用说作为君主的权利了。尽
管高拱著作本身的真实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