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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1878…1968）：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屠场》、《世界的终点》。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他以“结束加利相尼亚的贫困”为口号，组织了一场社会主义改革运动。译者
在纽约市南部的新社会研究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成立了一个经济学团体，它在该院杰出的院长阿尔文·约翰逊博士主持下定期举行会议。我立即加入了这个自称为“经济论坛”（Economic Forum）的团体。我们的目的是相互切磋如何改进“事情的可悲状态”——这是从《鲁拜集》里摘录下来的一句短语，我们用它来指代当时混乱的经济现状。在193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以油印本的方式提出了我的计划。事实上我提出了设想的4种不同计划。其中之一便是商品本位货币计划；我那时提出的原形与它最终的形式已相差无几，只是后来又加上了大量的统计资料与计算公式。第二个是关于大规模地清除贫民窟，代之以低廉的住房，对以前贫民窟的住户提供支付新租金所必要的津贴。第三个计划是失业者有权获得以他们的技能和经验为依据的个人信用，即联邦政府给予他们一笔不抵押贷款，不收利息或只收少量利息，让他们在找到工作后适当期限内归还。虽然对于罗斯福当政以前信奉自由放任哲学的人来说，这两个建议似乎是极其激进的，但与以后年代里实际实施的计划相比实在没有很大的不同。
为了不使我的备忘录沉闷乏味，我还加上轻松愉快的一条作为我的第四个建议：法国可以用怎样的方式偿还对我们战争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我建议他们每年运来4000万瓶葡萄酒（包括香槟酒），每个达到选举年龄的美国公民都可得到一瓶作为圣诞节的免费礼物。酒的分配可用抽签、年龄大小或其他公平的方法进行。这个主意其实一点也不坏，它给本来极其抽象的两国金融关系带来了活生生的愉悦，同时又以务实而愉快的方式解决战争借款问题。
我们这个团体的两位成员大胆地决定出版一本刊物，刊名就采用我们团体的漂亮名字——《经济论坛》，它将尽可能多地发表编辑认为值得注意的新建议。刊物的高级编辑是位名叫约瑟夫·米德的年轻人，关于他后来的生涯我一无所知。另一位编辑兼出版者是更年轻的小伙子，虽然那时他已是保守主义大本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名成员，但对经济学的新观点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勇于接受新思想。他的名字叫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
我们几乎一点没有料到比尔·马丁①会在几年之后当选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后来又成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U．S．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主席，因而变成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人物之一。我刚刚在1965年7月2日的《时代》（Time）杂志中读到比尔·马丁在上个月发表的一篇演讲，其中简短地谈到1965年股市与1927年股市的某些相似之处使得纽约交易所股票交易减少340亿美元。
编辑米德与马丁要求我们的论坛向他们的杂志投稿。我写了篇题为《稳定的通货恢复》的文章，阐述了我的商品本位货币计划。（当时“通货恢复”成了个时髦词，它指的是从通货紧缩回复到正常状态，而没有走向其反面，再引起通货膨胀。）这篇文章于1933年在《经济论坛》第二期上发表。这是我的商品本位货币制第一次正式向公众亮相。
③汤森（Townsend，1867…1960）：美国医师，倡议建立老年养老金制度，促成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1935）。译者
①比尔·马丁是威廉·马丁的昵称。
在我想出这一计划后的30年里，我出的点子既使我高兴也使我失望。刚开始时，我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极度兴奋的时期。在1933年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当我得知我的朋友大卫·波德尔律师已使他的同学、当选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我的想法产生了兴趣，并作为反危机计划的一部分在华盛顿得以认真研究的时候，我的心情一度非常激动。新总统就职演说里的某些东西使我觉得他赞成商品本位这个想法。很自然，我未免洋洋自得，有些飘飘然。我把自己看成美国经济也许甚至是世界经济德高望重的救星。但是什么也没发生。然而大约两年后，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一位名叫路易斯·比恩的重要官员前来拜访我，他是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麾下著名的统计学家和政策顾问。罗斯福建立了一个商品信贷公司（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支持农产品的价格，该公司已经买进了数额巨大的各种农产品。比恩在我的计划中看到这样一个方法：直接以农产品为后盾发行货币从而为农产品融通资金，而增加流通中的货币又会刺激总体价格水平。他给了我不少鼓励，并提供了一些关于价格的有用资料，这些资料在我最后就这一问题写成专著时派上了用场。但是农业部并未对我的计划采取任何官方行动。
很明显，华盛顿认为我的商品本位制是一个过于激进的创新。当然它遭到了比恩的同事兼对手莫迪凯·伊齐基尔的反对，因为他另有得意的经济方案要兜售。所以这一次又是毫无结果——在以后的岁月中这成了一种惯例。据我所知，比恩从未公开赞同过商品本位计划：或许因为这样做对他来说不适宜。但他时时给我精神上的鼓励，甚至还寄给我一些历史资料，让我在著作中引用它们。
有一次，比恩带我到华盛顿与亨利·华莱士部长会晤。滑稽的是过了这么多年，一些很小的细节还历历在目。当我走上富丽堂皇的农业部大厦主楼梯时，看到一幅描绘各种各样田园活动及欢乐场面的壁画。在它下面刻有一句以“Felixsi”开头的拉丁文：“噢，欢乐的农夫啊，你只知道享受你的好运。”在右下角印刻者写了这句散文诗的出处：Virgile，Géorgiques。（法语，意为维吉尔的《田园风光》。）我疑惑地问自己，为什么在美国政府大楼中会出现拉丁文题铭和法语人名。很明显的是，一位法国艺术家奉命制作这幅壁画，他也懒得操心用英语写出“维吉尔：《田园风光》”这几个字。华盛顿没有一个负责人注意到这种反常情况。这让人觉得这幢大厦的大门上似乎写着这样的名称：Département de l’Agriculture。（法语，意为“农业部”）。
（一个相似的小插曲：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UCLA）图书馆的墙壁上有这样一句家喻户晓的话：“Haec studia adulescentiam alunt，sene22ctutem oblectant．”（意为“学习使我在年轻时充实自己，在年老时慰藉自己”。）第一次看到它时，我感到震惊：他们竟把维吉尔当成这句名言的作者！如果连一所著名学府都不能区分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话，美国的文化已衰退到了何等程度？可怜的西塞罗，就在这篇名为《ProArchiaPoeta》的演讲（也就是该句话的出处）中，坚持认为所有的男人都追求死后的名誉，即便是那些写诸如《蔑视天国》之类的宗教文章的人也不忘写上自己的名字，以示自己是该文的作者。或许这个自负之极的演讲家现在能感到一些慰藉了，因为“维吉尔”三个字已从图书馆墙上抹去，取而代之的正是他自己的名字。）
我已完全记不得我同亨利·华莱士那次短暂会晤时的情景了。但可以肯定那次见面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想必是出于对我的安慰，比恩给了我一本欧文·费希尔的《稳定的货币》，那是费希尔作为礼物赠给华莱士的。这本书仍然在我的图书馆里。比恩后来成为预测竞选结果的著名专家，尔后又写了一本书，专门预测将来的股市波动状况。
在1936年和1937年里，我写了一本书来阐述我对商品本位货币制的观点。1937年它以《储备与稳定》为题发表。在选择书名的时候，我想起了亨利·乔治那头韵体①的书名《进步与贫穷》。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储备与稳定》能与乔治的经典之作一样能在经济文丛中占据一席之地。我在这本书上花了不少精力。书中引用了不少其他作者的观点和论述，在附录里以一大串脚注的形式一一注明其出处。关于我所提议的以“商品单位”来表示价格变动，书里也提供了许多数学计算，这些计算是由我侄女完成的，她现在已是朱迪恩·普尔博士，一位血液学的权威。我首先请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替我出这本书，但他们婉言谢绝了。尽管麦克劳—希尔出版社有充分理由怀疑这本书的未来销路，他们还是同意出版这本书——这无疑是出于对《证券分析》一书获得成功的敬意——但条件是我必须自己负责第一版（2000册）中卖不掉的那些书，以确保他们不蒙受经济损失。这当然是一个不太荣耀的协议，但我还是立即接受了，因为我急着想出版这本书。有多少作者，为了出版那些他们自认为是思想史上里程碑性的著作，不得不做着同样的事啊！
当这本书即将完稿时，另一个可能让罗斯福总统接受我的建议的方法出现了。赫尔曼·巴鲁克与他的兄弟伯纳德谈起了我的计划，似乎引起了这位伟大金融家的一些共鸣。巴鲁克将我请到他家里，让我谈谈我的想法。在他邀请我的时候，《储备与稳定》一书的校样刚刚完成。我们谈得很好。巴鲁克说他确信这就是大家翘首以待的经济出路。他愿意与我联名提出这个计划，并将它尽快呈交给罗斯福总统。我答应在第二天下午给他送去一部校样。我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罗斯福与巴鲁克之间关于“格雷厄姆计划”的讨论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现在还在等待呢，因为我从未直接得到过任何一点回音。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的校样连同一张含糊其词的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