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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结构达成一致意见。那时我们认为这些讨好的话并无实际意义。然而，几个星期后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讨论此事。这个老伪君子用悦耳的语调说道：“你知道，格雷厄姆先生，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反对你向股东返还现金的主意；我们只是感到那时不合适。如今，我们已准备提出计划，我们想它将会完全得到你的同意。”
该计划把每股票面价值从100降到10元，返还50元现金，每只老股票换3只新股票，每只老股票还有20元的现金余额。布什内尔补充说，日后还可能从现金余额中再次分配。但是首先要为那些忠诚的雇员准备适当的养老金。实际上，每一股最终分发了70元。北方输油管公司新股票的总价值加上返还的现金，最终合计比老股票每股110元还多。
我们弄不懂是什么促使原先顽固的对手突然改变主意的。阿尔弗雷德·库克后来得知，洛氏基金会通过它们的代理权向管理层表明，他们赞成尽可能多地分配公司闲余资本。这个说法很可能是真的，因为最终其他所有的输油管公司都效法北方公司，对其股东作出相应的分配。
我第三次遇到洛克菲勒是在多年以后，是我独立主张采取的行动，至今我还为此而自豪。那是1945年，我已成为趾高气扬的纽约州商会（New York State Chamber Of merce）的成员——部分是要为市民服务，但主要原因我想是为了利用他们午餐俱乐部的设施。国会里的民主党人当时支持相当革命的提案，即后来众所周知的“1946年充分就业法案”，该法案要求政府保证采取各种适当措施保持高水平的就业。企业界人士一般不信任也不喜欢民主党人，保守的天性使他们厌恶这项提案。纽约州商会下的一个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直言不讳地谴责这项议案，这份报告获得全体与会人员一致通过（我那天不在那儿）。但是1945年秋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这项议案。看到这些，我们商会里善良的成员非常沮丧，以致委员会认为提交第二份报告再次谴责即将成为法律的议案是合适的，这样可向公众表明商界领导人与这些别出心裁的新主意无关。
当我在一份月刊上读到上述第二份报告时，我感到纽约州商会应该有个成员站出来对同事说：政治与经济气候自1929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给秘书长写了一封信，要求获准在下次会议上发言——那第二份报告将在这次会上采纳——时间不超过3分钟。当然我的要求被接受了。
按会议安排，大通银行（Chase Bank）的行长、洛克菲勒的女婿温特若波·奥德里奇将作主要发言。在这个场合，洛克菲勒先生也参加了会议，我发现自己就坐在他旁边。当讨论就业法案的决议时，主席唤了我的名字，我是唯一的一名希望就这份报告发言的人。带着可以理解的紧张心情，我用3分钟时间作了措词严厉的发言，并以一个很不恰当的劝告结束。我劝告我的同事不要使自己“像波旁家族一样听不进，改不了”。全体与会者鸦雀无声地听我讲话，连洛克菲勒先生也静静地在听，当我返回座位时，与他擦身而过。投票开始后，支持委员会谴责报告的“赞同”声占绝对优势，我只听到旁边有个人跟在我后面说“不同意”。
我与洛克菲勒家族的另一次交锋不是代理权的较量，而是与全国运输公司（National Transit pany）有关的法律上的较量。全国运输公司是标准输油管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在经营输油管的同时还经营它自己的一个生产抽水泵的子公司。公司管理层向州权威机构申请采取被我们代表股东利益而拒绝的行动。他们想把我们大量现金资产的大部分投放于毫无吸引力的用途上。不管怎样，他们撤回了申请，后来——很可能是在洛氏基金会的推动下——把大量的现金分给了股东。我们那时已成为它的最大股东之一。
我提及全国运输公司一事有两个原因。许多年以后，我们与沃特海姆公司（Wertheim ＆ pany），一家重要的纽约证券交易公司——合伙取得了对这家相当重要的企业的控制。这笔交易中一些有趣的细节我将留待以后叙述。另一个原因与我早期一系列的投资成功有关，还涉及到传奇般的名字：巴鲁克。随着业务的扩展，我们放弃了在NH＆L公司的小办公室，在比佛大街60号棉花交易大楼设立了总部。H·亨茨公司（H．Hentz ＆ Co．）的纽约证券交易事务所的旧总部曾设在这儿。该事务所的两个合伙人是杰罗姆·卢因和赫尔曼·巴鲁克博士。我逐渐与这两位搞得很熟。还有一个年轻合伙人是阿瑟·纽马克，他的家庭和我们早期在英国时是朋友。（当我经济十分拮据时，为阿瑟辅导过几何学，数年后我帮助他闯进华尔街，在《华尔街杂志》研究部工作，此后他跳槽到亨茨公司当统计员，由于开拓业务有方，又升为合伙人。）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想拓宽介入与我们套利保值经营相关的股票的方式——我们发现除了设在NH＆L的帐户以外，再开立两个经纪帐户是可取的。纽马克劝说我们成为亨茨的客户；通过其他方式我们把古德博迪公司（Goodbody ＆ pany）列入自己的名单。
赫尔曼·巴鲁克是伯尼·巴鲁克3个哥哥中的一个，兄弟4人都超过6英尺高。他曾追随父亲的光辉事业，在朗·布兰奇地区有一段短暂的行医经历。然后他作出了不同寻常的改变，到华尔街从事证券经纪业。（实际上巴鲁克3兄弟都当了经纪人，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我第一次遇见赫尔曼时，他刚刚50出头。他那高大的身躯、彬彬有礼的举止、浓密的白发、飘逸的白须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已经在长岛很偏僻的地方有了一处名叫巴加特尔的房地产。在那里他开始种植圣诞树，起初作为一项业余爱好，最后发展成为一项庞大的有利可图的事业，享有很多的税收优惠。他还拥有一艘豪华的大型游艇，名叫“里波索”，游艇长93英尺，一半像快艇，一半像家庭式划船。
1929年春天，他告诉我说他已跟着我买进了一大笔全国运输公司的股票，使他获得了相当满意的利润。他感到应该给我一些报酬，因为我为所有股东努力工作，却没有收取分文。因此他表示让我使用一星期的“里波索”。除了给船长和船员适当的小费外，我不需花费什么。游艇可供6个人休息，邀请谁由我作主。
因此我在全国运输公司一事上的工作和成功，使我作为赫尔曼博士豪华的“里波索”的名誉船长，在船上度过了美好的8天。
另一项一举成功的行动注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很少利润以及一些独特的经验。这段插曲的主要受益人是我的孩子，因为，使每个人都很吃惊的是，我成为全国最大的烟花爆竹制造厂的副总经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在价值低估的证券上取得的成功，使我们在广大的场外交易，即那些并不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交易中声名大振。其中最主要的也许是J·K·赖斯公司（J．K．Rice ＆ pany），其主要的交易员和推销员是一个叫比尔·柯里的人。1928年末的一天，他来到我们办公室，带来了一个精心策划的、与烟花制造商平凡制造公司有关的建议。这家公司现金充足，生意做得很红火。它有一大笔股票待售，每股仅卖9美元，这比它每股的营运资本还少，仅是它最近每股1．50美元收益的6倍。最重要的是购买这笔股票可确保公司的控制权从老总经理B·V·宾戈——人称大酒鬼——手中转到以稳健、能干的副总经理汤姆·贾丁为核心的新集团手里。柯里已向这个集团建议，我将成为新班子里出色的财务顾问；如果我买了这笔股票，他们准备让我当副总经理，付给我适当的兼职薪水，负责公司的有关财务。
整个情况使我极感兴趣，至少在这样一个相当规模的公司里被选为官员是很吸引人的。杰里和我决定为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购买1万股股票，并控制好剩余部分的股票。剩余部分的股票不属于别人，而恰恰属于伯纳德·巴鲁克，他听说过我，对我经营的业务也日益感兴趣。
平凡公司的股东年会在1929年1月举行。这是我第一次瞧见B·V·宾戈：他是一个矮胖的老头，从外表上看很乐观。一件怪事发生了。到了宣读年报的时候——不是先前印好的，而是在总经理的手里——他看见我坐在前面的椅子上，就说：“你看上去像一个潇洒的年轻人，请你来向大会宣读这份报告吧。”我照办了，甚至在我开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自己在结束一个从未伤害过我的人的职业生涯的阴谋中，充当了前锋。我有过将为这一行动感到遗憾的预感吗？如果没有，我应该遗憾。
会议按计划结束了。投票中我们以微弱多数获胜。宾戈既惊讶又难堪。宾戈愤怒地说他培养了汤姆·贾丁，现在他的手下却背叛了他。他还说，无论如何，贾丁没有一点能力经营他花了25年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大公司，没有他宾戈，将会遭到彻底失败。说完这些，他大踏步离开会场。我获悉，后来他又返回他将要放弃的办公室，喝得醉醺醺的，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完了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贾丁当总经理，格雷厄姆为副总经理——年薪6000美元。
第十二章 家庭和其他事情
1918年5月，我钟爱的儿子艾萨克·牛顿出生了。两年后，我们的第一个女儿也来到了人间，我们给她取名玛乔里·伊夫琳，通常这是经过家里人长时间讨论后决定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凑巧，1920年也是《马吉》这首歌非常流行的一年，虽然歌曲非常普通，但不知为何流行了很多年，于是对我们来说，玛乔里就立即变成了“马吉”（后来叫“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