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叵叩幕埃骸拔俗既肺尬螅胁街瓒加写耸岛驮俸耸怠！币坏�10点，我们就带着纲要图走进泰特的办公室。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太理解，因为他从未掌握这个项目的诀窍。但是我们把每个操作步骤安排得干净利落，合情合理，特别是关于核实和再次核实的话，给他的印象很深。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很可能他自己的工作正成败未定）。他重复了一遍昨晚提过的问题，我们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问我：“主管这项工作你要多少工资？”我坚定地看着他的目光说：“你得加我一倍工资，先生。”他马上回答：“行！”我意识到要求每月支付100美元工资太客气了——可是现在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伯恩斯坦的工资每月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或七十五。但是他不必像我那样要向学校请假。
当这些安排作出之后，泰特似乎更加如释重负了。事实上，他的心里对我们充满着脆弱的感激之情。他拥抱着我说：“本，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用担忧。我可担保，当你回到大学去时，一定会通过考试的。”在我们转身离开时，他又问：“本，告诉我，你多大了？”我还不能对他老实说，我刚过18岁，所以扯了一个谎——那时候和以前我都是很少说谎的——我已19岁，快到20岁了。他摇摇头，喃喃自语道，那么年轻就可拿到一份丰厚的工资了。他对我们的感激之情只有五分钟热度，现在已经减退了。
在我们最后正式接受这项工作之前，是否与费希尔先生谈过话？我记不得了，但是我们后来在某个日子确实为了一件他遗留下来的事同他见过面，他对我们非常友好。然而他心里究竟怎么想就不清楚了。
我担任了四个半月的重要职务。虽然我和伯恩斯坦对技术问题了如指掌，应付裕如，可是我仍怀疑自己的工作是否很有效。我把原来纸卡设计中未涉及的某些运输业务数据进行分类制表，由于作出这种新的安排，我受到了表扬。但是作为一大批雇员的经理，我们无疑不够成熟，缺乏圆滑的处世手腕。我们接受工作后的次日来了两个新雇员。他们分别名叫格雷纳和里安，原是会计部人员，都很聪明能干。他们奉命调来彻底学习这个项目，准备以后接管。虽然我和伯恩斯坦对此很生气，可是不能不说这是泰特十分明智的一着棋。
接着发生了一件疯狂的事。为了消除副总经理普拉特对我们的工作进度的不满，泰特决定我们必须管理三班，而我得管其中的两班——不仅管8时到4时这一班，还要管从半夜零时到8时的深夜班。这样一天只留给我8小时用于吃饭、睡觉和娱乐。不管怎样，毕竟我年轻，能够承受这副重担。对我来说，每天要回到布朗克斯去睡觉显然是办不到了，所以我就在科特兰街人称“史密斯——麦克纳尔”的一家历史悠久、远近闻名的招待所过夜。
在下午4时做完日班后，我凑合着吃点食物，大约5时爬到床上睡觉，叫别人到11时半把我喊醒。接着在夜深时又开始我的工作，连续做16个小时，当中有两次40分钟的休息时间。公司章程规定，如果加班，工资增加一倍半，即每月拿250美元。每半个月公司开一张支票给我，我第一次拿到的工资支票对1914年前的人们来说犹如王公贵族拿到的薪俸。这一点使泰特大伤脑筋。他说这会引起挣钱比我少的一些重要雇员的不满，他要我接受按正常标准支付第二个夜班的工资。我同意了。但是整个安排只又持续了两个星期。深夜班工人的效率十分低下，也许我的督导很不完善，以致大部分劳动都因错误而白费了。所以这项试验不久便取消了。我恢复了每月100美元的工资和正常的生活方式。母亲感到很高兴。
随着工作的进展，格雷纳和里安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职责。到头来他们实际上接管了任务的指挥权，我和伯恩斯坦只能跟踪观察一些操作过程，并对不断出现的技术问题进行咨询。到1月底，核对工作结束，只剩下最后编制数据和得出结论了。我准时收到最后一张工资支票，连同一封语气十分冷淡的告别信。关于我和美国捷运公司的关系以后我还要再说。
在我工作的最后一个月，我有充足的时间为重返大学作准备。想起凯佩尔校长的建议，我决定参加本学期英语、法语、德语和数学等几门考试。在离开大学前我已开始学习经济学基础知识，但是几个星期对这门“乏味的科学”的涉猎，一点也没有激发起我的兴趣。所以我决定返校后不再攻读它。后来的结果是，我终生都将在称之为“金融”的经济学分支工作，并且在我国最大的两座大学当上金融学教授。
又一场财政灾难突然向我家袭来。利昂早就渴望在沃纳梅克公司（Wanamaker）从瓷器推销员的职位上得到提升，迅速发展中的电影业的多种机会打动了他的心。他想用1500美元买下长岛杰梅卡的一座小剧院。当时杰梅卡只有一个村庄的规模。母亲向住在华沙的富裕的姐姐借了1000美元，我拿出为美国捷运公司工作而积下的全部储蓄支付剩下的差额。利昂年轻，毫无经验，也许我们早该预料到他的企业最终会一败涂地。果然，两个月里他把资金都蚀掉了。
现在我没有一点钱，也没有工作。我立即写信给泰特先生，把我的困境告诉他，重新提及他将帮助我从大学毕业的许诺，请他给我安排一个兼职工作。他的秘书答复说，泰特先生向你表示歉意，因为雇佣兼职员工是违背公司政策的，他无法帮我忙。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再也不指望别人帮助我的随便许诺。我到处寻找工作，但都找不到。最后，绝望之中我接受了一份上门推销削价照片的赠券的工作。没有一项工作比这更令人羞惭和伤心的了。按响门铃，迎来一个头发蓬乱，表情难看不堪的妇女，我努力向她作出动听的宣传（通常是徒劳的），无数次未等你把话说完，她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漫长的一个下午的推销，通常以一无所获地回到家里告终——这一切都需要你具备一个坚持不懈的旅行推销员的勇气，可是我与此相差十万八千里。
记得有一天，我毫无成果地回到家里，扑到床上，突然哭了起来——从不泪珠轻弹的人这么一哭心里舒畅多了。母亲悄悄地走进来，抱住我说，情况肯定很快会好转的。她的支持使我振作起来。我想到泰特拒不履行诺言，于是直接写信给美国捷运公司代总经理塞里诺·普拉特先生，尽管非常为难，但我索兴干脆地把真情实况告诉他。这一招果真奏效。普拉特先生写回信给我说，由于情况特殊，他同意不照公司章程，作出例外处理。这样我就能担任兼职的提单核查员，每月挣25美元，在暑假期间则可改为整天上班。我感到自己好像重新获得了生命。
这份工作非常单调乏味，但不久我找到了一种消除枯燥呆板的办法。那就是创作十四行诗。我尽量每天创作一首，早上写出初稿，整个下午慢慢地加以润色修改。大多数爱情诗都是对当时我的红颜知己——她的名字叫阿尔达——有感而发的。那些诗稿几乎全都散失了，只有一句仍然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创作出这句诗的那一天我感到特别的自豪，这句诗是：“希望是失望的墓志铭。”
一天，当我忙于处理货运提单和构思诗歌时，在我工作的大房间里发生了一阵骚动，一群公司官员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身材矮小、神情严肃的人我们不认识。不久消息就传开了：此公名叫罗伯茨，是新当选的公司总经理。董事会已决定对企业进行清理，他是为此而来的。我见他看着一长排痰盂，长期来这些都是企业必不可少的东西。事实上，所有职员都嚼烟草。我听到他说“真讨厌”。第二天他下了命令：不准再嚼烟草，不准再放痰盂。罗伯茨对人员的管理确实严厉。
在罗伯茨当选为总经理后的三年里，该公司进行了积极的清理。我离开了大学，正在设法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的一名雇员。我的老板对我说：“本，据我所知，美国捷运公司仍旧拥有利哈伊流域铁路公司10万美元永久债券。快去见总经理，问他将采取什么行动。”与罗伯茨的这种新关系打动了我的虚荣心。我轻轻拍拍我的帽子，不久就出现在罗伯茨的办公室里，并且很高兴他把我当成华尔街经纪业派来的使者。当我向他提起利哈伊流域铁路公司（Lehigh Valley Railroad）的永久债券时，他说他愿卖掉它们，并想知道报价。这下可羞死我了！由于匆匆忙忙地要去见总经理，我忽视了采取基本的预防措施，即动身前查看一下证券市场上的债券行情。我支支吾吾，说什么需要我们费城的办事处对市场进行专门调查，以此笨拙地进行搪塞，然后慌慌张张地告退出门。我不记得我们是否从罗伯茨那里买过债券，但我记得从那天起，不作好充分准备，我决不再去进行商务面谈。
大约七年后我与罗伯茨先生重逢。那时候，我已在市值低估的证券领域开拓发展自己的业务，特别是正在清算的公司证券，他们的股票很可能支付比市场价格高得多的红利。美国捷运公司的股票正是提供这种机会的品种，该公司的最终解散拖延了很长时间，但看起来它肯定能提供利润。因此我成了该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这与1913年我担任地位低下的提单核对员时的身份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到总经理那里询问下一次现金发放的日期和金额，因为我认为快到发放的日子了。罗伯茨先生的变化很大，现在他已是一个干枯的老人，常常缅怀往事。他坚持要详细地告诉我，数年前他如何卖掉莱克特街2号的美国捷运大厦，取得了50万美元现金。他还详细地叙述了当支票从一个人手里递到另一个人手里时，谁坐在这把椅子上，谁坐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