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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揭示了新税制基本上是以前几十年发展的实践和政策为基础，因而没
①
有什么真正的新内容，但这也不能减轻它的重要意义。我们只要对这一改革
提出几个人所周知的特征就够了，把现存的纷杂的税制统一成一种基本税，
根据当地情况在每年两次征税 （由此产生了这一令人误解的名称）中缴纳一
次；根据财富和财产分等征税，而不是向所有纳税者按统一的税率征收；税
额一部分征现钱，虽然税的实物仍占绝大部分；取消各地本地户和新来户之
别。这些特征充分证实新税制对当时变化的经济情况作出了反应。
但只有在找到了从地方取得岁入的适当机制的情况下，新税制才能提供
足够的岁入。在这一方面，新税的组成确实顺应了当时存在的情况。它通过
地方份额制而得到推行。
根据这种地方份额制，地方当局在管理财政事务时有很大程度的自由，
但它们必须缴纳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在事先互相商定的税收份额。实际上，
中央政府放弃了进一步对全国财政进行严密的中央直接控制的门面，作为报
偿，它定期定额取得岁入。这些份额反映了形形色色的行政惯例和不同的社
会状况，政府在确定份额和放弃税率一致的门面时，默认了当时存在的赋税
负担不均的情况——这一点后来遭到严厉的批评。在实际处理地方征收的岁
入时，两税法的改革把无疑已在使用的手续制度化了。岁入的分配在州一级
分成三个特定部分：留作地方开支的部分 （留州）；送交上一级政府的部分
（送使）；上缴中央国库的部分（上供）。与新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一
做法成了沿用到唐末的定例。为了推行改革，朝廷委派授以特权的官员 （黜
陟使）到帝国的11个大区与地方长官直接接触并商定份额。由于正常的官僚
渠道远不宜推行涉及面如此广泛的新措施，德宗于是使用了专门任命和可信
赖的代理人。
德宗想恢复中央权力的基本目标不但需要增加中央本身的收入，而且要
全面加强对财政机构的控制。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其中有著名的日野开三郎）
则走得更远，他们争辩说，实际上新税制的每一个特征都含有削弱地方权力
①
的手段。但它是否有这一具体明确的意图，这也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出于
财政的目的通过消灭本地户和外来户之别，地方当局能向他们征税而不上报
中央政府的潜在的纳税人无疑大大地减少了。可是中央政府的首要目的肯定
是单纯地要从这一明显的税源扩大自己的税收基础。特别要指出的是，德宗
① 关于这一改革的主要特征，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39 页以后及它所列的参考材料。
① 特别见他的 《两税法的基本四原则》，载《法制史研究》，11 （1961 年），第40—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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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认识到，在落实这一措施时，不论它有何失误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
新税制是与当前政治现实的有意识的妥协，它打击地方的力量，但只是间接
地打击。此外，由于不能指望在搞自治的藩镇充分贯彻这些政策，那些难以
定性的表面上服从中央的地区就成了这一措施的真正贯彻对象，那些地方在
执行中央政策时几乎是半心半意的，它们的财政机构提供的收入也比较少。
但是即使有这些保留意见，这一全面的新税制的采用无疑地从德宗的统
治一开始就为他树立了一个坚强的、有改革精神的君主的形象。推行两税法
的结果几乎立刻导致了长安新政权与地方的自治势力的第一次摩擦。780年
初期，被派往与河北三镇商谈的黜陟使指示魏博将其军队从七万人减至三万
人，可能此数是规定藩镇拥兵的最大限额。这名专使在河北可能越权行事；
也可能他在朝廷的命令下以此试探地方政体的反应；也可能这些专使所受的
权限确实比现存文献记载的要更加广泛。结果，命令不但被拒绝执行，而且
被节度使田悦 （田承嗣的接任者）所利用，因为他能把自己打扮成受朝廷解
甲的威胁而危及生计的士兵的保护人。由于政府很快打算削减地方军队的流
言已经传开，这件事一定给人们以强烈的印象。
德宗还力图明确地亮明他的态度：自治的藩镇与其他藩镇对朝廷同样有
正规的财政义务。他登基不久，就拒收平卢节度使的一笔厚礼。然后在780
年春，当平卢节度使 （再次）和魏博节度使上呈德宗大批“贡”品时，皇帝
大造声势，把钱财作为正式税收转交国库。德宗从一开始还力图重新对地方
高级官员本人进行控制。779年后期，他成功地把西川的一个统治已有14年
之久但其忠诚已成问题的节度使召回朝廷并将他拘留。780年春，他当机立
断地惩处并撤换了西北泾源镇的一个篡权者，而不像代宗在以前所做的那样
承认他的指挥权。甚至位列盐运使之首的那位受人尊敬、办事特别干练的刘
晏也证明不是必不可少的：那一年夏天，他被贬和被处决，他的以扬州为基
地的行署也部分地被解散了。
德宗即位的第一年末，最强有力的地方领袖人物确信，他迟早会对他们
采取行动。他们的利益当然是维持原状，而这正是德宗此时威胁着要加以摧
毁的。总的说，他们的目的是很有限的。与近代的军阀一样，他们基本上只
想让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自行统治。在这一方面，在他们控制的百姓心目中，
很难说他们有什么合法性。偶尔我们也能从史籍中发现少数敦促这些藩镇服
从皇帝意志的建议；但真正抵制地方统治的活动很少出现。为了通过成立统
一战线来保持其特殊地位，在代宗朝的后期，其中四个藩镇缔结了反朝廷的
联防公约。它们是魏博、平卢、成德和襄阳四镇，最后一个位于汉水，它尽
管资源有限，却在篡权而成为节度使的梁崇义的治下抱有独立的野心。在这
些年间，幽州和淮西对朝廷采取一条和解的路线，但前者由篡权者朱滔所统
治，后者由李希烈统治。因此它们不应与那些真正听命于中央指令的藩镇相
混。
在这些情况下，随着德宗采取了日益严厉的态度，局势必然趋于紧张，
以致发展到汴州在781年初期加固防御设施时流言蜂起，说朝廷在准备讨伐
平卢，而后者也转而动员自己的军队以保卫自己的地盘。可是真正交战的原
因却在成德的李宝臣死后不久形成，李是在安禄山之乱结束时被任命为节度
使以控制其地盘的原来叛乱者中最后的一人，但此时朝廷拒绝批准其子李惟
岳接任节度使之职。虽然成德的同盟者施加压力，但德宗决不让步，这样就
使李惟岳处于一个篡权者的地位。显然，只有通过武力才能把他清除，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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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盟友看到城墙上的文告时，他们就准备支持他反抗朝廷。此事触发了从781
年持续到784年的一系列的东北藩镇之乱，而在河南和西北的一些次要的叛
乱则一直持续到786年。①
人们常常谴责德宗在挑起一次武装对抗时过于莽撞，但应该看到，他对
局势的最初估计决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成德、魏博和平卢组成的阵营咄咄
逼人，但这个阵营却面临着西面三个忠于王朝的强大藩镇：河东、昭义和宣
武 （汴州），在北方它还面临更强大的幽州。从780年初期起与吐蕃关系的
缓和而最后导致在783年缔结的一项正式的条约，使朝廷能够把西北的军队
重新部
署到东北。虽然朝廷希望通过专门处理，以使襄阳的梁崇义不参加叛乱，但
有人假设，即使他谋反，他也容易被周围忠于王朝的藩镇所牵制。当时德宗
的主要错误与其说是在这个时候采取行动，倒不如说他未能认识到他的目标
应有限制，进行时应该深思熟虑。叛乱诸镇的目标不过是保存自己。它们的
要求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希望保持自己的地盘和使自己的军政组织完整无损；
充其量也只是想适度地扩大领土。魏博在775至776年已经表明是如何做到
这一点的。
冲突的第一阶段对朝廷来说是成功的。意义重大的是，新扩充的神策军
第一次在这场讨伐藩镇之战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叛乱的藩镇结了盟，而且
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支援，但总的说结盟军不得不各自为战。
它们之中最弱和最孤立的要算襄阳，它不能进行什么真正的抵抗，而且
于781年秋在淮西镇占优势的勤王军面前垮了台。在河北，魏博的田悦想占
领太行山以东昭义的几个重要的勤王的城镇，但在围攻时遇阻并于781年年
中大败而归。782年初的又一次战败使他被围于自己的治地魏州。在北面，
成德的重要将领之一张孝忠在关键的战略城市易州的倒戈，甚至在战斗发生
之前就严重地削弱了成德的力量。张孝忠随即投奔了由节度使朱滔率领的幽
州军，并在782年初期大败成德军，这样就危及了成德的生存并促使李惟岳
遇刺身亡，而在最初，斗争就是由于他的接任问题引起的。杀他的刺客为高
级将领王武俊，他篡夺了成德节度使之职，立刻向朝廷投诚。在南面，李纳
在前一年他父亲死后就成了平卢事实上 （但未经朝廷批准）的领袖，他没有
实现夺取运河控制权的第一个目标，从此他发现自己处于强烈的军事压力之
下。到782年春，他也谋求与朝廷和解。结束叛乱的前景在望，只有魏博