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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以前的大多数学者那样），而是为了“亲身视察农民战争的地区，估计
其地势的战略价值，供今后抵抗之用”。①
在所谓历史的辅助科学如金石学或目录学方面，没有出现大的革新，但
②
在明朝后半期，它们受到足够的重视并有进一步的发展。金石学是杨慎涉及
的许多领域之一，他是16世纪初一位杰出的多才多艺而富于创造力的学者。
③
是第一个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的青铜鼓的人。焦竑编著的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明
代作家著作目录 《国史经籍志》（1590年），显示出他广泛的阅读和文献学
④ ⑤
才能，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文献学著作之一。 它后来被黄虞稷 的《千顷堂书
目》（见本章注＇92＇及有关正文）部分地取代，后者包括整个明代直到1644
年。
总的来说，晚明时期的文化繁荣和思想多样化几乎在一切形式的历史著
述中都是明显的。下面各节将详细讨论明代历史编纂的各个方面。
② 吉川幸次郎：《进步的一种形式——关于宋以后中国的进步》，《朝日新闻》，1958 年1 月3 日；收入
《吉川幸次郎全集》＇619＇ （东京，1974 年），13，第605—607 页。又见巴巴拉·克拉夫特的一篇有关的
文章：《关于中国其他文学形式的进展：吉川幸次郎的论文》＇290＇，载《亚洲博物学和民俗学会通信》，
84 （1958 年）；重印，载《吉川幸次郎全集》（东京，1969 年），13，第617—622 页。
① 关于不同的历史著述分类体系，见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61＇ （上海，1930 年）。
① 见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说》＇618＇ （东京，1963 年）。
② 见波得·奥尔布里希：《13 和14 世纪蒙古统治下的中国邮传》＇410＇ （威斯巴登，1954 年），第12—20
页。
③ 各种各样的“大全”后来甚至被戏呼为“大不全”。见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404＇ （东京，1961
年），第340 页。
④ 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第228—229 页，注3。
⑤ 译者按：应为11095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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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馆
从古时起，保存记录或档案就被看成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官方的历
①
史编纂者 （史或史官）就担任这一任务。这种思想体现在某些儒家经典中。
不管这些经典中描述的政府机构实际存在与否，它成了后代的样范，像这样
的段落“（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在中国历史上联系到官
修史书被一再地引证。②
7世纪前半叶，建立了史馆，成为独立的政府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写
①
起居注和编实录，这是以后写前朝国史或正史的依据。这种史馆在以后的时
代继续起作用。
在明朝第一个皇帝的统治下，没有建立独立的史馆机构，而是将它并入
翰林院。早在1367年，即朱元璋正式登基前一年，就任命了修撰、典簿、编
①
修等史官。1381年，史官的人数和品级，确定为修撰3名，从六品，编修4
②
名，正七品，检讨4名，从七品。明代自始自终继续任命这些官员，但人数
③ ④
根据编纂的需要而定。例如，在1529年，编修和检讨定为各6名。但有时
多出许多。任修撰的常为一甲进士，任编修和检讨的常为二甲进士。①
史官收集文献资料和编辑历史档案：
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上所下诏、敕、书、檄，
②
谨籍而记之，以备实录。
按照传统，写详细的起居注，被认为是收集文献资料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朱
③
元璋在当皇帝前四年，即1364年，就设置了起居注给事中。据说像宋濂、
① 书名后括号中的三个数字，即 （2。1。1）或（4。5。7 ）指傅吾康在其《明史资料介绍》＇172＇ （吉隆坡和新加
坡，1968 年）中讨论到的著作的索引号。
② 郑晓：《吾学编》＇65＇ （1567 年），11，第42 叶。关于建文帝的死见本书第4 章。本章引证的著作和与
傅吾康书中条目的对照，《剑桥中国史》这一卷的书目中未列入。更多的书目信息，见傅吾康的《明史资
料介绍》＇172＇。
① 间野潜龙：《祝允明的史学》＇369＇，见《明代文化史研究》（京都，1979 年），第211—241 页；和陈
学霖的祝允明传，见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 （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392—397
页。又见克里斯琴·墨克：《祝允明（1461—1527 年）和苏州的文化义务》＇401＇ （安阿伯，1978 年），第
302—444 页。关于《藏书》＇317＇，见本节下文及后《传记著述》。
① 恒慕义： 《清代名人传略》＇271＇ （华盛顿特区，1943—1944 年），I，第145—146 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07—818 页。
③ 李贽：《藏书》＇317＇ （1599 年；1959 年北京重印），两卷，第7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11
页。下面是论李贽的两本重要新著——让·弗朗索瓦·比耶特：《李贽，被诅咒的哲学家（1527—1602 年）：
对明末中国官场社会学的贡献》＇7＇ （日内瓦和巴黎，1979 年）；陈学霖：《当代中国史评中的李贽》＇22＇
（怀特普林，纽约州，1980 年）。
④ 奥托·弗兰克：《和的本质、相互关系及资料价值》＇168＇，载《普鲁士科学院会
议会刊》＇柏林＇，哲学…历史部，4 （1930 年），第103—144 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11 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1—354 页。
③ 埃蒂恩·巴拉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实际行政》＇5＇ （伦敦，1965 年），第19 页。又见朱莉娅·金：
《《 明儒学案》介绍》＇88＇，《远东》，23，2 （1976 年12 月），第191—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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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观和詹同这样一些杰出人物，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这表明朱元璋当初对
它的重视。①
这个职务的重要性还表现在 1367年给在职者以正五品的相当高的品
②
级。品级与当时的翰林院学士和六部郎中相同。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经过
③
几次变动，在1381年起居注作者的官秩重新定为从七品。若干年后，这个
机构被撤消，这大概是在1393年之前，因为那年出的《诸司职掌》中没有提
到它。
随着一篇由张四维（1526—1585年）起草、张居正（1525—1582年）呈
递的奏议，1575年恢复了起居注的写作。这封奏议还包括关于如何指导史馆
④
工作的详细建议，其中有些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来编入《大明会典》。这篇
文献提供了官修历史是如何进行的宝贵资料，应详细加以讨论。⑤
张居正的奏议，跟大多数这类建议一样，提到古代的左著作郎和右著作
郎。他强调，没有起居注，就得不到关于皇帝言行的可靠资料来编纂实录。
而这就是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实际情况，这两部实录是在张居正指导下编
⑥
纂的。 张居正于是提出八点建议：
1。保存记录的方法。在史官的任务中，最重要的是写起居注。如果没有
可靠的起居注，修史工作势必陷入依靠无法证实的关于皇帝行为的谣传的危
险。担任侍讲的官员是最接近皇帝的人，因此宜指定他们每天轮流担任起居
注的作者。大学士在与皇帝秘密商议后，应立即将必要的情况告诉起居注作
者。他们还应抄下所有的圣谕、诏、旨、策文，等等，以及大学士的题稿。
除此之外，应指定六名有经验和有学问的史官，根据政府各部门的奏议编纂
政纪。每一名官员应负责六部中一部的活动领域。这些官员不应担任其他任
何职务，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旷职。
2。关于随侍皇帝的起居注作者在不同种类的召见中应选取的地方的规
定。起居注作者应始终在靠近皇帝的地方，这样他才能清楚地看见和听到正
在进行的一切。当皇帝与大臣进行秘密商议时，史官也许不宜在场，但在召
见结束后，该大臣应立即将圣谕和上述商议用密封信报告史馆。
3。向史馆转送文献。大学士应命令将保存在内阁的内阁奏议和由“两房”
⑦官员具稿缮写的圣谕、诏书、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