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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大学士主要是在内廷起草制诰；现在这些新翰林学士则能够与皇帝进行
个人接触，决定国家事务，参与制定政策。他们常常和六部主管官员开联席
会议审议国事，但是他们逐渐地左右了外廷的六部，因为他们很容易接近皇
帝。皇帝无论驻跸在什么地方，也都一般地要把大学士召到身边：1402年年
到1409年在南京时是如此，1409年到1417年在南京和北京两地时是如此；
以后定都北京时也是如此。
皇帝甚至在1410、1414、1422、1423和1424年几次讨伐蒙古的战役中
也随身带着几位大学士。在这些情况下，皇帝让太子朱高炽（1378—1425年）
——即后来的洪熙皇帝——先是在南京、后来是在北京留守，看管政府，并
且指派他的秘书班子的成员做太子的顾问。这种安排在他后来的统治年代中
变得司空见惯了，因为皇帝这时经常离开京师，内阁就变成了一种政府的内
阁。这种办法使得太子和大学士更加密切了关系，它在永乐帝死后对稳定政
① 关于茹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6 页。
② 关于盛庸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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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起了作用，因为这些人一如既往地继续为皇帝服务。
皇帝在1402年挑选了那七名翰林学士之后再没有选用新的大学士。除了
胡俨在1404年另就国子监祭酒外，其余的人都任此职许多年，其中有四个人
一直到死。在永乐之治的初年，解缙是这些人中的首席学士；但是他在1411
年被囚禁，并在四年之后死于狱中，因为他得罪了想取代朱高炽为太子的皇
帝的次子朱高煦。解缙曾经竭力支持朱高炽为太子，而强烈反对另换朱高煦。
①
皇子争嫡的斗争的卷入也使得黄淮和杨士奇失宠并于1414年被拘禁，因
为他们也捍卫太子朱高炽，反对朱高煦的指责，即所谓朱高炽在皇帝离京远
征蒙古时在南京处理国事中未能恪尽职守。杨士奇马上被释放，但是黄淮一
①
直被囚禁到1424年，在永乐帝去世后立即官复原职。在解缙于1411年倒台
以后，胡广变成了首辅；胡广在1418年死后，杨荣接了他的位置。胡广和杨
荣——同金幼孜一起——有一两次跟随皇帝讨伐过蒙古部族。杨士奇一直跟
随太子，终于在1424年上升为首辅，迄1444年他去世时都未离开过这个职
①
位。 这个大学士集团终永乐之世一直在职，并一直献身于皇帝的各项政策；
他们是永乐帝重建文官政府中的柱石。
皇帝用专门知识的标准仔细地挑选六部首脑；和大学士的情况一样，他
也让他们长期任职，让行政官员酌情处理行政细节，比明太祖放手得多。这
种办法保证了文官政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些长期任职的尚书包括吏部尚
书蹇义（1363—1435年），在1402至1421年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1366—
1430年），从1409年到1424年任礼部尚书的吕珍（1365—1426年），分别
在1404至1415年和1409至1421年任兵部尚书的金忠（1335—1415年）和
方宾（1421年死）；分别在1405至1422年和1407至1416年任工部尚书的
宋礼 （1422年死）和吴中 （1372—1422年）。②
和新任命的大学士一样，这些关键性的尚书都是少壮派，四十来岁。事
实证明，他们全都是很优秀的尚书：在永乐帝整个统治时期任吏部尚书的蹇
义是文官制度的设计师；一直到1421年被拘囚时为止同样地担任户部尚书的
夏元吉是一位理财能手；1422年去世之前一直任工部尚书的宋礼负责监督迁
都至北京的工作。政治的连续性只有一次严重地中断过，那是1421年当夏元
吉、吴中和方宾因反对第三次征讨蒙古之议而使他们的宦途经受危险，因为
他们主张减轻人民的财政负担比出兵更重要，这便激怒了皇帝。方宾自杀了；
夏元吉和吴中被囚禁，直到皇帝驾崩以后才官复原职。
不幸的任命只发生在刑部和都察院。原任刑部尚书（1405—1408年）的
吕珍在1409年改任礼部尚书，后又被刘观 （1385年进士）接替，刘观一直
干到1415年。1403年被任命为都御史的陈瑛在1411年因滥用权力被处死。
刘观在1415年接手做左都御史，直至永乐帝宾天之时；他最后也被指责有贪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 （北京，1980 年），第161—169 页。又见王崇武：《读明
史朝鲜传》＇545＇，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 （1947 年），第6—10 页；王崇武：《明靖
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30—132 页。
① 关于陈瑄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 页。
① 关于朱文圭的命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03 页。
② 关于废除建文帝年号的问题，见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579＇和 《明代纪年问题》
＇577＇，均载他的《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分别见第350—355 页和366—3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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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行为，可是他直到1428年才垮台。刘观的刑部尚书的后任是吴中，他被认
为是一个好尚书，但也在1421年因抗议皇帝第三次出兵讨伐蒙古而被下狱；
①
自此以后，刑部尚书一职一直虚悬以迄永乐帝之死。由此看来，六个部中有
四个部（吏、户、礼、工部）在整个永乐帝时期或其大部分时期是只有一个
尚书主持部务，其中某些尚书继续在后来的君主下面任同样的职务。整个15
世纪中在主要尚书之中存在这样异常稳定的情况，这与洪武时期权力被肢解
和任期短暂的特点相比是刚好相反的。它保证了永乐帝时期和永乐帝以后的
时期文官政府中行政上的连续性。
下级文官行政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通过科举考试贮积知识分子
人才，并选拔他们充任各级政府的官吏。全帝国的考试在1404年和1406年
已经恢复，但是，廷试由于皇帝出征蒙古而长期在外，因而拖了五年，直到
1411年才恢复。1412年以后科举均按期举行，永乐朝共有1833人进士及第；
比之从前时代，有更多的进士立即实授了官职。到了1424年，已经有足够的
进士去担任直至县一级的大部分负责的文官。在这些年中科举几乎变成了获
取高官的唯一途径，而关于任命、升迁、贬黜和考绩的规定逐渐严格起来。
许多进士变成了能干的行政官员，而且他们在永乐朝和以后朝代中在保持文
官政府总的品质和稳定性上起着主要作用。②
宦官与锦衣卫
皇帝在揭示了变节行为如何能够颠覆皇上之后，便重新组织了他的监视
网，以确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同时用它来监察弊政。为了获取情报，他不仅
依靠文官政制中的监察和司法官员，他也依赖自己的宦官和锦衣卫。
宦官们作为皇帝的私人仆役又直接听命于皇帝，对皇帝公开表示绝对的
忠诚，并且准备随时执行交给他们的任何任务。皇帝给宦官们的信任大于对
其他人的信任，因此让他们广泛地从事监视工作，这是不足为奇的。宦官们
由于在建文朝时已经忠实地履行各种不同的特殊使命而显示了他们的价值，
而且正是在南京的宦官们泄漏机密，才使得建文朝廷打了败仗。其结果是皇
帝把曾为建文帝服役的许多宦官倚为心腹（其中有几个人还是蒙古、中亚、
女真或朝鲜人），并且经常使用他们。最著名的宦官有率领船队远航东南亚
和印度洋的郑和（1371—1433年？），还有李达、侯显（活跃在1403—1427
年）和亦失哈 （1409—1451年），这三个人都曾奉旨出使到某些外国去。
①
另外还有许多不这么知名的宦官也给皇帝执行了不同寻常的任务。这些
宦官被派去刺探各种不同人物的情报，其中包括官员、皇族宗室成员以至平
民百姓；作为给紫禁城内庞大的皇室负责采办的官员，他们被任命为特派员，
为皇宫的建筑工程去获取稀世珍宝和稀有材料；另外，他们也被派去进行征
战或执行外交使命。可是，他们因职在刺探文武官员的言行而臭名昭著，不
得人心。宦官们在搞调查和执行判决时拥有绝对的权力；另外，虽然他们确
① 见上面注＇35＇所引吴缉华的著作。
② 关于此事的历史编纂学问题，见李晋华：《明史纂修考》＇319＇ （北京，1933 年），第68、95、101 页。
又见卡恩：《皇帝眼中的君主制：乾隆时期的幻象和现实》＇280＇ （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1 年），第44—46
页。
① 关于对建文皇帝的评价，见孟森：《明代史》＇375＇，第83—88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98—401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0—172 页；毛佩琦：《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373＇，第4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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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揭露了某些贪污和背叛分子，又往往伪造罪名，而且侵权妄为，从而常常
造成悲剧性后果。1420年，在北京设了特殊的调查机构——东厂；这个机构
交给宦官掌管，从来不受正规司法当局的辖制。它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治安保
卫机关的牢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